作者：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所首席研究員
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新冠肺炎疫情是經濟全球化以來影響世界經濟格局走向的一次重大外部衝擊。一方面,疫情恐使全球經歷“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全球貿易急劇萎縮;另一方面,疫情衝擊正加劇國家間的結構性洗牌,加速中美“脫鉤”及供應鏈、産業鏈本地化、區域化、分散化趨勢,後疫情時代全球經貿格局與秩序重構恐難避免,應加快推動亞洲經濟迴圈。
疫情或將加速中美“脫鉤”進程
當前,美國以規則霸權工具為基礎,以“國家干預主義”取代“新自由主義”、以“權力邏輯”取代“市場邏輯”;以“長臂管轄”取代“全球規則”。
“國家干預主義”取代“新自由主義”。美國正在用國家干預主義取代新自由主義,包括一系列“退群”行為完全破壞了經濟全球化的制度基礎。體現在對華戰略上,表現為通過在經貿、科技、投資、金融、國家安全等一系列立法層面的國家力量進行限制甚至“脫鉤”。
“權力邏輯”取代“市場邏輯”。美國對華戰略框架開始從傳統的“接觸+遏制”迅速向單純“遏制”轉型。以2018年開始的中美經貿和高科技領域摩擦為標誌,這一轉型進入高潮,並成為中美建交以來兩國關係最為深刻的變化。美國在經貿、高科技領域發起對華“脫鉤”行動,決心打擊中國的經濟産業、科技發展,在其本國必然遭受同樣慘重損失的情況下,仍然發起對華貿易戰和科技戰,可見其權力邏輯已經取代市場邏輯,並開始試圖對中國進行“權力控制”。
“長臂管轄”取代“全球規則”。美國顯著加大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對他國單方面制裁力度,試圖借助司法霸權彌補美國在經濟、科技、軍事領域領導力下降留下的空白。例如,4月27日,美商務部宣佈正式對中國、俄羅斯、委內瑞拉等三國實施新的出口限制政策,防止上述國家以民用供應鏈為藉口獲取美國半導體生産設備和其他先進技術,並最終用於武器開發、軍用飛機、偵察技術等用途,其中第三項內容就是終止“額外允許的再出口”(APR)條款許可證豁免。該條款將要求其他國家向上述國家出口美國産品時,必須需獲得美國政府許可,這意味著美國通過“長臂管轄”延伸至對第三國乃至全球範圍實施對華“全産業鏈控制”與“脫鉤”。
疫情後産業鏈競爭與市場資源爭奪更趨激烈
過去美歐為世界經貿提供市場和技術,疫情使其購買力大幅萎縮、關鍵零部件中斷,國際經貿格局可能出現重大調整。
疫情後市場資源將成為“稀缺資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預測,疫情及其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使得今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降幅或將高達40%。在海外市場“蛋糕”逐步縮小的背景下,將進一步加劇國際引資之間的競爭。
疫情衝擊加速西方國家“國産替代”。疫情促使西方國家重新審視高度依賴“中國製造”問題,加速供應鏈轉移以及“國産替代”。政府權力擴張是美歐應對本次疫情的一大特點,除了動用各類緊急法案,實施出口限制等措施外,還體現為對企業的掌控。如美國緊急啟動《國防生産法案》力保戰略物資生産本土化,同時,支援聯邦政府購入受影響公司股份;法國擬考慮動用“終極武器”——國有化等干預措施來保護受威脅的航空、汽車等行業的大型企業或重要經濟資産。
區域分工將會加速替代全球分工。可以肯定的是,疫情是一次結構性的衝擊,疫情會加速世界的多極化趨勢,區域分工將會加速替代全球分工,一些超大型的區域貿易安排,如CPTPP(經濟規模佔全球的比重13.1%)、歐日EPA(經濟規模佔全球的比重28.1%)、美墨加協定USCMA(經濟規模佔全球的比重27.6%)等的簽署也會進一步強化北美、歐洲、亞洲三大板塊的區域化屬性。因此,未來美歐政府為了建立更加可控的供應鏈體系,將其周邊可信國家等加強合作,推進聯盟內一體化。美國會加強美墨加三國北美自由貿易區地位;歐盟內部的中東歐國家可能承接更多産業轉移。多邊貿易體制將面臨更大挑戰,全球三大産業鏈、供應鏈將進一步區域化,區域産業鏈、供應鏈之間競爭也更為激烈。
亞洲價值鏈是全球價值鏈迴圈的“中樞”
本世紀初,全球有三大生産中心深度參與全球産業鏈、供應鏈,分別是以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為核心的北美板塊,以德國、法國、荷蘭、義大利為核心的歐盟板塊,以及以中國、日本和南韓為核心的東亞板塊。近10年來,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增長最快的區域是亞太區域,年均增長達到4%以上。亞洲國家全球産業鏈參與度的提升與這些國家的製造業興起密切相關。除參與度提升外,東亞、東南亞、南亞地區在全球産業鏈的生産力也在不斷增強。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高科技産品佔出口比重迅速加大。全球製造業産出的50%以上來自亞洲,數據顯示,2019年亞洲製造業GDP超過7.1萬億美元,其中中國(4.1萬億美元,佔亞洲的58.3%)、日本(1萬億美元,佔比為14.7%)和南韓(5000億美元,佔比為6.3%),為全球最重要的製造業基地以及中間品貿易板塊。
中間品貿易將全球産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緊密連結在一起,形成了更為緊密的生産貿易網路。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亞太區域內貿易的增長速度幾乎是世界貿易的兩倍, 而且遠遠超過了北美自由貿易區( NAFTA) 和歐盟( EU) 區域內貿易的增長速度。亞太價值鏈(尤其是東亞價值鏈)是全球貿易迴圈中最為關鍵的鏈條之一,也是全球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力。
從關聯度看,中國對日本、南韓、東盟等亞洲國家的生産活動聯繫更為緊密,尤其是電腦電子光學門類最為突出。而日本的經貿也更加倚重中國及東盟貿易夥伴。日本的貿易夥伴集中在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地區。
然而,中間品貿易比重越高,對産業鏈、供應鏈衝擊越大。疫情對産業鏈形成衝擊,尤其對全球價值鏈融合程度高,且嚴重依賴於外部需求的亞洲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受到較大衝擊。除中國外,日韓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據IMF最新預測,受疫情影響,2020年亞洲經濟將出現增長停滯,這是過去60年來前所未有的。因此,重振産業鏈、價值鏈供應鏈,亞洲區域有非常迫切的要求。
在全球經濟大迴圈中積極推動亞洲經濟迴圈
總體看,亞洲經濟體具有很強增長韌性。當前,二十個增長最快的經濟體有一半在亞洲,佔全球GDP的40%;世界人口的60%生活在亞洲,不僅生産在亞洲,未來需求也將在亞洲。過去十多年間,新興市場的全球消費佔比增長近50%。在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當中,本國商品的國內消費佔比上升。
亞太國家經濟發展水準、發展階段有很大的差異,而不少國家的産業結構和比較優勢又可以形成互補,亞太經濟體可通過市場的進一步對接,擴大需求規模,利用垂直專業化機制實現差異化競爭,從而為構築完整的價值連結創造條件,形成更為緊密的價值鏈貿易方式。
疫情不僅給全球産業鏈帶來了危機也創造了新的機遇。近年來隨著數字科技以及人工智慧的發展,國際市場的生産要素定價也發生變化,這將會帶動各國在國際貿易中比較優勢的變化。疫情導致的全球經濟大衰退,資本産出率增速下降以及大規模失業潮可能對勞動生産率帶來長期影響。特別是發達經濟體大規模財政貨幣刺激推升債務率可能會嚴重影響包括研發在內的投資,導致短期勞動生産率和全要素生産率進一步下降。總體而言,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勞動生産率將進一步分化。
目前來看,亞洲應把在合力抗擊疫情的做法延伸到産業鏈、供應鏈層面。短期看,應共同推動産業鏈修復和供應鏈運轉,加快貨物通關和通行效率,確保物流暢通,協同修復供應鏈,保障供應鏈穩定。中期看,亞洲應積極加強在5G、數據中心、雲計算、人工智慧、物聯網、區塊鏈等新一代資訊通信技術、數字基礎設施合作,提升亞洲價值鏈數字化、智慧化水準。長期看,應加強亞洲價值鏈整合,儘早推動RCEP在年內達成,並通過自貿協定加速要素更大範圍自由流動,加速打造亞太統一大市場及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