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後疫情時代的全球化創新發展
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帶來的衝擊，已經超越了公共衛生和經濟貿易領域，不少人開始對全球化進行反思，對更深層次的全球發展秩序和框架心懷憂慮。筆者認為，儘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逆全球化思潮的催化劑，但全球化作為隨著與工業化同步而生的發展大趨勢，不會就此終結。
縱觀人類發展歷史，歷次危機和動蕩都沒有壓垮全球化，反而成為全球化推陳出新的契機。二戰後形成的聯合國體系和佈雷頓森林體系代替了被戰爭衝擊得破碎不堪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維護來之不易的和平，推動人類社會從戰爭的創傷中恢復。同時，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貿易組織(WTO)三大支柱推動下，人類社會財富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愈加豐富。而2008年經濟危機後，二十國集團（G20）則展現出其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成為全球化框架中維護世界經濟穩定發展和應對未來危機的重要多邊合作機制。
當前，新冠疫情已成為2008年金融危機後人類歷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危機，全球化發展也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面對新的挑戰，各國需要創新發展全球化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
疫情過後，世界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將是一個長期過程，全球格局可能出現重要變化，區域合作趨勢會更加明顯。由於全球價值鏈在疫情中暴露了缺陷和脆弱性，各國對自身産業佈局的干預可能會增加。全球價值鏈的形成，本質上是由追求效率和利益的市場規則推動形成的，所以儘管全球價值鏈在疫情過後面臨改變和重組，但不可能被完全拋棄。區域一體化作為既能保障一定産業安全，又可以維持國際分工的合作趨勢，將在疫情過後更加明顯，並成為推動國際多邊合作的重要方式。
疫情還凸顯了各國對於合作包容度、意識形態以及多邊合作價值觀等的認識差異，東西方社會之間、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距離可能被拉大。疫情過後，各國更需要通過全面合作，構建更加包容的全球化發展框架和更平衡、更能體現當代國際關係變化的全球化體系。
創新發展全球治理體系需要對現有全球化框架進行多方面的提升，如推進WTO改革以維護國際自由貿易秩序、建立新的國際組織和新的治理機構以應對包括人才流動、技術創新、跨國公司管理等在內的新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説，全球化面臨十字路口，也是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的重要契機，對中國進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至關重要。
各國應更加充分利用G20等多邊機制加速實現經濟恢復。疫情致使全球經濟面臨衰退危機。IMF預測2020年世界經濟將收縮3%；WTO則警告稱2020年全球貿易量或將減少約五分之一。因此，對維護全球秩序而言，防控疫情只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推動世界經濟恢復。為了推動G20更好地發揮作用，G20可設置秘書處統一協調舉辦會議、發佈年度報告和設置並推進成員國討論議程等。
中國、美國和歐盟作為世界上最大的三個經濟體，應合力推動疫後世界經濟重振。疫情期間，由於國際航運和貿易供求都減少，歐盟退居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而美國則成為中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疫情過後，中美歐三方之間的貿易合作潛力應重新釋放。對此，各方應遏制本國國內出現的保護主義苗頭，降低貿易壁壘，推動自由貿易發展。
疫情過後，世界經濟復蘇需要新的推動力，“一帶一路”項目應可以成為各國開展合作恢復經濟的重要抓手。為此，“一帶一路”可向多邊化發展，吸引更多的國家參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也可與世界銀行、亞洲發展銀行等機構進行合作，不僅可以投資傳統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還應更加重視“新基建”項目。
在經濟合作之外，各國還應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環境污染等問題方面開展更多討論。雖然疫情出現後，人們的目光更多地集中在全球公共衛生領域，但是從長期來看全球氣候和環境問題給人類可持續發展帶來的潛在威脅並不亞於未來可能出現的公共衛生危機。而且氣候和環境變化還可能對人畜共患病的傳播産生影響，從這個層面上來看，加強全球氣候和環境治理還有利於各國減少未來再次出現全球流行病的風險。
新冠疫情給人類發展提出更多挑戰，各國在推動全球治理創新方面都面臨更加緊迫的任務。中國在應對疫情過程中，務實高效、穩健有力的國家治理體系得到進一步鞏固完善，表明中國具有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多領導帶動作用的實力，因此應當更加積極主動與世界溝通，提出能夠彌合全球差距與不平衡的全球治理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