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國研智庫·新舊動能轉換泉城論壇2018”在山東省濟南市舉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出席論壇，發表題為《深度參與新工業革命，加快新舊動能轉換》的主旨演講。以下為演講全文。
深度參與新工業革命 加快新舊動能轉換
——在國研智庫·新舊動能轉換泉城論壇2018上的主旨演講
李偉
中央高度重視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國務院今年1月正式批復了《山東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建設總體方案》，山東省在推動新舊動能轉換方面已積累了不少經驗。今年6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濟南市考察時強調，“創新發展、新舊動能轉換是我們能否過坎的關鍵”。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在濟南舉辦新舊動能轉換的高端論壇，總結新舊動能轉換的實踐經驗、研討新舊動能轉換的方略路徑，對於下一步更好推動新舊動能轉換，促進經濟高品質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借此機會，我想就新舊動能轉換談三點認識，供大家討論。
一、新舊動能轉換是當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主旋律
經濟結構優化調整是一個長期的戰略性任務。十八大以後，黨中央對我國經濟形勢做出了“三期疊加”的重要判斷，也就是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這一期間，我國通過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保持了經濟平穩較快增長，但結構調整的任務還遠沒有完成。黨的十九大再次重申了優化經濟結構的任務，指出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
優化調整經濟結構，關鍵是要推動新舊動能轉換。經濟結構的內涵很多，包括産業結構，投資消費出口三大需求結構，還包括城鄉結構、區域結構、要素分配結構等各個方面。從經濟增長的根本因素看，經濟增長就是技術進步和産業的不斷升級。所以，從這個角度説，經濟結構優化調整的核心內容是産業結構調整，是産業的不斷升級，也就是高新技術製造業，數字經濟、共用經濟等新興服務業的加快發展。這些新技術、新産業和新業態，正因為其新的本質，往往是最有發展空間、最有市場競爭力的所在，既是經濟新的增長點，也是最核心的新動能。因此，在當代中國，經濟結構優化調整的過程，一定是新技術新産業新業態加快發展的過程，一定是新動能加速成長和新舊動能加快轉換的過程。
我國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已取得重要的階段性成果。“中國製造2025”戰略實施，不少新産業新技術取得突破，涌現了一批智慧製造示範企業；電子商務、數字經濟、人工智慧和“網際網路+”等多個領域，取得了快速成長。我國中高端製造業在全球的競爭力也在穩步提升。比如，2012-2016年，中國中技術産品的出口額從4183億美元增加到4331億美元，增加了3.5%，而同期美國從4213億美元下降到3900億美元，下降了7.4個百分點，日本中技術製造業出口額從3901億美元降至3177億美元，降幅達18.6%。同期，中國在高技術産品出口上增長了1.2%，而美、德、日、韓四國的高技術産品出口總和減少了2.2%。在反映創新能力的國際專利方面，我國也取得可喜的進步。2017年，我國首次超過日本，在國際專利申請數上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少數企業例如華為公司甚至已經成為全球申請專利最多的企業。新動能的成長還包括傳統動能的升級。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國紡織服裝、鋼鐵建材等一大批傳統産業的轉型升級取得了顯著進展。
近期國際經貿環境的變化，凸顯了我國經濟結構和産業發展的短板，也凸顯了發展新動能，加快動能轉換的極端重要性。今年以來，美國先後對我國500億和2000億輸美商品加徵關稅，執意掀起了貿易戰。我國也進行了堅決的反制。但也要看到，美國之所以敢首先在貿易領域挑起中美爭端，與我國經濟結構和産業發展存在短板有直接聯繫，與我國在關鍵技術、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供應上受制於人有很大關係。特別是去年以來，我國投資增速明顯下降，消費增速2010年以來也逐年下滑，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實質上是我國的新動能還不夠強大，經濟增長的動能轉換還沒有完成，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還不夠強。只有加快新舊動能轉換，培育經濟增長的澎湃動力，才能在更好應對外部挑戰中，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
二、推動新舊動能根本轉換必須深度參與新工業革命
推進新舊動能轉換，關鍵是要依靠技術進步和創新。從全球經濟史的長視角看，我們推進新舊動能轉換，載體是新工業革命，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
依照關鍵投入品、主導技術及産業、對生産生活方式的影響等標準，世界經濟史上至少已經發生了三次工業革命。每次工業革命都推動了新舊動能的根本轉換，帶來了生産力的巨大躍升，重塑了全球經濟格局。
第一次工業革命又稱為“蒸汽技術革命”，從18世紀70年代左右開始，以蒸汽機被廣泛使用為標誌。第一次工業革命催生並壯大了紡織、冶金、鐵路等行業，推動了英國從工廠手工業向現代大工業過渡，實現了經濟增長動能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化工業轉變，並使英國一躍成為全球最發達的經濟體。
第二次工業革命又稱為“電力技術革命”， 發生在19世紀70年代，以“電氣化”為主要標誌。第二次工業革命使鋼鐵、汽車、電氣、石油化工等産業飛速發展，經濟增長動能從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機械等工業向資金密集型的重化工業轉換。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美國和德國超越英國，成為全球經濟的領頭羊。
第三次工業革命有人稱之為“電腦及資訊技術革命”，發生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第三次工業革命推動電腦、航空航太、資訊技術等産業蓬勃發展，經濟增長的動能從重化工業向高技術製造業轉換。借助第三次工業革命，美國成功應對了來自蘇聯、日本和歐洲的強大競爭，保持並鞏固了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地位。
回顧前三次工業革命的歷程及全球經濟格局演變的歷史，可以判斷，工業革命是國際經濟政治格局變遷的長期性、根本性因素；近代以來的大國崛起史，就是一部工業革命史，就是一部工業革命推動經濟增長動能實現根本性轉換的歷史。
當前正處於新工業革命的快速發展期。近年來，全球出現了一系列有重大影響、甚至是顛覆性的新興技術，包括新一代資訊技術、智慧製造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人工智慧技術等。這些技術相互交叉融合、深度滲透，許多領域都處在産業化突破的臨界點。各界普遍認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我們已處於新工業革命過程中。
當前我國促進新舊動能轉換，關鍵在於抓住新工業革命的機遇，深度參與甚至在某些領域引領新工業革命。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包括美國、英國和德國在內的發達國家紛紛提出了再工業化戰略。這絕不僅僅是簡單的製造業回歸，而是搶佔新工業革命的主導權，進一步提升我國製造業的全球競爭力。我國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二，但每人平均GDP（分別按購買力平價和現價美元計算）僅為美國的1/3左右和尚不足1/6。雖然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還存在一定的後發優勢。但是，隨著我們和發達國家相對差距縮小，後發優勢釋放節奏明顯放緩，經濟增長動能削弱，特別是當前逆全球化、貿易及投資保護主義升溫，大國經貿摩擦增多，可利用的全球市場及技術轉移空間受限。同時，我國創新活躍區域産業基礎較好、經濟發展水準較高、創新生態良好，已經達到深度參與新工業革命所需要的産業技術門檻。在此背景下，我們更需要深度參與甚至在某些領域引領新工業革命，向新工業革命要技術、向新工業革命要市場、向新工業革命要動力。
三、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是促進新舊動能轉換的根本路徑
根據當前我國內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特別是新工業革命在全球各國激烈競爭的態勢，我認為，充分培育激發經濟新動能，根本路徑還是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
一是要在充分參與國際競爭和合作中謀創新、謀發展。新知識新技術的創新具有規模性，現在的新工業革命成果很多是集合了全球的智力成果，是各國科技人才相互激發、相互競爭的産物，許多技術甚至呈摩爾定律式的加速發展。封閉式創新的結果很可能是與前沿技術越拉越大。當前，在多個技術領域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還有許多“卡脖子”環節的情況下，我們首先要立足於自主創新，因為“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但是，也不能因此走回到閉關鎖國的舊思想中。要看到，即便是發達國家之間，雖然對最先進技術也絕對互相提防，但這並不影響他們在多方面的合作。因此，我們必須要加大加快對外開放力度，加強國際合作，構建新工業革命夥伴關係。習近平總書記在7月的金磚國家約翰內斯堡峰會上，已經提出“共同建設金磚國家新工業革命夥伴關係”和“聯手加快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和轉型升級。”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政府也可以在構建新工業革命夥伴關係中發揮積極作用。
二是要在真正落實産權和智慧財産權保護政策中謀創新、謀發展。英國和美國之所以能相繼成為工業革命的引領國，與其建立了一套比較完善的産權保護制度直接相關。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年來，我國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産權和智慧財産權保護制度，關鍵是要把這些政策真正落實好。要充分認識到，對産權和智慧財産權的保護一定是要隨著發展階段而及時變化的。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各項技術都差，技術主要來源是向外國企業學習，自然要採取相對寬鬆的保護政策，現在不少發展中國家也都是這樣，日本南韓這些後發追趕型國家在起飛初期也是如此。但是，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智慧財産權保護必須要及時加強，否則，國內企業沒人去創新，國外最先進技術又引不來，還怎麼進步呢？近些年來，我曾多次對外國人講，在保護智慧財産權方面，來自中國企業界的呼聲並不比外國企業界低。所以説，我們各級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要切實加強對各類企業自主經營權和財産所有權的保護，切實維護企業家人身權、財産權、人格權和創新收益權，保障各類創新創業者的智慧財産權。只有這樣，才能充分激發創新積極性，發展新産業，培育新動能。
三是要在著力營造審慎包容和嚴管厚愛的監管中謀創新、謀發展。快速的技術創新和生産力變革很容易引起原有既得利益群體的反對，並引發不恰當的過嚴監管，而新技術、新事物初期力量弱小，本身就不完善，過於嚴格的要求可能會從一開始就扼殺了新産業的發展。歷史上，英國“紅旗法案”的例子值得我們警惕。1865年英國議會通過了一部《機動車法案》，其中規定，每一輛在道路上行駛的機動車，必須至少由3個人駕駛，其中一人必須在車前50米以外步行作引導，還要用紅旗不斷搖動為機動車開道，該法案後被人嘲笑為“紅旗法案”。這個法案出臺的根本原因是因為當時佔主導地位的馬車生産商和運營商利益集團；這個法案過嚴的監管直接導致英國汽車産業永久喪失先發優勢，而被德國和美國超越。因此，我們對新興産業，一定要堅持審慎包容、嚴管厚愛的原則，要在“強監管”和“包容性監管”之間尋求合理的平衡，從而為新興力量創造時間和空間。
四是要在營造公平競爭和簡政高效的營商環境中謀創新、謀發展。近年來，我國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在全國推進“證照分離”改革，壓縮企業商標註冊週期、工程建設項目審批時間，深入推進“網際網路+政務服務”，使更多事項在網上辦理，推廣“只進一扇門”、“最多跑一次”改革，各地的營商環境已經有了很大的優化和進步。但是也要看到，我國的營商環境整體上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世界銀行在其發佈的《2018年營商環境報告》中，在190個經濟體中，我國排名第78位，處於中間水準。國內各地區之間也還存在較大的差別，有些地方做得好，有些地方做得差些。隨著我國經濟進入高品質發展的新階段，各地要更加重視營商環境建設，要從以前的“比招商，比優惠，比政策”轉變到“比管理，比服務，比營商環境”上來，以更好的環境，促進各類市場主體更好地發展，促進新動能培育壯大和新舊動能轉換。
最後，我想再次重復一下今天發言的主要觀點：新舊動能轉換是當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主旋律，推動新舊動能根本轉換必須深度參與新工業革命，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是促進新舊動能轉換的根本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