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1月18日訊（記者 楊少旻）2017年初，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中東地緣政治格局變化加劇，特朗普中東新政策對地區局勢和反恐戰爭、敘利亞內戰、阿拉伯國家關係等均産生了深刻影響。2018年，中東局勢將如何演變？又將如何牽動世界全局？為此，中國網記者近日對前中國中東問題特使吳思科先生進行了獨家專訪。以下為採訪實錄：
中國網：2017年，敘利亞危機出現積極變化，“衝突降級區”的建立使部分地區已實現停火，特朗普停止繼續向“溫和反對派”提供武器和訓練，您怎樣分析目前敘利亞局勢及未來走向？
吳思科：的確，2017年敘利亞境內反恐取得重大進展，自2015年俄羅斯加大在敘利亞反恐出兵力度以來，2017年特朗普上臺後為援助拉卡戰役也增大了軍事投入，兩大國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擴大自己在敘利亞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也為了打擊“伊斯蘭國”恐怖集團，所以，戰場上的局面得以出現了扭轉。
四個“衝突降級區”實際代表了不同力量在敘利亞的角逐，俄羅斯支援下的敘利亞政府軍控制著主要地區，美國支援下的庫爾德武裝控制著拉卡和幼發拉底河附近地區，沙特等支援的其他反對派控制著靠近伊拉克邊境的地區。
敘利亞政府強調主權不容分割，但就敘利亞目前的狀況來看，不同勢力的存在將會是一個長期的現實。另外，敘利亞政府釋放出一些樂觀資訊，稱敘利亞要轉向重建階段，這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例如，修改憲法、籌備大選，這都是未來敘利亞政府需要考慮的問題。
中國網：隨著中東地區進入“後‘伊斯蘭國’時代”，伊拉克、敘利亞及國際社會應怎樣合作，防止“伊斯蘭國”捲土重來？除了軍事力量上的打擊之外，應該在政治、外交、意識形態層面，做出哪些努力來徹底消滅該地區的恐怖勢力？
吳思科：“伊斯蘭國”雖然作為國家的形態被摧毀，但是反恐仍然任重道遠，恐怖勢力將會以另外一種形式得以繼續，而這種新的方式可能打擊起來更加複雜、難度更大。
首先，“伊斯蘭國”武裝分子可能潛伏到其他地區，如：西奈半島、利比亞、撒哈拉地區或者阿富汗，也可能加入了敘利亞境內的其他武裝力量。
其次，極端思想的傳播越來越引起各方的關注，比如沙特、埃及都強調從伊斯蘭教的角度“去極端化”。此外，網上反恐也是各國所關注的，這必須通過國際社會的通力合作，尤其是在“後‘伊斯蘭國’時代”。
從根本上消滅恐怖主義是一個長期的大課題，第一是推動地區熱點問題的解決，比如巴勒斯坦問題。這一問題得不到解決，隨之而來的是民族屈辱感，是一個不安定的根源，所以，要想從根本上消除極端思想，巴勒斯坦問題必須得到公正的解決。第二是該地區國家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實現社會穩定、發展，改善民生，使極端思想沒有萌生的土壤。
中國網：特朗普上臺後，大幅度調整奧巴馬政府時期的中東政策，並於近日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的首都，啟動將美國駐以色列使館由特拉維夫遷至耶路撒冷，特朗普上臺後一系列舉措對中東局勢帶來哪些影響？
吳思科：特朗普上臺後對奧巴馬時期的中東政策基本上採取了否定的態度，首先體現在對伊朗核協議的全盤否定，重新鞏固奧巴馬時期遭冷淡的地區盟友：沙特和以色列。其次是加大在敘利亞的反恐力度，並增加對庫爾德人的支援力度。第三是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而這一方面是出於在國內拉攏猶太勢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對中東目前形勢研判之後得出的結論。目前，巴勒斯坦處於弱勢地位，阿拉伯國家呈現碎片化態勢，難以對美國構成威脅。
特朗普上臺後的幾大措施無疑加劇了該地區的動蕩和碎片化，成為該地區2017年局勢動蕩的最大外來推手，而且這些措施的影響還在不斷延續。
中國網：2017年，沙特為適應歷史潮流，在國內進行自上而下的變革，在國外致力於在大國關係層面進行政策調整，您怎樣評價沙特目前正在經歷的階段？以及沙特的未來走向？
吳思科：2017年沙特發生了一系列大的變化，穆罕默德被立為王儲，成立反腐委員會，外交上與葉門戰爭、與卡達斷交、與伊朗的對峙仍在繼續。
穆罕默德立為王儲是順應沙特的現實情況，沙特王室的“第二代”已經步入暮年，向“第三代”過渡是大勢所趨。薩勒曼國王有半個多世紀的政壇經驗，此前為立儲做了很多的鋪墊，比如讓穆罕默德擔任國防部長，並出臺了改革沙特經濟的“2030願景”，在經濟上要改變完全依賴石油的局面，社會上打破過於僵化的局面，這些都是適應社會轉型的需要，會得到佔比70%的年輕人的擁護。當然也會有一些制約力量，如何處理好這種較量，將會是下一步穆罕默德王儲面臨的問題。
在外交方面，由於沙特提出的條件卡達難以接受，所以兩國的斷交預計會持續一段時間。總之，不論是從內政上還是外交上，對於穆罕默德來説，都是初登政治頂峰的過程，我相信他將會在磨練中逐步找到更加務實更加合適的方向。
中國網：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到目前為止取得了哪些積極的成果？2018年是該倡議提出五週年，請您展望未來將如何走好“一帶一路”新征程？
吳思科：“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後，該地區國家反應非常積極，一方面是歷史原因，絲綢之路使中國和這一地區擁有共同語言，雙方一直以來有情感上的聯絡，這是很重要的歷史積澱。另一方面是現實原因，中國和該地區國家互補性強，而且該地區自“阿拉伯之春”以來，經過七年的動蕩之後，各國都逐漸意識到，發展跟不上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不同類型的國家都能夠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看到發展機遇，所以態度都比較積極。
當前已有8個中東國家與中國簽訂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協議，有7個國家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國。這些國家在探索過程中，都找到了本國的發展戰略規劃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對接點，例如中國沙特成立的高級別委員會等。
當然，機遇與挑戰並存。首先是安全問題。該地區熱點問題多，恐怖活動較為頻繁，這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風險，所以我們目前積極推動該地區熱點問題的解決，為以後的局勢穩定、雙邊合作做準備。其次是積極處理該地區地緣政治的關係。要讓美國、俄羅斯、歐洲等國了解，“一帶一路”倡議不是一種零和遊戲，不是去搶佔其他國家的利益，而是開放的，是能夠實現利益與共的，不存在排擠哪一方，而是共同把蛋糕做大，這點也是中國未來在外交方面需要付出的努力。除了處理大國間的關係，還要與地區國家、機構增加溝通，增加人文交流，這也是推進“一帶一路”倡議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