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的機遇在哪？簡單的回答就是：關鍵是要敏銳地發現商機的盈利點，找準“一帶一路”機制建設的突破點。
以務實的經濟項目做支撐。在調研過程中發現，很多城市和企業依然不知道要賣什麼，還在絲綢、茶葉、瓷器等“老三樣”上做文章，或者認為“新三樣”（高鐵、核電、航太科技）是國家和國有企業的事情，既不是自身的需求，也不是自己的強項，因此對“一帶一路”的關注度不夠、介入性不強。故此，中國城市和企業首先要在“買賣”等務實的經濟項目上做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之所以不知道賣什麼，主要是因為不知道對方需要什麼。此外，我們要擺脫對稀缺性資源的依賴，擺脫“有什麼就賣什麼”的頑固慣性。例如，一説到東北就賣糧食，一説到內蒙就賣羊肉，一説到新疆就賣能源和棉花，一説到寧夏就賣枸杞，一説到廣西就賣水果、橡膠和黃花梨……另一方面，要擺脫各省市“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狹隘惰性。例如新疆舉辦亞歐博覽會，僅新疆企業是難以滿足近50個亞歐國家商業需求的；廣西舉辦中國東盟博覽會，廣西企業也滿足不了東盟十國的差異性需求；寧夏舉辦中阿博覽會，22個阿拉伯國家到寧夏發現可買的東西實在不多……因此要打破地域限制，在務實的經濟項目上做文章，找到市場的盈利點。
不要過度抬高某些國家或某些項目。不要讓人感到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有求於人”。有企業家對筆者講，中國企業原來到中亞投資，拿一個項目可能只需要10億美元，現在對方知道“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國家戰略，對中國企業來説是必須要做的“政治任務”，而本國又屬於中國必須爭取的“節點國家”，因此開始坐地要價，最後導致我們的企業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去競標一個項目，而且項目本身自然而然會延伸出不必要的政治風險。在經濟上討價還價是好事，但在政治上討價還價，我們往往是只賠不賺。目前最突出的任務是先把標誌性項目做好，積極去除“一帶一路”過多的政治化色彩，等沿線國家主動來找我們，到那時候，我們提要求、設門檻，沿線國家必然會自願提供相關項目的落地保障。
打造優質和品牌項目。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很多企業“蜂擁”而出，不分企業業績、能力、口碑、背景等，統統喊著“一帶一路”的口號，“攻城略地”，其場面頗為壯觀。但是，越火熱時越需要冷靜，需要國家對參與“一帶一路”的中國企業進行識別管理，建立優質企業名單（紅榜）和不達標企業名單（黑榜）制度，不好的企業和項目上黑榜，優質的企業和項目上紅榜，國家要支援有能力、有品質的企業做大做強海外業務，鼓勵有意願走出去的企業逐步提升能力、樹立品牌，並在綜合考評的基礎上代表中國去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目前，中國企業已經有一些海外項目出了品質問題，不僅影響其他企業的後續項目，連相關基建項目都受到牽連。試想一下，如果所有中國企業的走出去項目都和“一帶一路”掛鉤，出了問題必然導致惡性的連鎖反應，導致當地政府和民眾對“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滿與排斥。
儘快編制與完善“輕資産”名單。中國企業目前“走出去”的很多是“重資産”項目：港口、運河、高鐵、核電、大壩……這些項目投資大、週期長、風險大，我們再怎麼低調，都會被人以高調看待，都會自然而然地聯想到“戰略意圖”。現在已經有很多國家開始分析這些重資産項目了，他們認為這些項目是中國國有企業做的，而且這些企業幾乎都具有軍工背景，所以警惕性上升。例如，瓜達爾港、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俄西線天然氣管道項目、尼加拉瓜運河等，總讓人感到這些項目背後的動機“不一般”。因此，我們要打造一批能夠理直氣壯推銷的輕資産項目，如現代農業、中國餐飲、民俗文化、中醫藥等，但前提不是僅賣歷史久遠、獨一無二、價值連城的稀缺資源，而是要通過資源的整合與轉化能夠嚴絲合縫地對接國際需求，在“必需品”上做文章。美國的三片文化、雙H戰略，即美國最賺錢的是“薯片、晶片、影片”以及“以好萊塢為代表的休閒娛樂+以哈佛大學為代表的優質教育”，值得我們借鑒。
不要忘記和冷落國內市場和需求。我國對外開放的基本脈絡是：由沿海向內陸延伸，由東部向西部推進。“一帶一路”也要服務我國廣大西部內陸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需求。在這一過程中，西部內陸地區一方面要承接沿海産業轉移，另一方面還需加大對外開放力度，有效釋放發展潛力和空間，將改革開放的末梢變成新時期對外開放的前沿。常常有人問：“在新疆、西藏建高鐵，是三股恐怖勢力利用的多，還是我們利用的多？”筆者認為，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不負責任的命題，而且這種意識的殺傷力絕對不亞於恐怖分子。不能因為有一小撮恐怖分子，就不讓廣大的人民群眾享受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福利。在西部或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沒有經濟發展一定解決不了問題。因此，要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激勵東部沿海的優質企業和負責任的跨國公司主動到西部去，既把項目和資金帶到西部，也把相互了解和彼此欣賞帶到西部。
避免“一帶一路”主體資源的碎片化。要實現國內“四大主體資源”的聯動效應。“一帶一路”的有效推進，既要靠企業（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也要靠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兩者如車之兩輪，需要同步驅動；學者、專家、智庫是第三大主體，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中樞和大腦，要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援和思想保障，“沒有思路就沒有絲路”；第四大主體是媒體，媒體能夠為“一帶一路”建設插上飛翔的翅膀。目前，上述四大主體基本上是分散的，相關資源整合嚴重不足。此外，有很多政府、企業和高校成立了一帶一路研究院，但大多數單位只不過是挂一塊牌子而已，沒有整合上述主體資源，沒有進行實地調研，甚至沒有專業的研究人員，最終很難向社會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國內主體資源的碎片化，必然無法形成合力，無法對接國際資源。
注重“一帶一路”的細節問題。細節決定成敗，有很多細節問題我們做得還遠不夠理想。例如，“一帶一路”的英文譯法較為混亂，特別是到目前還沒有一個精準的英文縮寫。首先“一帶一路”的英文翻譯不應和“戰略”掛鉤（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而應強調“倡議”（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那麼，問題來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的縮寫是“BARI”，這個詞容易讓人産生歧義，因為它已經有特定的指代，即義大利東南部的港口城市“巴裏”。如果把Initiative去掉，縮寫變為“BAR”，又容易讓人聯想到“酒吧”。看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雖然表述準確，但縮寫困難。還有一種説法是New Silk Road Initiative，但這同美國的“新絲路戰略”很類似，而且極易讓人類比成中國的中亞戰略或霸權計劃。筆者建議，用One Belt One Road（OBOR），政府用“倡議”，智庫或學者不妨就談OBOR，避免所有的議題都同政府對標，導致很多事物被貼上政治標簽，反而對我們不利。在國際關係舞臺，很多全球議題被人們熟知，往往不是其全稱，而是其縮寫，如WTO、FIFA等。今天，“一帶一路”有了大名，也要有英文名和小名。“一帶一路”才剛剛上路，要做的事情遠比我們想像得要繁雜、要細緻。
不要過度放大“一帶一路”的風險。從2013年9月至今，同“一帶一路”搭配最多的詞彙可能是“風險”，但諸多的風險分析基本上是泛泛而談，而且僅僅講風險是不夠的，關鍵是要提供具體落地的可操作性建議。其實，中國企業不走出去也有風險，而且風險可能更大。原來問中國企業為什麼要走出去，很多企業家回答：“要服務國家戰略”。現在的答案往往是：“走出去是要解決生存壓力。”可見，企業家越來越在商言商，這是件好事。因此，“一帶一路”建設中，不要過分誇大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風險，關鍵是自身要準備好、要把項目選好，要真正具有國際視野和品牌意識。美國、日本和南韓等國的企業沒説要做“一帶一路”，但他們實際做的就是“一帶一路”，即用産品和文化“征服”人心。其實，中國企業的最大風險是中國企業性格的內向性，不走出去，中國企業會越來越被動，會越來越受制於人。
把産能合作的基本內涵講清楚。“一帶一路”上的産能合作要從“三個一”入手。具體來説：“一個前提”是中國在諸多領域擁有先進的富餘産能，如鋼鐵、水泥、鋁、平板玻璃等。“一個條件”是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鐵路、公路、核電、電力等領域有競爭優勢。上述富餘産能能夠提升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條件。“一個路徑”是在沿線國家就地取材，並建立相關園區，一方面開展基礎設施建設，以解決中國富餘産能的出路問題，另一方面可以促進沿線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最終實現合作工業化和共同現代化。當然，産能合作的升級版是基於平等與需求層面的産業合作。畢竟同産能相關的詞彙往往是“過剩”“富餘”，這些詞彙首先不準確，是相對的，同時也容易形成“中國中心主義”的錯覺。
把“一帶一路”的文化意義講清楚。“一帶一路”的文化意義：首先，中國希望自身在和平發展的過程中能夠贏得尊重，不希望國際社會把中國人和中國企業僅僅看作是“會走路的錢包”。其次，要強調中國文化具有世界意義。現代化、資訊化的負效應就是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冷漠和疏離，人內心的孤獨和空虛。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暴力、自殺等極端事件依然是社會頑疾。故此，以“向善關懷”“正心修身”為內核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也許能夠對此做出獨特的貢獻。“一帶一路”就是要通過文明互鑒解決相關國家的治理失敗問題，解決深層次的國際衝突問題。再次，從本質上説，“一帶一路”也是文化交流與人心親近的項目，要讓國際社會既“喜歡中國做什麼”，也“喜歡中國是什麼”。
總之，“一帶一路”，需要我們一路行、一路思，唯有找準關鍵點，才能攻堅克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