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扶貧開發納入“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四個全面”戰略佈局進行部署，把貧困人口脫貧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誌性指標，在全國範圍全面打響了脫貧攻堅戰，我國扶貧開發進入新時代脫貧攻堅階段。新時代脫貧攻堅力度之大、規模之廣，前所未有，並且取得決定性進展，顯著改善了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生産生活條件，産生了多重深遠意義和影響。新時代脫貧攻堅最偉大的成果是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思想。習近平扶貧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創新和發展，充分體現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時代發展的有機結合，具有鮮明的理論品格，引領建構了我國貧困治理新體系，指引新時代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進展並産生了多重深遠影響，為全面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提供了根本遵循，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偉大創新。
馬克思主義最早從制度層面關注和分析資本主義貧困問題。1842年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揭露了資産階級對無産階級的殘酷剝削，成為馬克思、恩格斯貧困思想的起點。同時，馬克思區分並定義了絕對貧困、相對貧困，指出勞動者貧困源於資本、地租和勞動者的分離，生産過程中人與物的分離導致了貧困及生産資料貧困，進一步衍生出勞動者的生活貧困、精神貧困和文化貧困。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進行了解剖和理論批判，指出廢除資産階級所有制是實現共産主義、消滅貧困和剝削的手段。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貧困反貧困的思想不僅確立了我國看待分析貧困問題的唯物主義立場，也指出了消除貧困的根本路徑和方向。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對資本主義深刻批判的基礎上闡述了物質貧困、精神貧困，絕對貧困、相對貧困等現象，並提出消除工人階級貧困化現象，關心人的利益，促進自由人聯合體、人的全面發展等思想，為中國共産黨探尋扶貧開發戰略，推進扶貧事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和理論支撐。
新中國成立後，社會主義制度全面建立，為從根本上消除貧困奠定了制度基礎。1955年，毛澤東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中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理念。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開啟了推動共同富裕的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指出，脫貧致富從直觀上説是貧困地區創造物質文明的實踐活動，但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不能僅僅理解為生産力的高度發展，還必須要有高度發展的精神文明方面，要讓人民過上比較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準和科學文化水準，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脫貧致富。可見，習近平關於扶貧開發、脫貧攻堅一系列重要論述及其蘊涵的豐富內涵，是對170年前馬克思主義關於貧困和反貧困理論、毛澤東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的繼承、創新和發展。
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禮記·禮運》對大同社會的描述勾勒出了中國人心中的理想社會。這種天下大同的意識，幾千年來一直對中華民族心理和民族人格的形成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並成為中華民族扶危濟困文化的重要精神動力，深入到了國人的血液和骨髓之中。與大同理想一樣，滋養中國扶危濟困文化形成和實踐發展的還有民本思想。從西周時期開始，人們對於天命的理解就已經與民意、民心聯繫在了一起。而以民本思想為基礎，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等思想，形成了扶危濟困的基本動機以及由此必然帶來的尊老愛幼、相互愛護、相互幫助等思想和行動。墨子更進一步提出社會不穩定的原因在於“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在發展社會經濟的同時，發展慈善事業，使“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這樣才會實現社會和諧，社會經濟也才能得到持續健康發展。
顯然，我國歷史上扶危救困，改善民生建設小康社會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追求，仁愛為本，兼愛、大同等社會思想，不僅蘊含著中國古代對貧困和反貧困問題的基本看法，也為中國扶貧救助、慈善思想的形成發展奠定了基礎。
不忘歷史才能開闢未來，善於繼承才能善於創新。習近平多次強調要從我國歷史中尋找有利於我國社會發展的良好經驗和啟示，其中就包含著扶貧領域的經驗和智慧。習近平指出，對傳統文化中適合調理社會關係和鼓勵人們向上、向善的內容，我們要結合時代條件加以繼承和發揚，賦予其新的含義。我國優秀傳統文化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來源，也必然是扶貧思想的形成發展的重要來源。共同的理論淵源，同樣與時代緊緊結合併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徵，呈現出了習近平扶貧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偉大創新的思想特質。
習近平扶貧思想體現了鮮明的理論品格，這些品格也正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特質。
一是習近平扶貧思想具有人民性。習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不能掉隊。習近平扶貧思想堅持發展依靠人民，一切為了人民的根本理念，心繫民生，心繫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體現了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體現了人民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觀，體現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這正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根本要求。
二是習近平扶貧思想具有繼承性。習近平關於消除貧困是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堅守捍衛，更是對它的發展。扶貧開發也是解決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遇到的新問題、新困難的重大舉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重要基礎。
三是習近平扶貧思想具有創新性。馬克思主義政黨最重要的理論品格，就是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以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為核心的習近平扶貧思想，以及圍繞精準而進行的一系列體制機制改革、制度體系建設，充分呈現了創新的理論品格。
四是習近平扶貧思想具有實踐性。實踐性就是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把扶貧開發放在我們黨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重大理論實踐問題解決的背景下，回應我國貧困特徵及其演變，不斷推進減貧理論創新，豐富發展了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體現社會發展規律的減貧理論。
五是習近平扶貧思想具有戰略性。將扶貧開發定為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重點工作，擺在治國理政更加突出的位置，從國家發展戰略高度定位扶貧開發，是習近平扶貧思想的重大創新。此前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十分重視扶貧工作，但是均沒有提高到這樣的高度來認識。把扶貧開發戰略地位提高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其普遍性意義在於，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只要執政黨的最高領袖把扶貧開發抓在手上，就具備了做好此項工作的前提。
六是習近平扶貧思想具有指導性。“小康不小康關鍵在老鄉”“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沒有貧困人口的脫貧，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等重要論述以及因戶施策、因村施策，找到貧根、對症下藥、靶向治療等精準扶貧方略，緊緊抓住了扶貧脫貧的重點和關鍵，準確把握了我國社會矛盾的主要方面，充分顯示出習近平扶貧思想始終貫穿的唯物辯證法的思維特徵。正是在習近平扶貧思想的引領下，脫貧攻堅頂層設計、政策體系不斷完善，由此帶來了脫貧攻堅的決定性進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作出了貢獻。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要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習近平扶貧思想指導扶貧領域一系列的改革創新，逐步形成了我國貧困治理的新體系。中國貧困治理新體系，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大創新。這一體系包括以下九個方面。
一是目標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科學確定脫貧攻堅目標並始終保持戰略定力。目標是戰略政策措施體系設計、實施的基礎。脫貧攻堅的目標是要解決絕對貧困現象，確保2020年現行標準下所有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達到“兩不愁、三保障”的脫貧標準。習近平始終要求，要按照中央確定的脫貧目標，既不能降低標準，也不能吊高胃口。我國現行扶貧標準符合國情和發展階段，體現三個方面的時代特點：第一，體現了收入標準和國際上衡量貧困標準的一致性。按照購買力評價，這一標準已經略高於世界銀行用來衡量絕對貧困的收入標準。第二，體現了貧困衡量的多維性。“兩不愁、三保障”實際上就是一個多維貧困標準。如果把教育、衛生、住房等因素考慮進來，按照購買力評價，我國的扶貧標準略高於每天消費支出3.1美元的國際貧困標準。第三，體現了脫貧的穩定性。“兩不愁、三保障”的脫貧標準，具有穩定性涵義。教育、健康、住房都是長遠的，實現“三保障”意味著奠定了穩定的脫貧機制。堅持脫貧攻堅目標不動搖，可以有效地避免攻堅戰中的“急躁症”或“拖延症”，防止盲目提高超越發展階段的標準，為貧困治理體系構建奠定基礎。
二是責任體系。我國始終注重充分發揮中國共産黨的政治優勢和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堅持黨對脫貧攻堅領導，這是落實責任的基礎和關鍵。中西部22個省份黨政主要負責同志向中央簽署脫貧攻堅責任書，層層立下軍令狀，建立了“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體制機制，形成了“五級書記抓脫貧、全黨動員促攻堅”的局面。堅持把全面從嚴治黨新要求貫穿到脫貧攻堅的全過程、各環節，不斷加強各級幹部隊伍建設、作風建設，這是落實責任的重點。強化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體制機制，落實各級各部門脫貧攻堅責任制，實行脫貧攻堅一把手負責制，攻堅期內貧困縣黨政正職保持穩定，這是落實責任的保障。這些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在貧困治理體系中的充分呈現，是對全球貧困治理體系的革命性創新，是習近平扶貧思想的重大理論貢獻。
三是工作體系。脫貧攻堅工作體系是指把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作為脫貧攻堅的基本方略並不斷深化發展。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就是要做到“六個精準”的根本要求，因地制宜實現“五個一批”的脫貧路徑，解決好“扶持誰、怎麼扶、誰來扶、如何退”四個問題。習近平扶貧思想中的“六個精準”“五個一批”“四個問題”具有緊密的內在邏輯關係，這些關係充分體現頂層設計和“十大精準扶貧行動”“十項精準扶貧工程”等具體實踐中，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精準扶貧工作體系，呈現出多維、綜合的特徵。同時，精準扶貧工作體系還包括重點攻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任務的政策體系，就是在習近平扶貧思想指引下，中央、地方根據不同的實際情況確定深度貧困地區、深度貧困群體，確保脫貧攻堅的堅中之堅、難中之難問題的解決與針對性措施，確保脫貧攻堅任務的整體完成。此外，扶貧工作完善建檔立卡解決“扶持誰”的問題；2013—2017年，全國累計選派43.5萬名幹部擔任第一書記，277.8萬名幹部駐村幫扶，著力解決“誰來扶”的問題；落實“五個一批”，解決“怎麼扶”的問題。
四是政策體系。黨的十八以來，圍繞《中共中央國務院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辦、國辦出臺13個配套文件，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研究制定200多個行業扶貧政策文件或實施方案，完成四梁八柱頂層設計。各地相繼出臺和完善了“1+N”的脫貧攻堅系列文件。這些政策舉措涵蓋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産業就業、生態建設、社會保障等重點領域，涉及資金、土地、科技、人才等支撐保障，扶貧領域很多“老大難”問題都有了針對性措施，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辦但沒有辦成的事。這一系列脫貧攻堅文件集合，實質上就是大扶貧治理體系，其實施必然呈現出大扶貧的格局。
五是投入體系。資金投入是脫貧攻堅保障。堅持發揮政府投入的主體和主導作用，建立與攻堅要求相適應的投入體系。2013—2017年，財政投入大幅度增加。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年均增長22.7%，省級財政扶貧資金年均增長26.9%，2017年中央財政扶貧資金達到861億。2016年、2017年共安排地方政府債務1200億元，用於改善貧困地區生産生活條件，實施貧困村提升工程。開展貧困縣統籌整合使用財政涉農資金工作，累計整合5200多億元。深化扶貧領域“放管服”改革，扶貧資金項目下放到縣的比例超過95%。加大金融扶貧投放，“十三五”期間，安排易地扶貧搬遷專項貸款3500億元。扶貧小額信貸累計發放4100多億元，支援了1000多萬戶建檔立卡貧困戶。出臺扶貧再貸款政策，累計發放貸款1400多億元。農發行、國開行和農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不斷加大扶貧信貸投放力度。資本市場扶貧舉措明顯加強，95家證券公司結對幫扶210個貧困縣，支援貧困縣企業融資近830億元。保險業助力脫貧攻堅工作穩步推進。加強土地政策支援，貧困地區增減掛鉤節余指標流轉累計收益主要用於脫貧攻堅。
六是社會動員體系。不斷完善專項扶貧、行業扶貧和社會扶貧三位一體的大扶貧格局。國家將10月17日設立為扶貧日，從2014年起全國各地每年組織開展扶貧日系列活動，廣泛動員社會各界關注支援扶貧。設立全國脫貧攻堅獎，發揮榜樣帶動作用。深化東西部扶貧協作、定點扶貧、軍隊和武警部隊扶貧，開展“攜手奔小康”行動，組織342個東部經濟較發達縣結對幫扶539個西部貧困縣。動員中央企業設立貧困地區産業投資基金，開展定點幫扶貧困革命老區“百縣萬村”行動。動員民營企業開展“萬企幫萬村”精準扶貧行動。開通中國社會扶貧網，為社會各界精準幫扶貧困戶提供對接平臺。積極引導社會組織參與脫貧攻堅。通過各種形式加大宣傳力度，宣講扶貧政策，推廣先進典型，營造濃厚的社會氛圍。
七是動力體系。群眾內生動力是打好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基礎。堅持注重扶貧與扶志、扶智有機結合，大力培育貧困地區、貧困群眾內生脫貧動力，是習近平扶貧思想的重要內容和戰略取向。這一思想引領下的脫貧攻堅動力體系，其核心就是把扶貧與扶志、扶智結合擺在突出位置，注重培育內生脫貧動力。在實踐中，體現在通過廣泛宣傳，堅定信心決心；樹立脫貧光榮，扶貧光榮的良好風尚；開展培訓，促進貧困人口就地、就近就業；加強貧困村基層黨組織的建設；抓好貧困鄉村文明建設和移風易俗、抵製成規陋習，激發內生動力，增強貧困村的發展活力。
八是監督體系。中央出臺脫貧攻堅督查巡查工作辦法，2016年、2017年連續兩年組織開展督查巡查，搜尋突出問題，督促整改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詢問國務院關於脫貧攻堅工作情況的報告，全國政協常委會圍繞“實施精準扶貧中存在的問題和建議”建言獻策。中央巡視工作把脫貧攻堅作為重要內容，8個民主黨派中央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紀檢監察機關開展扶貧領域監督執紀問責，檢察機關開展集中整治和加強預防扶貧領域職務犯罪專項工作，審計機關開展扶貧資金管理使用和政策跟蹤審計，財政部與扶貧辦對財政專項扶貧資金開展集中檢查，扶貧辦設立全國12317扶貧監督舉報電話，把各方面的監督結果運用到考核評估中。全面加強扶貧資金項目監管，違紀違規問題明顯減少。
九是考核評估體系。貧困治理新體系把“脫真貧、真脫貧”作為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首先，精準識別出真貧，就是提高建檔立卡水準，加強建檔立卡動態管理，把符合標準的貧困人口以及返貧人口全部納入。其次，確保脫貧人口的精準退出。就是建立貧困退出機制，明確貧困村、貧困縣、貧困人口退出標準、程式以及後續扶持政策，防止“數字脫貧”“虛假脫貧”。第三，實施最嚴格的扶貧成效考核，倒逼各地落實脫貧攻堅責任，推動政策措施精準落實落地，確保脫貧成果經得起歷史和實踐的檢驗。中央實行最嚴格的考核評估制度，在考核方式上不斷上臺階，2015年實施了扶貧第三方評估，2016年增加了省際間交叉考核，2017年增加媒體暗訪考核。
上述九個方面構成了我國貧困治理新體系。這一體系，是以習近平扶貧思想為遵循，逐步構建、完善，經過了實踐的檢驗，九個方面相互聯繫，相互作用，既是有效治理貧困的基本經驗，也是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的要求。既是對黨的十八大以來精準扶貧經驗的總結，也是對今後三年脫貧攻堅工作重點的明確。這套體系已經形成，再經過三年的實踐、完善，就會定型成為貧困治理體系。這套體系的完善、定型，不僅為如期完成目前3000多萬貧困人口如期脫貧提供保障，而且，對於中國的農村鄉村發展，特別是貧困地區的鄉村變革將發揮根本性的、革命性的作用。換言之，以習近平扶貧思想為指導，按照十九大報告的部署打好脫貧攻堅戰，不僅要解決貧困人口脫貧，貧困縣脫貧摘帽，解決區域性貧困，而且要在幹部作風轉變、鄉村治理能力提高、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奠定基礎等方面作出貢獻。
新時代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的進展。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累計減少6853萬人。截至2017年末，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末的9899萬人減少至3046萬人，累計減少6853萬人，減貧幅度達到70%；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末的10.2%下降至3.1%，累計下降7.1個百分點。年均脫貧人數1370萬人，是1994年至2010年間年均減貧人數的兩倍多。貧困地區農村居民每人平均收入年均實際增長10.7%。2013—2017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義增長12.4%，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實際增長10.4%，實際增速比全國農村平均水準高2.5個百分點。2017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是全國農村平均水準的69.8%，比2012年提高7.7個百分點，與全國農村平均水準的差距進一步縮小。住鋼筋混凝土房或磚混材料房的農戶佔57.1%，自然村通電率接近100%，通電話率98.2%。貧困縣數量實現了首次減少，2016年有28個貧困縣脫貧摘帽。
新時代脫貧攻堅促進了貧困地區加快發展。貧困地區特色優勢産業迅速發展，旅遊扶貧、光伏扶貧、電商扶貧等新業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快速發展。生態扶貧、易地搬遷扶貧、退耕還林等明顯改善了貧困地區生態環境，奠定了實現生態保護和扶貧脫貧有機結合的基礎。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高強度集中投入，促進了貧困地區農村基礎條件的明顯改善和公共服務水準的明顯提升。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精準退出等精準扶貧方略實施，明顯提高了貧困地區基層治理能力和管理水準。
新時代脫貧攻堅彰顯了中國共産黨的執政宗旨、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一大批的黨員幹部深入基層發動群眾，以精準扶貧新理念，為貧困群眾辦實事、好事，幫助貧困群眾擺脫貧困，改變貧困現狀，以實際行動回應群眾的基本需求，充分體現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必然促進黨群關係、幹群關係更加密切，鞏固了共産黨的執政基礎。
新時代脫貧攻堅激發了貧困地區貧困群眾的內生動力。貧困地區、貧困群眾的內生動力，是建立穩定脫貧長效機制的基礎，是貧困群眾擺脫貧困的根本，也是全球貧困治理共同面臨的難題。現實中，一些幹部常把群眾“等、靠、要”現象常挂在嘴邊，認為群眾貧困的主要原因在群眾自身，這實質是忽視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習近平扶貧思想的一個根本要義，就是通過把扶貧同扶志、扶智結合起來，採取宣傳引導、政策激勵、典型示範、村規民約等多種方式，把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調動起來，不斷增強貧困群眾在參與中的主體感、獲得感，促進他們傳統觀念的改變。
新時代脫貧攻堅培養錘鍊了一大批幹部和人才。到貧困村和群眾一起脫貧攻堅，是培養鍛鍊幹部的最好形式之一。脫貧攻堅各種各樣政策的落實，為人才培養提供了具體支撐和支援。第一書記、駐村幹部不僅有事幹，而且有條件幹事、幹成事，這對於年輕幹部是非常難得的鍛鍊機會，對於他們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形成無疑是獨特而有價值的。把幹部鍛鍊培養和脫貧攻堅結合起來，把真正能幹的幹部派下去，若干年後，這些幹部中就會出現一批對鄉村有感情、懂農村、懂農民的國家治理骨幹，這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是脫貧攻堅的重要價值體現。
新時代脫貧攻堅營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實踐證明，脫貧攻堅對整個社會扶貧濟困氛圍形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營造更和諧的發展氛圍，都是一個重要抓手和載體。東西部扶貧協作，東部地區在支援西部地區減貧發展的同時，拓展了自身發展空間，彰顯了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的價值取向。中央國家機關單位定點扶貧，不僅為定點幫扶縣帶來資金項目、新理念新思路、新技術和新市場，而且定點扶貧成為中央國家企事業單位幹部了解農村、密切幹群關係、培養鍛鍊幹部的重要平臺和渠道。廣泛動員民營經濟、社會組織、公民個人參與脫貧攻堅，激發了人們內心深處扶貧濟困的本質情感，在幫扶中促進了社會和諧發展。
新時代脫貧攻堅展現了以精準扶貧為核心的貧困治理體系的巨大國際價值。首先，以實施綜合性扶貧策略回應發展中國家扶貧問題的複雜性和艱巨性。任何發展中國家的貧困都具有綜合性、艱巨性特徵。長期實踐證明，小打小鬧是解決不了貧困問題的。習近平扶貧思想引領形成的中國貧困治理體系，以扶貧對象需求為導向分類施策，採取更有針對性的扶貧措施，使扶貧資源供給和扶貧對象的需求有效銜接，扶貧的綜合性和精準度有機結合，有效地解決脫貧的綜合性需求。其次，發揮政府在減貧中的主導作用以回應全球經濟增長帶動減貧弱化的普遍趨勢。過去，經濟增長可以帶動一大批的貧困人口脫貧。但是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經濟增長的減貧帶動效應下降，甚至趨向於零。習近平扶貧思想發揮政府主導作用，主導貧困瞄準、貧困干預、脫貧成效評估等減貧全過程，通過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管理機制，提升了政府扶貧的整體效能，激發了強大扶貧動能，構成多元主體參與的扶貧格局。這些經驗具有普遍性，適合於任何決心減貧脫貧的執政黨和政府。再次，我國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並經過大規模實踐檢驗的自上而下、分級負責、逐級分解與自下而上、村民民主評議相結合的精準識別機制，為有效解決貧困瞄準這一世界難題提供了科學方法。儘管目前建檔立卡還不是非常完善，還存在漏出、錯評等現象，但從總體上看，現在已經是達到比較高的精準度。由此，所形成的方法體系是有效的，有力地證明了習近平扶貧思想的科學性。同樣適用於不同國家、不同貧困人口提高貧困瞄準度和擺脫貧困的有效性。
聯合國秘書長專門為2017年10月9日在北京召開的國際減貧發展高層論壇撰寫賀信並指出：精準減貧方略是幫助貧困人口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宏偉目標的唯一途徑。聯合國糧農組織減貧項目官員安娜·坎波斯近日表示，“中國在減貧領域取得巨大成果是因為政府始終把扶貧工作擺在重要位置，並且在扶貧方面有清晰的目標。中國在減貧領域為其他國家樹立了榜樣”。法國著名經濟學家米歇爾·阿列塔指出，“中國的扶貧成功經驗值得推廣學習”。這表明，“習近平精準扶貧方略就是解決全球貧困問題的唯一路徑”，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脫貧攻堅不僅成為中國特色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生動寫照，而且也成為了全球反貧困事業的亮麗風景。
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事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事關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事關我國國際形象，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是對中華民族和整個人類都有重大意義的偉業。黨的十九大把打好脫貧攻堅戰作為決勝全面小康社會三大攻堅戰之一進行了部署。2018年2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四川成都市主持召開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座談會，聽取脫貧攻堅進展情況彙報，集中研究打好今後三年脫貧攻堅戰之策，向全黨全社會發出了新的動員令。打好打贏脫貧攻堅戰，需要準確把握打贏脫貧攻堅戰面臨的困難挑戰，精確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深化，有效構建穩定脫貧的長效機制，著力提升脫貧攻堅管理水準，確保“脫真貧、真脫貧”，使脫貧成果得到人民的認可，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來源：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