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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認識當代中國的歷史方位

發佈時間:2019-02-18 16:10:45 | 來源:中國網 | 作者:秦宣 | 責任編輯:蔚力

內容提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弄清楚當代中國的最大實際,就是要明確當代中國的歷史方位。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是我們判斷當代中國歷史方位的重要依據。從經濟社會形態看,中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從主體社會形態看,當代中國正處於從“物的依賴關係”階段向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過渡時期;從技術社會形態看,當代中國正處於工業化後期;從交往社會形態看,中國正處於從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轉型時期。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ust be based on China's reality.To find out the most practical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 is to clarify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Marxist theory of social 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judging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economic formation,China is in and will still be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for a long tim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formation in terms of subject,contemporary China i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material dependence" stage to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technical formation,contemporary China is in the late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formation in terms of interaction,China is in transition from a semi-closed society to an open society.

關 鍵 詞:當代中國/經濟社會形態/主體社會形態/技術社會形態/交往社會形態  contemporary China/social-economic formation/social formation in terms of subject/social-technical formation/social formation in terms of interaction

標題註釋:2016年度中國人民大學重大規劃項目“中國改革開放40年曆史進程和基本經驗研究”(16XNLG2016030188)階段性成果。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始終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不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設法治中國、美麗中國,還是發展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必須始終堅持一切從當代中國的實際出發。當代中國最大的實際就是中國在縱向的歷史比較和橫向的國際比較中到底處於什麼歷史方位。搞清楚這個問題,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前提。在剛剛結束的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必須要教育引導學生正確認識世界和中國發展大勢,正確認識中國特色和國際比較,全面客觀認識當代中國、看待外部世界。全面認識當代中國,正確看待外部世界,必須在國際比較中把握當代中國的歷史方位。

如何把握當代中國的歷史方位?過去我們總是從經濟社會形態來予以界定,不斷強調中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無疑是對的。但僅從這一視角研究中國的歷史方位是不夠的。其實,仔細翻閱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社會形態的論述後不難發現,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發展階段的研究是多維度的,他們不僅從經濟社會發展形態角度來界定社會發展階段,而且還從主體社會形態、技術社會形態和交往社會形態來界定社會發展階段。這為我們全面認識中國的歷史方位打開了更廣闊的空間。

一、從經濟社會形態看,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經濟社會形態是目前學界最為認可、並被廣泛引用的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形態的劃分。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就經濟社會形態來看,人類社會共分五個階段,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産主義社會。從嚴格意義上講,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形態,只是共産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就是著名的“五形態論”。“五形態論”被公認為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形態劃分的代表性觀點。這一觀點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來源於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分析的“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1](P150)和“國家所有制”“封建時代的所有制”;[1](P211)二是來源於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重要論述:“大體説來,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産階級的生産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2](P3)

1919年,列寧在《論國家》中將人類社會的發展形態依次概括為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農奴制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再加上當時蘇聯已經處於社會主義社會,共五種社會形態。列寧指出:“世界各國所有人類社會數千年來的發展,都向我們表明瞭它如下的一般規律、常規和次序:起初是無階級的社會——父權制原始社會,即沒有貴族的原始社會;然後是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社會,即奴隸佔有制社會。”[3](P28)1938年,史達林在《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將這一觀點進一步明確化了。他説:“隨著社會生産力在歷史上的變化和發展,人們的生産關係、人們的經濟關係也相應地變化和發展。歷史上生産關係有五大類型:原始公社制的、奴隸佔有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4](P222)“原始公社制度恰恰被奴隸佔有制度所代替,奴隸佔有制度被封建制度所代替,封建制度被資産階級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種制度所代替。”[4](P217)在這裡,史達林將五種社會形態看作是依次遞進的。再後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將“五形態”理論視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圖式,並成為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內容。

20世紀8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的五形態理論遭到不少學者的質疑,其理由是:第一,將“五形態”理論視作馬克思的觀點,缺乏理論依據,也並非馬克思的願意。1877年,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中,對俄國的米海諾夫斯基把一種類似于五形態説的歷史分期模式強加到自己名下表示了明確的反對:“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産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産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种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5](P730)第二,將“五形態”作為人類社會普遍經歷的歷史圖式,缺乏必備的事實依據。通觀世界歷史進程,包括歐洲在內的大多數國家並沒有經過所謂五種社會形態依次演進的歷史。“五形態説”有可能抹殺不同國家、民族的具體特點,否認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可能採取的多種選擇,用歷史單線發展模式規範紛繁複雜的人類社會,是與馬克思的基本思想相背離的。第三,“五形態説”的歷史觀有可能造成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矛盾與衝突,使當代人産生理論上的困惑,産生社會主義一切都優於資本主義的錯覺,從而影響社會主義的建設。第四,堅持“五形態説”也使人們無法解釋經濟文化落後國家經過社會革命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容易得出不發達國家搞社會主義違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結論,也給一些宣揚落後國家要“補資本主義課”主張的人提供了口實。[6](P150)

不管人們對馬克思、恩格斯的“五形態説”提出多少質疑,但它仍然是人們認識社會發展階段的重要理論基礎。從經濟社會形態看,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正處於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階段,蘇聯東歐國家曾處於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但劇變之後退向了資本主義。只有中國、越南、寮國、朝鮮、古巴等幾個國家處於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中國雖然進入到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但中國的社會主義還處於初級階段,按照鄧小平的説法,就是處於“不發達”階段。因此,從經濟社會形態看,當代中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此,我們在確定中國的歷史方位時,要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已經進入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儘管目前社會主義暫時處於低潮,處於不發達階段,但它畢竟代表著人類美好的未來,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因此,我們必須堅定社會主義必勝的信心,必須始終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絕不能回頭走資本主義的老路。

第二,社會主義階段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産力,限制、克服、避免資本主義弊端。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這一階段“是這樣的共産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産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7](P434)這一階段必須有一個相當長的發展時期去發展社會生産力,克服資本主義的弊病,在人和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實現對資本主義的全面超越。

第三,儘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綜合國力有了明顯提升,但“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推進任何方面的改革發展都要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8](P624-625)為此,我們必須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不動搖。

二、從主體社會形態看,中國正處於從“物的依賴關係”向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過渡時期

所謂主體社會形態就是以人的發展狀態為標準的社會形態。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對社會形態的歷史發展做了如下説明:“人的依賴關係(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人的生産能力只是在狹小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這種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係、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産能力成為從屬於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9](P52)這三個階段分別被後人命名為“人的依賴關係”“物的依賴關係”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人的依賴關係”是指人對人的直接依賴性,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一個階段的基本特徵。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指出,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人都是互相依賴的:農奴和領主,陪臣和諸侯,俗人和牧師。物質生産的社會關係以及建立在這種生産的基礎上的生活領域,都是以人身依附為特徵的。”[10](P94)這就是説,農奴依附於領主、陪臣依附於諸侯、俗人依附於牧師是人類社會發展第一階段的重要特徵。馬克思還説:“無論我們怎樣判斷中世紀人們在相互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人們在勞動中的社會關係始終表現為他們本身之間的個人的關係,而沒有披上物之間即勞動産品之間的社會關係的外衣。”[10](P95)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根本原因有二,一是社會生産力的落後和人在自然面前的無能為力,使得人與人之間只能互相依賴結成共同體才能生存下去。氏族、部落以及各種形式的古代公社都是體現這種人的依賴關係的共同體形式;二是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無論是勞動者的全部活動還是他的全部産品,都不依賴於交換,也就是説,維持生活的農業(或斯圖亞特的類似説法)還在很大程度上佔優勢”。[9](P64)而正是社會生産力的進一步發展和自然經濟的逐步瓦解,促使第一階段讓位於第二階段。

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二個階段的基本特徵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馬克思認為,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活動和産品的普遍交換已成為每一單個人的生存條件,這種普遍交換,他們的相互聯繫,表現為對他們本身來説是異己的、獨立的東西,表現為一種物。在交換價值上,人的社會關係轉化為物的社會關係;人的能力轉化為物的能力。”[9](P51)與上一個階段相對比,這一個階段呈現出明顯不同的特徵:“在前一場合表現為人的限制即個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種規定性,在後一場合則在發達的形態上表現為物的限制即個人受不以他為轉移並獨立存在的關係的限制。(因為單個人不能擺脫自己的人的規定性,但可以克服和控制外部關係,所以在第二個場合他的自由看起來比較大。)”[9](P58)這就是説,在這一階段,伴隨生産力的發展,人的獨立性和自由性得到了空前提高,人的社會關係也突破了以前狹小的範圍,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豐富性。只是這一階段的個人並非完全獨立自由的,個人並沒有完全擁有自己,個人只有在以物的依賴為前提的情況下才能行事。這是生産力有了一定程度發展但發展又不充分的結果。在生産力充分發展的條件下,一個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將會到來,人類社會發展將進入第三個階段。

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三個階段的基本特徵是“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産能力成為從屬於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9](P52)馬克思認為,在這一發展階段,“表現為生産和財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也不是人從事勞動的時間,而是對人本身的一般生産力的佔有,是人對自然界的了解和通過人作為社會體的存在來對自然界的統治,總之,是社會個人的發展。現今財富的基礎是盜竊他人的勞動時間,這同新發展起來的由大工業本身創造的基礎相比,顯得太可憐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因而交換價值也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群眾的剩餘勞動不再是一般財富發展的條件,同樣,少數人的非勞動不再是人類頭腦的一般能力發展的條件。於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産便會崩潰,直接的物質生産過程本身也就擺脫了貧困和對立的形式。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因此,並不是為了獲得剩餘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於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2](P783)

那麼,人類社會的第三個階段如何才能到來呢?馬克思認為,“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9](P52)這就是説,雖然第二個階段必將被第三個階段所替代,但第三個階段絕不可能跨越第二個階段而到來。馬克思接著指出:“全面發展的個人——他們的社會關係作為他們自己的共同的關係,也是服從於他們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産物,而是歷史的産物。要使這種個性成為可能,能力的發展就要達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這正是以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生産為前提的,這種生産才在産生出個人同自己和同別人相異化的普遍性的同時,也産生出個人關係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9](P56)簡言之,第三個階段的到來必須以生産力和交換價值的充分發展為基本條件,也就是以第二階段的實際存在為前提。生産力的充分發展,使得物質産品極大豐富,“從而使勞動會成為吸引人的勞動,成為個人的自我實現”,[9](P174)即“真正自由的勞動”。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三階段,商品經濟將被産品經濟所替代,人們取得自己所需的産品不用通過貨幣來進行交換,而是通過社會中心組織進行按需分配。産品經濟是以生産力的極大發展為基礎的,並以全社會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為前提。只有這時,人才能擺脫存在於第二個階段被物所役使那樣的境況,能夠得到真正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用馬克思在《共産黨宣言》中的話來説,未來社會“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P422)

從主體社會形態看,當今世界除少數國家還處於“人的依賴關係”階段外,絕大多數國家都處於“物的依賴關係”階段。當代中國處於從“物的依賴關係”向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過渡時期。這主要是因為:一方面,由於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人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因而中國既完全跨越了“人的依賴關係”階段,也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不是處於總體上的“物的依賴關係”階段;另一方面,當代中國的生産力發展還沒有達到進入産品經濟的水準,人的獨立性和自由性雖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並沒有成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人。中國已將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當作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並對人的全面發展作了制度安排,因此中國又處於向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第三階段過渡的階段。

當代中國處於“物的依賴關係”向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過渡階段,或者説處於為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條件的階段。由於我們的發展水準還沒有實現對“物的依賴關係”的超越,因此,中國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都處於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中國作為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主要參與者,作為地球村的“村民”,必須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走和平發展道路,與世界上其他國家一起共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和諧世界。

由於當代世界主要存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當代中國雖然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總體處於“物的依賴關係”階段不同,但畢竟沒有完全擺脫“物的依賴關係”,因此中國必須正確認識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必須正確處理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既要抵制和否定資本主義腐朽的一面,又“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産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11](P373)從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牢牢掌握加快我國發展的主動權。

由於當代中國已經明確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當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目標,因此,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程中,必須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正如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用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三、從技術社會形態看,中國正處於工業化後期

技術社會形態是以生産力和技術發展的水準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産業結構為標準來劃分的社會形態。[12]從生産工具方面來看,人類社會從古到今經歷了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蒸汽時代、電氣時代、電子時代。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這幾個時代,則呈現出一個技術社會形態的序列:在石器時代,人們主要靠捕魚、狩獵為生,主要的産業是漁業和狩獵業,因而這個時代可稱為漁獵社會;在銅器和鐵器時代,農業在産業結構中佔有主導地位,因而可稱之為農業社會;在蒸汽時代和電器時代,機器大工業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農業的地位逐步下降,工業在産業結構中佔主導地位,因而可稱之為工業社會;在電子時代,資訊技術和資訊産業在産業結構中佔據主導地位,因而可稱之為資訊社會。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並沒有直接使用過技術社會形態這一概念,但他們曾從生産力變革的時代特徵這個側面,描述、劃分過社會發展階段。1857年8月,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曾使用“遊牧民族”“漁獵民族”“農業民族”“商業民族”等概念,[9](P31-32)其中包含有漁獵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劃分的思想。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引用詹·斯圖亞特《政治經濟學原理研究》中的一段話,其中談到了“非工業國”的概念。而“非工業國”即處於“非工業社會”或“前工業社會”的國家。馬克思在詹·斯圖亞特這句話的後面,緊接著談到了“工業社會”這個概念,這裡也包含了漁獵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劃分的思想。[13](P143)恩格斯在1884年撰寫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介紹了摩爾根把人類歷史劃分為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三個時代,並分別介紹了他所説的三個時代各自的基本特徵,然後總結説:“我在這裡根據摩爾根的著作描繪的這幅人類經過蒙昧時代和野蠻時代達到文明時代的開端的發展圖景,已經包含足夠多的新特徵了,而尤其重要的是,這些特徵都是不可爭辯的,因為它們是直接從生産中得來的。……現在我們可以把摩爾根的分期概括如下:蒙昧時代是以獲取現成的天然産物為主的時期;人工産品主要是用做獲取天然産物的輔助工具。野蠻時代是學會畜牧和農耕的時期,是學會靠人的活動來增加天然産物生産的方法的時期。文明時代是學會對天然産物進一步加工的時期,是真正的工業和藝術的時期。”[14](P38)恩格斯對摩爾根關於歷史時期的劃分是表示贊同的。這裡體現的正是技術社會形態劃分的思想。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産力決定生産關係,因而以生産力和技術發展水準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産業結構為基本標誌的技術社會形態,是以生産關係性質為基本標誌的經濟社會形態的物質技術基礎。這是經濟社會形態與技術社會形態相吻合的一面。以中國古代史為例,石器時代是原始社會,青銅器時代是奴隸社會,鐵器時代是封建社會。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也曾經從經濟社會形態與技術社會形態相吻合的角度劃分社會發展階段。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一書中説:“手推磨産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産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1](P222)列寧十分贊同克爾日扎諾夫斯基的小冊子《俄國電氣化的基本任務》中所用的題詞:“蒸汽時代是資産階級的時代,電氣時代是社會主義的時代。”[15](P117)列寧還明確指出:“共産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16](P30)

從技術社會形態看,當代中國正處於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過渡階段,也就是處在現代化過程之中。雖然當代中國有一些區域已經完成現代化任務,進入資訊社會,但從總體上看,當代中國仍然處於工業化後期,還沒有整體完成現代化的任務。因此,把握當代中國的歷史方位,還必須把當代中國放在世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去認識。

第一,在世界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屬於“後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所謂“後發”是指我們屬於現代化的後來者,比發達國家現代化起步晚;所謂“外生型”是指我們現代化的動力來自外部,中國現代化是在回應外部世界帶來的生存危機時開始的。“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發展很不平衡。我們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所肩負任務的艱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見。”[8](P170)由於這種“世所罕見”,中國現代化將經歷若干小的發展階段,每一個發展階段又會呈現出不同的階段性特點。中國現代化“三步走”戰略和我們黨的“兩個一百年”目標都是依據現代化階段性特徵提出來的,是現代化規律的反映。

第二,在世界現代化版圖上,中國仍然屬於尚未完成現代化任務的發展中國家。雖然近百年來中國現代化取得了顯著成績,中國走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優勢逐步顯現,但現代化的水準與西方“早發內生型”現代化國家還存在著較大差距。我們必須承認這些差距,但不能因為存在這些差距而失去自信,更不能因為這種差距而得出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結論。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種差距並非由於中國選擇走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造成的,從歷史根源上看,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入侵是造成中國積貧積弱的主要原因。而正是中國共産黨帶領人民探索和開闢了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為此,必須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

第三,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仍然是我們必須完成的艱巨任務。面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資訊技術為核心的高新技術的迅猛發展,我們必須樹立創新發展理念,走以資訊化帶動工業化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實施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把建立創新型國家作為我們的重要戰略任務。

除了以上三種關於社會形態的劃分標準之外,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還論述過交往社會形態,即人類社會從封閉、半封閉到開放的發展階段。與此相適應,人類社會依次出現過封閉社會、半封閉社會和開放社會幾種社會形態。從這一社會形態看,中國正處於從半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轉型的時期。因此,中國必須以開放的心態積極融入世界,既要站在中國看世界,對外部世界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又要站在世界看中國,對中國的歷史方位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中國作為人口大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作為許多國際組織重要成員,必須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準,必須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拿出“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

最後必須説明的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形態的幾種劃分維度並非矛盾,有高度的契合性。如經濟社會形態中的共産主義階段與主體社會形態中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階段具有統一性,經濟社會形態的劃分是以技術社會形態的劃分為基礎的,交往社會形態的三階段與主體社會形態的三階段也具有較高的契合性。因此,我們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的幾種社會形態劃分維度對立起來。依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形態的幾種劃分維度來綜合分析當代中國的歷史方位,我們不難理解習近平反覆強調的“獨特的國情”:從經濟社會形態維度看,中國已經超越了資本主義;從主體社會形態維度看,中國正在超越資本主義;從技術社會形態和開放社會形態維度看,中國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落後,較落後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先進。我們之所以強調從多維度來看中國的歷史方位,就是為了對中國的這種獨特國情有更清醒的認識和更準確的把握,從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更加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社會主義建設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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