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中，感受楊瀾陽光般的溫暖。

    3月，北京。當時鐘滴滴答答地走到10點，楊瀾的笑容準時出現在了記者的眼前。

    遞過來的名片上，印著“楊瀾陽光文化基金會主席”。

    “我就是一個記者”。並不習慣被人稱作“主席”，楊瀾微笑著，自信而謙和。

    美麗、聰慧、優雅、知性，太多美好的詞彙曾被用在楊瀾身上。而兩個多小時的對話，更讓我們觸摸到美好表像下，一個文化理想主義者脈動著的陽光般的溫暖。

    文化是一個社會的氛圍，是一個社會主體的可預見的思維方式

    “我們一起努力，賺更多的錢，捐更多的錢”，這是在年初舉行的一次員工聚會上，楊瀾的祝酒詞。從最初，零星地幫助貧困者，到將陽光媒體投資集團權益的51%無償捐獻給社會，成立“陽光文化基金會”，再到在全國“兩會”上呼籲為慈善立法，慈善已經融入楊瀾的生活中，成為她的一種生活方式。

    解放週末：2003年，您當選全國政協委員，提交的第一份提案是《完善中國民間非盈利性機構的生長環境》，呼籲增加民間慈善機構。兩年過去了，您又提交了《如何加快慈善立法的進程》的提案，呼籲為慈善立法。作為一個文化名人，為何對慈善事業情有獨鍾？

    楊瀾：最開始做慈善，是希望用慈善的方式讓更多年輕人通過教育獲得改變。因為我沒有任何背景，父母都是普通人，所以我非常相信教育改變命運。而隨著參加的慈善活動越來越多，慈善對我來説不再是一種感情衝動，而是科學、理性的管理方式，處處離不開商業運作。去年我建立基金會，目的就是要在中國內地建立一種慈善文化，形成基金會的傳統。

    解放週末：一提起慈善，人們很容易聯想到紅色的捐款箱和每年幾次大型活動的熱鬧場面，可是熱鬧過後，冷靜審視，慈善對於很多人來説，似乎還是陌生的。

    楊瀾：這反映的是我們的慈善文化還不夠發達。數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説明問題，美國人平均每人每年捐800美元,慈善捐款佔GDP2%以上。中國的數字是，在過去10年裏，每個國民的捐款是1.7美元，也就是平均每個中國人一年捐一元錢。2005年，全國慈善捐款共計40億元左右，佔GDP的萬分之二。這是個什麼樣的數字呢？這個數字折射出的又是怎樣的慈善文化呢？我參加過國內很多家大型慈善基金會的年終總結活動，發現有這樣一個現象，當主辦方在做總結時，會非常興奮地宣佈：他們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今年獲得了300萬元人民幣的捐款。當中國的GDP有18萬億元時，我們一個大型的慈善基金會一年的善款只有300萬元，這個反差實在是太大了。當然，這並不是説大家沒有愛心。

    解放週末：有時候人們心裏雖然充滿了愛，但是怕被人懷疑動機，還是不願輕易地流露。

    楊瀾：的確是這樣。中國人從來不乏愛心，給予別人幫助是中國人的好傳統，但是像你説的，怕被人懷疑動機，這就是社會文化的問題。很多人並不是不願意捐贈，而是在渠道上現在還有疑問，最關鍵的一個疑問就是“我的錢到哪去了”。所以目前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完整的法律監控和管理，同時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建立一個健康的、強健的慈善公益事業體系，通過有可信度、真正起作用的體系，能夠讓大家打消這些疑慮，讓大家能夠把熱情和善心釋放出來。

    解放週末：普通人不捐款，擔心的是錢的流向；而有些富人怕捐款，擔心的則是被人誤解。比如你和丈夫吳徵捐出“陽光媒體投資”權益的51%建立“陽光文化基金會”，本是一件大好事，社會上卻出現某種質疑的聲音。對此，你怎麼看？

    楊瀾：對慈善本身，不同思維方式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聲音，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知道你捐款了，還捐了不少，就難免有人要問，為什麼要這樣做啊，你是不是為了出名啊，他會下意識地懷疑你的動機。我做基金會前，有朋友就跟我説了，你要有準備，可能會有不同反應。我有這個心理準備，但問題是等到別人再想做這樣的事時，他看到前面做事的人被大家懷疑動機不純，他承擔的心理壓力可能比我要大，行動阻力也比我要大。文化其實就是一個社會的氛圍，是一個社會主體、主流的可預見的思維方式。只要大家能做好事，形成一種氛圍，就是社會的進步，就是文化的進步。

    解放週末：一些不健康、非良性的思維方式，往往容易羈絆住慈善者獻出愛心的腳步，甚至會讓慈善者感到是一種痛苦的負擔。

    楊瀾：在我的例子上倒沒這麼嚴重。很多事情，你只要像對待孩子一樣讓它慢慢地成長，自然會有開花結果的那一天。慈善對我來説，是一種發自內心的需要。當我有這個能力的時候，我願意與別人分享，這是我心甘情願去做的事業，不存在我需要得到別人認可，我才能去做。只要我幫助的人接受了我，我的分享願望就達成了。而我更關注的，是這種分享的過程給我帶來的快樂。

    社會需要的是可以支撐起生命重任的文化，我們的文化應該鼓勵創新和想像

    這些年來，楊瀾已經實現了三次優雅的轉身：主持《正大綜藝》如日中天的時候，她選擇赴美深造；主持鳳凰衛視《楊瀾工作室》正當紅時，又毅然辭職，去創辦亞洲第一個華語歷史人文紀錄片主題頻道；在陽光傳媒集團漸漸風生水起的時候，再次急流勇退，創辦慈善基金會。楊瀾的經歷，本身就是不斷創新的過程，而線索，則是她“不安分”的思維方式。

    解放週末：你説文化是一種思維方式，但是很多時候，人們對文化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比如很多企業把寫在墻上的“團結、求實、創新”這樣的字句當作企業文化。

    楊瀾：這個不等於企業文化。還有像企業裏誰的書法好，搞個書法展，這也談不上是企業文化，而只是一種業餘文化生活。什麼是企業文化？它是從最基層的一個員工的創意變成一個決策，需要多長時間；一個員工要報銷一筆費用，需要經過多少人審批；上級下達指令，下級敢不敢提出不同意見……網路時代的企業文化就是平等互動。

    解放週末：你覺得我們現在的文化中還缺少些什麼？

    楊瀾：社會需要的是可以支撐起生命重任的文化，我們的文化應該鼓勵創新和想像。我們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要看它鼓勵不鼓勵創新、鼓勵不鼓勵人們發揮想像力。創新的人如果失敗了，這個社會會對他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不久前，我給陳天橋作了個專訪。他説，有時候感覺現在社會的氛圍並不是鼓勵創新的，當你創新的時候，有的人就等著看你的笑話；一旦你成功了，一夜之間，大家就蜂擁而上，抄襲、模倣你的産品，用普遍的低價競爭，迅速榨幹你的利益，擠壓你的空間，像電視機、DVD、學習機、電腦等等，都是這樣。作為一個創新者，他要承擔很大的經濟風險、名譽風險、個人風險……同時，他的利益卻得不到有力的保障。

    解放週末：失敗了的創新者，還可能要承受被別人嘲笑的痛苦。

    楊瀾：我們的社會氛圍並沒有給這些創新的人提供寬鬆的環境，寬容他們的失敗，讓他們享受創新成功的利益。

    解放週末：寬容和等待，是創新者的一種希望。

    楊瀾：文化的外延是非常豐富的，它不是本身能看到的東西，就像我們弘揚中國文化，不是非讓外國人買中國的山水畫。文化是看不到的思維方式，東方的思維方式是內斂和含蓄的，所以更需要鼓勵創新和想像力。

    解放週末：創新的動力往往是內心的“不安分”、不滿足，你的經歷，也似乎充滿著“不安分”。

    楊瀾：決定我們是誰的，不是我們的能力，而是我們的選擇。我不願意過重復的生活，一直想變化。我的想法是寧可在嘗試中失敗，也不是在保守中成功。有時候回到母校，我總是鼓勵師弟師妹，要創造，要創新，要有創新的勇氣。我和他們講，年輕人最大的資本不是美貌，也不是身體好，而是你輸得起。年輕人更應該有一種創新的思維方式，當你有一種激情的時候，你就應該為之努力，你的人生才有幸福感，哪怕要遭受失敗。

    解放週末：陽光衛視是否是你的一次創新失敗？

    楊瀾：既然要創新，必須要有承擔失敗的心理準備，誰的前途都不可能全是玫瑰色。從經營上講，陽光衛視的確沒有盈利，不能算成功，但成功和失敗有不同的衡量。陽光衛視是亞洲第一個華語歷史人文紀錄片頻道。現在的很多頻道，包括央視10套和上海的紀實頻道，不能説沒有受到陽光衛視的影響。我覺得，這就是一種成功。

    解放週末：你提供的是一種創新的模式。

    楊瀾：但創新就可能存在風險，既要有創新的勇氣，也要有從失敗中吸取教訓的能力。經營陽光衛視，對我而言也是一個很大的磨煉。不過，滿懷激情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遠遠比做別人給你安排好的事情要快樂得多。約翰·克裏斯朵夫説過：什麼是快樂，只有創造才是快樂；沒有創造，人只能是漂浮在地面上的影子。想一想，世界上從來沒有的東西，因為你的努力，産生了，這是一件多美妙的事啊。

    解放週末：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裏，自我實現是人的最高層次的需求，它會給人帶來極大的滿足，而自我實現的過程往往也是創新和發揮想像力的過程。

    楊瀾：自我實現，離不開激情、創新和想像力。激情是創意的靈魂。一個對生活沒有渴望，沒有激情的人，是不可能創造的。而創造又是個人幸福、快樂的源泉。人生的幸福在於創造。很多朋友問我，為什麼不把錢全都留給孩子？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不想剝奪孩子自我創造生活的快樂。如果我兒子想當個畫家，為什麼非讓他去經營一個媒體？這不是對他的愛護，而是強加給他人生的壓力和痛苦。

    母親的最大任務，就是要培養孩子健康的人格和思維方式

    楊瀾是一位平衡高手。她既是眾多人眼中的“職場完美女性”，又是兒女心中的“漂亮媽媽”。只要不出差，她每天都要抽時間陪9歲的兒子和5歲的女兒一起看卡通、做遊戲、學古文。在她看來，培養孩子的思維方式，是母親的最大責任。

    解放週末：你説人生的快樂在於創造，但很多父母，包括我們的教育工作者，還是將教育表面化了。您覺得我們的教育需要怎樣的文化呢？

    楊瀾：我們從前的教育是強調表面意義的多，強調真情實感的少。我們的教育需要的是愛的文化、人性化的文化。我目前在教孩子學習《三字經》和《弟子規》，《弟子規》裏面講“（父母）喪三年常悲咽”，我兒子就覺得很奇怪，問我怎麼把悲傷多少年都做了規定啊，為什麼是三年？不能四年，不能兩年半嗎？

    解放週末：刻板的行為規範，其實是違背人性的。

    楊瀾：也是違背愛的文化的。如果我真懷念先人，不一定要悲悲切切三年整；如果我真擔心父親被蚊子咬，不一定非要自己躺下，先讓蚊子咬個夠。這樣做多做作，多矯情啊。而我們的教育，恰恰是忽視了符合人性的真愛。比如過去我們經常能看到這樣的宣傳事跡，當母親病危的時候，某位同志堅持參加突擊月，或是堅持上班、寫報告、寫總結，如果真是為了國家安危、民族尊嚴，離了你就不行了的事業，不去看病危的媽媽，也就罷了，但就為了把報告寫完，參加個會議，不顧自己的母親，這是我們應該倡導的嗎？還好，現在這樣的宣傳越來越少了。

    解放週末：偏離人性的教育是冰涼的。

    楊瀾：人性就是正常。孩子有私心是正常的，不要訓斥他；當他和別的小朋友搶玩具時，不要罵他，不要反人性地教育他。我們的教育開始時太重視知識，不重視培養思維方式，讓孩子忙著做各種作業題，後來又是“奧林匹克”，可這些都是技術層面的，著重培養的不是思維方式；後來又把知識變成了“素質”，孩子要會彈鋼琴，會畫畫，會跳舞……其實這些也都是知識和技能，還不是思維方式。

    解放週末：孩子思維方式的養成，往往是受父母潛移默化的影響。

    楊瀾：教育孩子，再好的老師都不能取代母親。我個人認為，作為一名母親，她最大的任務就是要培養孩子健康的人格和思維方式。語文、數學這些知識老師可以教會，但孩子如何面對挫折，如何面對嫉妒，如何融入一個陌生的環境，這些都需要母親去教他。

    同時，做母親也是需要學習的。

    前一段時間，我的孩子從上海轉學到了北京，剛開始時他很不開心，總抱怨説到了北京就見不到上海的老師和同學了。起初我勸他還可以交新的朋友，後來我看了一本心理學的書，是教媽媽如何在人生的不同情境裏教育孩子的。其中有個小節就講的是搬家，書裏説搬家在大人心目中，不是件特別大的事，但是在小孩子小小的頭腦中卻是件天大的事。因為他到了一個全新的環境，別的同學都已經相互成了朋友，而他是個陌生人，他要面臨很多的選擇。書中説，做父母的在這個時候，千萬不要用新的朋友圈來寬慰孩子，這會讓他有一種背叛感、負罪感。他會覺得媽媽幫我交新朋友，我就可以忘了老朋友。你一定要和他説，會幫助他與老朋友保持聯繫。後來，我就主動幫他蒐集整理上海同學和老師的聯繫方式，還建議他隔段時間就要打電話問候這些老朋友，回到上海要和他們見面聚會。

    解放週末：培養思維方式比單純獲得知識更重要，因為它關乎一個人的人格形成。

    楊瀾：在我看來，有一個平衡和豐富的人生，要比單純在事業上成功更加可貴。我告訴孩子，學習只要盡力就行，90分就夠，不用考100分；應該出去玩去，出去鍛鍊；而遇到別人不公正的對待你，要知道反抗。小時候兒子被院子裏的大孩子欺負，哭著回家了，我會説，回去，讓他們給你道歉。讓他在應該憤怒的時候憤怒，在覺得不公的時候表達，不能做一個唯唯諾諾的人。這就是一種思維方式的訓練。

    解放週末：現在你們的兩個孩子什麼方面最讓你感到驕傲？

    楊瀾：他們懂得分享愛。女兒特別願意幫老師幹活，午睡醒來，她起來先自己穿好衣服，然後幫其他小朋友扣扣子；大家玩完玩具，她主動留下來幫老師收拾。她不是為了討好老師，而是這樣做，讓她感覺自己很能幹。

    解放週末：從小就讓他們體會分享愛的快樂。

    楊瀾：我兒子特別喜歡畫畫，畫卡通什麼的，課間的時候，小朋友就會讓他送他們畫，排著隊請他畫畫。他得到很大的快感，也不出去玩，就在那給這個畫，給那個畫。我跟他説，能不能送我幾張？現在我辦公室裏挂著的就是我孩子的畫，我認為可以不挂張大千的畫，但是我一定要挂我兒子的畫，這既是對孩子的一種尊重，更是一種鼓勵創造的思維方式的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