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中,感受楊瀾陽光般的溫暖。
3月,北京。當時鐘滴滴答答地走到10點,楊瀾的笑容準時出現在了記者的眼前。
遞過來的名片上,印著“楊瀾陽光文化基金會主席”。
“我就是一個記者”。並不習慣被人稱作“主席”,楊瀾微笑著,自信而謙和。
美麗、聰慧、優雅、知性,太多美好的詞彙曾被用在楊瀾身上。而兩個多小時的對話,更讓我們觸摸到美好表像下,一個文化理想主義者脈動著的陽光般的溫暖。
文化是一個社會的氛圍,是一個社會主體的可預見的思維方式
“我們一起努力,賺更多的錢,捐更多的錢”,這是在年初舉行的一次員工聚會上,楊瀾的祝酒詞。從最初,零星地幫助貧困者,到將陽光媒體投資集團權益的51%無償捐獻給社會,成立“陽光文化基金會”,再到在全國“兩會”上呼籲為慈善立法,慈善已經融入楊瀾的生活中,成為她的一種生活方式。
解放週末:2003年,您當選全國政協委員,提交的第一份提案是《完善中國民間非盈利性機構的生長環境》,呼籲增加民間慈善機構。兩年過去了,您又提交了《如何加快慈善立法的進程》的提案,呼籲為慈善立法。作為一個文化名人,為何對慈善事業情有獨鍾?
楊瀾:最開始做慈善,是希望用慈善的方式讓更多年輕人通過教育獲得改變。因為我沒有任何背景,父母都是普通人,所以我非常相信教育改變命運。而隨著參加的慈善活動越來越多,慈善對我來説不再是一種感情衝動,而是科學、理性的管理方式,處處離不開商業運作。去年我建立基金會,目的就是要在中國內地建立一種慈善文化,形成基金會的傳統。
解放週末:一提起慈善,人們很容易聯想到紅色的捐款箱和每年幾次大型活動的熱鬧場面,可是熱鬧過後,冷靜審視,慈善對於很多人來説,似乎還是陌生的。
楊瀾:這反映的是我們的慈善文化還不夠發達。數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説明問題,美國人平均每人每年捐800美元,慈善捐款佔GDP2%以上。中國的數字是,在過去10年裏,每個國民的捐款是1.7美元,也就是平均每個中國人一年捐一元錢。2005年,全國慈善捐款共計40億元左右,佔GDP的萬分之二。這是個什麼樣的數字呢?這個數字折射出的又是怎樣的慈善文化呢?我參加過國內很多家大型慈善基金會的年終總結活動,發現有這樣一個現象,當主辦方在做總結時,會非常興奮地宣佈:他們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今年獲得了300萬元人民幣的捐款。當中國的GDP有18萬億元時,我們一個大型的慈善基金會一年的善款只有300萬元,這個反差實在是太大了。當然,這並不是説大家沒有愛心。
解放週末:有時候人們心裏雖然充滿了愛,但是怕被人懷疑動機,還是不願輕易地流露。
楊瀾:的確是這樣。中國人從來不乏愛心,給予別人幫助是中國人的好傳統,但是像你説的,怕被人懷疑動機,這就是社會文化的問題。很多人並不是不願意捐贈,而是在渠道上現在還有疑問,最關鍵的一個疑問就是“我的錢到哪去了”。所以目前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完整的法律監控和管理,同時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建立一個健康的、強健的慈善公益事業體系,通過有可信度、真正起作用的體系,能夠讓大家打消這些疑慮,讓大家能夠把熱情和善心釋放出來。
解放週末:普通人不捐款,擔心的是錢的流向;而有些富人怕捐款,擔心的則是被人誤解。比如你和丈夫吳徵捐出“陽光媒體投資”權益的51%建立“陽光文化基金會”,本是一件大好事,社會上卻出現某種質疑的聲音。對此,你怎麼看?
楊瀾:對慈善本身,不同思維方式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聲音,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知道你捐款了,還捐了不少,就難免有人要問,為什麼要這樣做啊,你是不是為了出名啊,他會下意識地懷疑你的動機。我做基金會前,有朋友就跟我説了,你要有準備,可能會有不同反應。我有這個心理準備,但問題是等到別人再想做這樣的事時,他看到前面做事的人被大家懷疑動機不純,他承擔的心理壓力可能比我要大,行動阻力也比我要大。文化其實就是一個社會的氛圍,是一個社會主體、主流的可預見的思維方式。只要大家能做好事,形成一種氛圍,就是社會的進步,就是文化的進步。
解放週末:一些不健康、非良性的思維方式,往往容易羈絆住慈善者獻出愛心的腳步,甚至會讓慈善者感到是一種痛苦的負擔。
楊瀾:在我的例子上倒沒這麼嚴重。很多事情,你只要像對待孩子一樣讓它慢慢地成長,自然會有開花結果的那一天。慈善對我來説,是一種發自內心的需要。當我有這個能力的時候,我願意與別人分享,這是我心甘情願去做的事業,不存在我需要得到別人認可,我才能去做。只要我幫助的人接受了我,我的分享願望就達成了。而我更關注的,是這種分享的過程給我帶來的快樂。
社會需要的是可以支撐起生命重任的文化,我們的文化應該鼓勵創新和想像
這些年來,楊瀾已經實現了三次優雅的轉身:主持《正大綜藝》如日中天的時候,她選擇赴美深造;主持鳳凰衛視《楊瀾工作室》正當紅時,又毅然辭職,去創辦亞洲第一個華語歷史人文紀錄片主題頻道;在陽光傳媒集團漸漸風生水起的時候,再次急流勇退,創辦慈善基金會。楊瀾的經歷,本身就是不斷創新的過程,而線索,則是她“不安分”的思維方式。
解放週末:你説文化是一種思維方式,但是很多時候,人們對文化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比如很多企業把寫在墻上的“團結、求實、創新”這樣的字句當作企業文化。
楊瀾:這個不等於企業文化。還有像企業裏誰的書法好,搞個書法展,這也談不上是企業文化,而只是一種業餘文化生活。什麼是企業文化?它是從最基層的一個員工的創意變成一個決策,需要多長時間;一個員工要報銷一筆費用,需要經過多少人審批;上級下達指令,下級敢不敢提出不同意見……網路時代的企業文化就是平等互動。
解放週末:你覺得我們現在的文化中還缺少些什麼?
楊瀾:社會需要的是可以支撐起生命重任的文化,我們的文化應該鼓勵創新和想像。我們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要看它鼓勵不鼓勵創新、鼓勵不鼓勵人們發揮想像力。創新的人如果失敗了,這個社會會對他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不久前,我給陳天橋作了個專訪。他説,有時候感覺現在社會的氛圍並不是鼓勵創新的,當你創新的時候,有的人就等著看你的笑話;一旦你成功了,一夜之間,大家就蜂擁而上,抄襲、模倣你的産品,用普遍的低價競爭,迅速榨幹你的利益,擠壓你的空間,像電視機、DVD、學習機、電腦等等,都是這樣。作為一個創新者,他要承擔很大的經濟風險、名譽風險、個人風險……同時,他的利益卻得不到有力的保障。
解放週末:失敗了的創新者,還可能要承受被別人嘲笑的痛苦。
楊瀾:我們的社會氛圍並沒有給這些創新的人提供寬鬆的環境,寬容他們的失敗,讓他們享受創新成功的利益。
解放週末:寬容和等待,是創新者的一種希望。
楊瀾:文化的外延是非常豐富的,它不是本身能看到的東西,就像我們弘揚中國文化,不是非讓外國人買中國的山水畫。文化是看不到的思維方式,東方的思維方式是內斂和含蓄的,所以更需要鼓勵創新和想像力。
解放週末:創新的動力往往是內心的“不安分”、不滿足,你的經歷,也似乎充滿著“不安分”。
楊瀾:決定我們是誰的,不是我們的能力,而是我們的選擇。我不願意過重復的生活,一直想變化。我的想法是寧可在嘗試中失敗,也不是在保守中成功。有時候回到母校,我總是鼓勵師弟師妹,要創造,要創新,要有創新的勇氣。我和他們講,年輕人最大的資本不是美貌,也不是身體好,而是你輸得起。年輕人更應該有一種創新的思維方式,當你有一種激情的時候,你就應該為之努力,你的人生才有幸福感,哪怕要遭受失敗。
解放週末:陽光衛視是否是你的一次創新失敗?
楊瀾:既然要創新,必須要有承擔失敗的心理準備,誰的前途都不可能全是玫瑰色。從經營上講,陽光衛視的確沒有盈利,不能算成功,但成功和失敗有不同的衡量。陽光衛視是亞洲第一個華語歷史人文紀錄片頻道。現在的很多頻道,包括央視10套和上海的紀實頻道,不能説沒有受到陽光衛視的影響。我覺得,這就是一種成功。
解放週末:你提供的是一種創新的模式。
楊瀾:但創新就可能存在風險,既要有創新的勇氣,也要有從失敗中吸取教訓的能力。經營陽光衛視,對我而言也是一個很大的磨煉。不過,滿懷激情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遠遠比做別人給你安排好的事情要快樂得多。約翰·克裏斯朵夫説過:什麼是快樂,只有創造才是快樂;沒有創造,人只能是漂浮在地面上的影子。想一想,世界上從來沒有的東西,因為你的努力,産生了,這是一件多美妙的事啊。
解放週末: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裏,自我實現是人的最高層次的需求,它會給人帶來極大的滿足,而自我實現的過程往往也是創新和發揮想像力的過程。
楊瀾:自我實現,離不開激情、創新和想像力。激情是創意的靈魂。一個對生活沒有渴望,沒有激情的人,是不可能創造的。而創造又是個人幸福、快樂的源泉。人生的幸福在於創造。很多朋友問我,為什麼不把錢全都留給孩子?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不想剝奪孩子自我創造生活的快樂。如果我兒子想當個畫家,為什麼非讓他去經營一個媒體?這不是對他的愛護,而是強加給他人生的壓力和痛苦。
母親的最大任務,就是要培養孩子健康的人格和思維方式
楊瀾是一位平衡高手。她既是眾多人眼中的“職場完美女性”,又是兒女心中的“漂亮媽媽”。只要不出差,她每天都要抽時間陪9歲的兒子和5歲的女兒一起看卡通、做遊戲、學古文。在她看來,培養孩子的思維方式,是母親的最大責任。
解放週末:你説人生的快樂在於創造,但很多父母,包括我們的教育工作者,還是將教育表面化了。您覺得我們的教育需要怎樣的文化呢?
楊瀾:我們從前的教育是強調表面意義的多,強調真情實感的少。我們的教育需要的是愛的文化、人性化的文化。我目前在教孩子學習《三字經》和《弟子規》,《弟子規》裏面講“(父母)喪三年常悲咽”,我兒子就覺得很奇怪,問我怎麼把悲傷多少年都做了規定啊,為什麼是三年?不能四年,不能兩年半嗎?
解放週末:刻板的行為規範,其實是違背人性的。
楊瀾:也是違背愛的文化的。如果我真懷念先人,不一定要悲悲切切三年整;如果我真擔心父親被蚊子咬,不一定非要自己躺下,先讓蚊子咬個夠。這樣做多做作,多矯情啊。而我們的教育,恰恰是忽視了符合人性的真愛。比如過去我們經常能看到這樣的宣傳事跡,當母親病危的時候,某位同志堅持參加突擊月,或是堅持上班、寫報告、寫總結,如果真是為了國家安危、民族尊嚴,離了你就不行了的事業,不去看病危的媽媽,也就罷了,但就為了把報告寫完,參加個會議,不顧自己的母親,這是我們應該倡導的嗎?還好,現在這樣的宣傳越來越少了。
解放週末:偏離人性的教育是冰涼的。
楊瀾:人性就是正常。孩子有私心是正常的,不要訓斥他;當他和別的小朋友搶玩具時,不要罵他,不要反人性地教育他。我們的教育開始時太重視知識,不重視培養思維方式,讓孩子忙著做各種作業題,後來又是“奧林匹克”,可這些都是技術層面的,著重培養的不是思維方式;後來又把知識變成了“素質”,孩子要會彈鋼琴,會畫畫,會跳舞……其實這些也都是知識和技能,還不是思維方式。
解放週末:孩子思維方式的養成,往往是受父母潛移默化的影響。
楊瀾:教育孩子,再好的老師都不能取代母親。我個人認為,作為一名母親,她最大的任務就是要培養孩子健康的人格和思維方式。語文、數學這些知識老師可以教會,但孩子如何面對挫折,如何面對嫉妒,如何融入一個陌生的環境,這些都需要母親去教他。
同時,做母親也是需要學習的。
前一段時間,我的孩子從上海轉學到了北京,剛開始時他很不開心,總抱怨説到了北京就見不到上海的老師和同學了。起初我勸他還可以交新的朋友,後來我看了一本心理學的書,是教媽媽如何在人生的不同情境裏教育孩子的。其中有個小節就講的是搬家,書裏説搬家在大人心目中,不是件特別大的事,但是在小孩子小小的頭腦中卻是件天大的事。因為他到了一個全新的環境,別的同學都已經相互成了朋友,而他是個陌生人,他要面臨很多的選擇。書中説,做父母的在這個時候,千萬不要用新的朋友圈來寬慰孩子,這會讓他有一種背叛感、負罪感。他會覺得媽媽幫我交新朋友,我就可以忘了老朋友。你一定要和他説,會幫助他與老朋友保持聯繫。後來,我就主動幫他蒐集整理上海同學和老師的聯繫方式,還建議他隔段時間就要打電話問候這些老朋友,回到上海要和他們見面聚會。
解放週末:培養思維方式比單純獲得知識更重要,因為它關乎一個人的人格形成。
楊瀾:在我看來,有一個平衡和豐富的人生,要比單純在事業上成功更加可貴。我告訴孩子,學習只要盡力就行,90分就夠,不用考100分;應該出去玩去,出去鍛鍊;而遇到別人不公正的對待你,要知道反抗。小時候兒子被院子裏的大孩子欺負,哭著回家了,我會説,回去,讓他們給你道歉。讓他在應該憤怒的時候憤怒,在覺得不公的時候表達,不能做一個唯唯諾諾的人。這就是一種思維方式的訓練。
解放週末:現在你們的兩個孩子什麼方面最讓你感到驕傲?
楊瀾:他們懂得分享愛。女兒特別願意幫老師幹活,午睡醒來,她起來先自己穿好衣服,然後幫其他小朋友扣扣子;大家玩完玩具,她主動留下來幫老師收拾。她不是為了討好老師,而是這樣做,讓她感覺自己很能幹。
解放週末:從小就讓他們體會分享愛的快樂。
楊瀾:我兒子特別喜歡畫畫,畫卡通什麼的,課間的時候,小朋友就會讓他送他們畫,排著隊請他畫畫。他得到很大的快感,也不出去玩,就在那給這個畫,給那個畫。我跟他説,能不能送我幾張?現在我辦公室裏挂著的就是我孩子的畫,我認為可以不挂張大千的畫,但是我一定要挂我兒子的畫,這既是對孩子的一種尊重,更是一種鼓勵創造的思維方式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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