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汽車的“中國之旅” 葉蓉（以下簡稱“葉”）：楊女士您好，在節目開始前跟您講個故事。在2000年上海主要的新聞媒體舉行了一次2000年西部行，我也是採訪團中的一員。記得我們是從上海的人民廣場出發一直到了新疆的霍爾果斯，行程是一萬多公里，就是上海通用剛剛下線的別克旅行車陪伴著我們這個團隊一起風餐露宿的。

    楊雪蘭：（以下簡稱“楊”）這件事我知道。

    葉：但我沒想到幾年後能夠恰好有機會採訪到這位當初把通用汽車引進到中國的這位企業家。

    楊：我也非常榮幸。

    葉：但是我也注意到一個問題，作為全球汽車製造業的老大的通用汽車進入中國是在1997年，而早在1984年德國大眾就已經來中國了。為什麼在中國的大街上滿地跑的都是桑塔納的時候通用汽車才姍姍到來？

    楊：其實通用汽車早在1989年的時候就來中國考察過。那時我剛剛進入通用不久，當時美國的汽車工業受到日本的衝擊非常大。應該説，那時通用汽車的家門口都著火了，正全力應付日本企業的競爭。

    葉：也顧不上這個市場了。

    楊：這是後來，我有一次在北京開會，一位領導和我説，你們通用汽車是所有來中國考察的企業中第一個提出“合資企業”這個概念的。他説，那時聽説這個合資概念都不明白，不知道什麼叫合資。但是後來通用看了一下就走了沒有進來，很可惜。

    葉：我們也知道這是到了後來，通用汽車到了90年代中期才開始和中國談判。那這個談判進展得是不是特別順利？

    楊：當然挑戰很大了，因為每一個汽車公司都想進來。中國那時候已經認清了這個市場，所以在1993中國宣佈，就是那個時候的五年計劃，他們會允許最後一個大項目進來。每一個公司都想進來，我們也想，但是我們已經晚了。你也講了，雖然我們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車公司，但是別的公司競爭力也很強。他們有日本的公司、德國的公司還有美國的公司。

    葉：您當時一下子就直接介入這場談判？

    楊：並不是這樣。當時是我負責通用汽車消費市場的副總裁。與中國的談判是由國際部門來負責的。我們的國際部門在歐洲。由於我是華人的緣故，接待起中方客人來比較方便，另外在中國還有些熟人，所以我也就開始參與。但説實話，我的參與讓國際部門的同事不開心了。因為我對國內情況比較了解，知道有些美國式的工作方法是行不通的，我知道了我就要講，我一講自然就有人感覺好像干預了他的工作。

    葉：對。

    楊：這個就很困難，所以最後我就給通用汽車全球總裁發了一封信，就是問他我可不可以跟開一個五分鐘的會議。我有一些很簡單的問題問你，你可不可以指點我一下。我的辦公室是在美國通用14樓，這個14樓是大家看了害怕的，因為總裁啊一些高管都在這一層。通用最高的領導他要從我門口經過。後來他進來了，我就只用了五分鐘的時間和他説明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對通用汽車來説有多重要。如果通用認為中國並不重要，那我們只是想賺一點錢的話，我不會參與。但是如果通用汽車公司把中國列入未來的發展戰略的話，我就有很多話要跟你講。他説當然是一種發展戰略。後來我和他説了很多關於我的一些看法和想法，後來我就開始真正參與這項工作。

    葉：什麼時候通用總部讓您來負責跟中方談判？

    楊：這其實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通用汽車這樣保守的公司，是不可能突然間會有一個很大的人事變動的。通用總部派了一位總裁全權代表通用，另外安排了一個副總裁就是我。我的職責就是在美國組織各方面的知識、各方面的實力去幫助推動中國這個項目。

    葉：您剛剛談到在跟中方接觸的時候，有德國的公司，有日本的公司都在競爭，那麼這個競爭是不是很激烈？

    楊：對對，尤其是這種競爭不是很直接但非常激烈。經常有這樣的情況，外面傳言，説通用失敗了，福特成功了，我們就非常失望，後來發現又不是這樣了。

    葉：這樣一個合作牽涉面是非常廣的。

    楊：在美國你要做一個項目，很直接我跟就是一條線，但是在中國好像是像個蜘蛛網，有很多人相關，而且每一個部門的影響對最終的結果都有影響，所以這個是不一樣的。你要費時間去和技術方面的一些領導、政治方面的一些領導、經濟方面的一些領導都要去碰一碰，讓他們都感覺這是一個適合的項目。

    葉：現在你回頭看，你認為通用能夠擊敗競爭對手靠的是什麼？

    楊：我覺得是我們的戰略。我們最先注重的就是中國有什麼樣的要求，這和別人不太一樣。我們的戰略是想作為中國最好的夥伴幫助中國的整個汽車行業發展，這個戰略是雙贏的一種戰略。這與平時我們進入一個國家，搶佔一個市場，建立一個項目是不一樣的。我們的理念就是説，如果中國覺得我們是最好的夥伴，在這個整個行業發展的時候，我們能夠拿出最好的技術和生産線一起合作。

    葉：但我們也知道這個項目給通用帶來了極大的利潤，就像您剛才向您的一個上司發問的一樣，中國這個市場到底對通用意味著什麼？我有一個數據，去年上海通用的盈利佔到了通用全球的盈利的14％。

    楊：對。

    葉：這個份額是相當大的。

    楊：這只是一個結果，在當初那個時候是完全看不到的，當初只是一個希望。當時很多報紙媒體批評通用，説它是一家很大、很笨的公司，花這麼大的投資與精力，又是需要這麼長的時間。那個時候來中國的有很多很多公司都失敗了。當時很多很多媒體就説中國市場的夢想，只是一個夢想，不是一個真實的東西。一些管理層在開會時他們就説，我們是非常想要在中國做，但是太難了，做不到，所以人家看我們要投這麼多，人家都説通用很笨很大，這個事情肯定要失敗。我們公司內部的意見和想法也是不太一樣的。

    兩位父親，一位母親，共同的氣節 葉：您跟上海特別有淵源，因為您出生於上海，也是上海人。最初是怎樣離開上海的呢？

    楊：我的父親楊光泩是外交官，他其實是在各國工作，剛巧我出生時他剛回國。我兩歲就離開了中國。

    葉：談到您的父親可能要談到您童年的回憶。

    楊：他當時是中國在菲律賓的總領事，後來戰爭爆發了，日本人來了。1941年12月8號，日本人開始轟炸菲律賓。當時美軍轍退的時候，他們就燒燬戰船。我記得從窗口看出去，整個大海都是一片火海。經常有空襲警報，我們只能睡在床底下，熱的要命，這樣的日子大約維持了三四個禮拜。

    葉：父親為什麼沒有帶著你們全家離開這個戰場呢？

    楊：美國的外交官曾邀請父親和我們全家一起到澳大利亞去避難。但是父親説我是中國人，在菲律賓還有很多一起工作的同事，還有很多華人，我是他們的領導，我不能離開。

    葉：可能其他的華人未必有這樣的機會。

    楊：他覺得他不能走，這是他自己的決定。

    葉：你還記得父親離開的那個清晨嗎？

    楊：到了一月份，日本人進來了，我記得我們在早餐。我是小孩子，看到這種人很奇怪的，因為日本人的腳上都是包起來的，走著正步。那一天忽然有兩個日本兵進來，拿著一張紙，説我爸爸被逮捕了。當時我覺得父親好像早就準備好了，早就知道有這一天。他馬上回到房間裏，箱子已經準備好了，他出來，然後就走了，被關進了監獄。這個監獄在一個河旁邊，河裏漲水時犯人們就泡在水裏，叫水牢。接下來的幾個月裏消息很多，我後來才知道日本人希望父親勸説當地的華人和日本人合作。另外，父親捐獻了很多的錢幫助抗日。所以日本人最後把他們殺害了。其實在戰爭中也是不應該殺害外交官的。

    葉：那時有沒有想過有可能會再見到父親？

    楊：我們一直生活在這樣的希望裏。直到戰爭結束，我們才知道，早在1942年4月份他們就已經遇害了。根據後來的一些調查，當地目擊到這件事的農民講，有七個人被帶到田裏，叫他們自己去挖埋他們的坑，挖好後就站在裏面。日本人還給他們蒙上眼睛，我爸爸不要，睜著眼睛看著這些日本人。中槍後父親沒有死，他還用手指著他的心叫他們再打，就這麼樣死了。

    葉：真是有氣節的一位中國人。

    楊：現在的南京雨花臺還有他們七位烈士的墓，是合葬在一起的。戰後我們一家人坐船到了美國，坐了二十四天，一條只能乘幾百人的軍艦上裝了三千多人。

    葉：就像一個難民船。

    楊：在美國最早的生活非常艱苦，沒有水我們自己打井，沒有電我們用蠟燭，沒有麵粉，什麼東西都是米粉做的，很難吃。我記得母親自己種菜，自己施肥。

    葉：可能我們很多的觀眾不太清楚，你母親不但是復旦的校花，當時在舊上海是非常有名的大美女，早年上海灘老九章綢緞莊的大小姐，你的外祖父是嚴信厚是和胡雪岩一起做生意的，近現代非常有名的實業家。

    楊：我母親她是一個美女，她每一天都有一件新衣服，因為她家裏就有幾個裁縫。我是1979年才知道母親是一個怎樣的美女的。那是我第一次回國，我的姑父帶我去看一個老朋友，很黑的很臟的一個老房子，夏天熱得不得了，電扇都沒有。一個老頭兒自己扇著扇子，穿著背心短褲，我想他肯定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姑父就介紹我，説這是楊雪蘭，她是嚴幼韻的女兒。哦，忽然間他的臉慢慢地亮起來了，他説你是不是84的女兒啊？84是我母親的車子的牌照號碼。他們都知道她是84，愛麗絲，所以這個是她的小名就是84，不認識，但是認識她的車子。她自己也會開車子，她自己也有個司機。老頭兒説，她上學時我們一些男學同每一天在學校門口等她，希望她會過來，我們可以看見。

    葉：這應該是上世紀二十年代初了，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一位老人還唸唸不忘。您母親曾是這樣的養尊處優，忽然有一天要她帶著年幼的女兒踏上陌生的國度，她怎麼開始自己的生活？

    楊：當時正在籌備建立聯合國，她認識一位外交官，她打電話問有沒有一些工作可以做。這位朋友説，你是不可能工作的，要早上起來，晚上下班，你怎麼會工作？後來她就進入聯合國工作，15年。我和姐姐有機會上好的學校，都是因為有她的工作。

    葉： 1958年，你母親嫁給了有著民國外交第一人的顧維鈞先生。在您的印象中，顧維鈞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楊：他和我們在一起時從來不講政治，他是一個非常好玩的人。比如説他過生日，他會像兒童一樣開那種Party。記得有一年我們請了小狗，他喜歡動物，這種小狗會表演的，他很高興。但是每一年我們都要想到他要過生日了，我們就要在怎麼好玩上動腦筋。

    葉：他有沒有和你談過巴黎和會的事情？

    楊：沒有，這些事情他從來不講的。他對我最有影響的就是，他不管和誰，跟高層的人跟低層的人他的態度總是一樣的。他會和司機去談話，跟餐館裏的服務員談話，他沒有架子的。

    葉：您覺得這一點是給你們留下很深印象的？

    楊：是，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因為我也工作了很多年了，碰到過很多有名的人有錢的人，但是我就一直就記得最重要這個人是什麼樣的，不管他多重要，他的人不好，我跟他也沒有什麼，我也不佩服他我也不想跟他去打交道。

    葉：這種耳濡目染對你今後的事業也好，還是對您的生活也好，影響可能是很大的。

    楊：是，我記得在廣告公司工作時，有一天我去聽了一個演講。他是副總裁，台下概有一千多職員。這個人是了不起，講得非常好。我回到辦公室我就寫了封信給他，我説你講得非常好。後來我跟我的老闆講，他説，啊？你怎麼可以給我們的副總裁寫這種信？我説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葉：這個可能很顯赫的人，拿到這封信他也會很高興的。

    楊：其實人和人之間有些東西有些障礙是人為設置的。

    葉：用一顆平常的心或者一顆平等的心去溝通的話，很多事情沒有你想像的那麼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