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啟光印象

    這是一次奇特的體驗，深秋的南開園，在漢語言文學院的教室裏，我旁聽了一位中國教授給他的美國學生們用英語上的一堂生動的中國歷史課。站在講臺上的這位睿智、親切、極富感召力的教授正是趙啟光先生。

    看著他給美國學生耐心細緻並充滿情感地講解著中國的文化和歷史，我不禁心生感慨：就是這個特殊的課堂，這個讓西方人了解真實中國的文化教育交流項目，讓趙教授經過了艱難的鬥爭與磨煉,並經歷了長達１５年的時間考驗，除了一個超然忘我的追夢人，還有誰能做得到呢?

    趙啟光是一位美國大學的終身教授，他本可以在象牙塔內享受學者的榮耀及優越的物質生活，但他卻像一位民間“外交大使”，發起建立了一個文化教育交流項目——組織美國學生到中國來，讓他們置身於中國的文化氛圍裏，去感受、去理解，再把理解帶回去傳播。趙啟光教授所做的這個項目是目前南開大學時間最長的對外教育交流項目。

    時間倒流到３６年前，美國的阿波羅號飛船登上了月球，因“文革”而離開校園的趙啟光得知這一消息後寫下了一首詩:

    “驚聞彼岸登月球，陋室閉門且埋頭，浩氣蕩蕩曾自許，赤膊條條任去留。

    羞逐社子睹梨栗，冷觀潮兒弄激流，擊節長歌歌何苦，坎坷未信此生休。”

    那是一個少年壯志的出師表，也是他學習英語的開始。那時，與世界先進技術對話，與不同文化進行交流的夢想已然在他心中萌生。大學畢業後，他又攻讀了“文革”後的首屆研究生；後獲得了留學美國的機會，成為改革開放後最早的留學生之一。在美國的馬薩諸塞州立大學，他僅用了５年就讀完了別人七八年才能完成的“比較文學”博士，畢業當年就找到了在美國卡爾頓大學教書的工作，又很快從助教授升到終身教授、正教授、系主任、講座教授。他的人生經歷在不斷充實著他的夢想。

    在卡爾頓大學，他開創了中文專業。那時，在美國搞中國文化研究的人大多是台灣的教育背景，美國學校與台灣的文化教育交流項目較多，而面向中國內地的交流卻是一個空白。趙啟光決心通過自己的努力建立起面向中國內地的文化教育交流，改革開放後快速發展的中國真的太需要讓世界了解了。

    如今，１５年過去了，趙啟光所做的事起到了很多潛移默化的作用。他帶過的學生回去後做了許多傳播中國文化、增進中西方了解的事。他們中有的是使、領館工作人員，有的是美國政府駐華商務代表，搞中文教育、中文研究的就更多了。趙啟光的兄長是國務院新聞辦的要員，被譽為“中國新聞第一官”，用他哥哥的話説，他已經培養了大批“親華派”。趙啟光説：“哥哥在做官方外交，我在做民間外交。”他説：“交流應該是雙向的，但一直以來都是我們出去的多，別人進來的少，所以我立志去做帶進來的事，因為認識與理解不單靠説教來解決，要靠踏踏實實地工作。對我來説這就是從教育做起的民間外交，我深信學了漢語、了解了中國文化的人是不會憎恨中國的……”

    儘管回來的時間短，安排的工作多，日程裏充滿忙碌，但與趙啟光教授交流卻能時時感受到他的淡泊與從容，這是只有那種心靈超脫的人才可以擁有的品質———努力去做事，能做成事但又不功利、不張揚，還擁有內心的寧靜與超然。

    趙啟光教授説，他的人生軌跡由兩條平行線組成：一條是經歷的事；一條是內心感受與認知。

    趙啟光人生的每一步都邁得比別人早，他在大學時百米跑成績是11.2秒，是學校的冠軍，游泳、滑冰等項目也都名列前茅，他説：“人生要成功，就得第一個起跑，這是體育競技給我的啟示，搶先起步，道路坦蕩無人走，落後一步則得千軍萬馬擠獨木橋。”趙啟光教授説：“要做成事，除了豐富的知識、準確的分析和判斷力之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認真對待自己的事，但不要認真對待自己，認真去做事，不太去想自己的得失。不以功利為標準，才能超脫自我，達到一個悠然的境界。”這也許就是他能堅持十幾年做事，而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原因，更是他走過人生每一步的準則。趙啟光對林則徐為其婿批改的一副對聯頗為感慨，原聯是：“一勾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輝滿十分。”林則徐把它改成了“一勾已足明天下，何況清輝滿十分。”從“必”到“況”一字之改體現了不同的人生觀。趙啟光説，我覺得對己應該是前者，即“何必清輝滿十分”，而對事則應是後者，即“何況清輝滿十分”。他把這副對聯貼在了辦公室的門口，並特意在“何必”旁邊寫上“何況”，以表達他的人生理念。

    記者：您是美國一所學費與哈佛大學不相上下的私立大學的終身教授，為什麼卻不辭辛苦地去做帶學生來中國這件“分外”的事？

    趙啟光：中國人對西方和西方文化的了解超過了西方人對我們的了解，西方人總是隔著很多層才了解到我們，所以這就容易産生偏差和誤解。正因為如此，我才致力於讓西方人近距離了解中國。我在美國的大學創建中國語言文學專業。我努力爭取下來這個交流項目把美國學生帶到中國來，其主要目的是讓他們學會對中國人民的理解，並把這種理解帶回去傳播開來，創造一個共同美好的世界。交流應該是雙向的，但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出去的多，別人進來的少，所以我有志去做帶進來的事。對我來説也就是這種從教育做起的“民間外交”。我深信學習了漢語，了解了中國文化的人是不會恨中國的。

    記者：一個比較文學教授從事文化教育交流活動對於一般人來説多少會有些費解，您能簡單描述一下您所從事這項活動的內容嗎？

    趙啟光：這個項目每兩年一次，組織美國卡爾頓大學部分在校生到南開大學學習中文，接受中國歷史和文化教育，每次交流的時間是１０周，主課堂在南開大學，同時安排學生們去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特色和現實發展狀況的地方，既到沿海發達城市也去貧困地區，目的是讓學生們了解最真實的中國，在這些地方一般安排參觀與座談，有時也有現場課。比如有一次我給他們講抗日戰爭史，就帶他們去了太行山區和著名的平型關大捷日軍被消滅的山谷邊，上了一堂生動的歷史課，這次我們去了西安、內蒙古、上海等地，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教育主題。

    記者：您生長在天津，父母又都是南開大學的知名教授，是不是這個原因讓您把這個交流項目選在了天津的南開大學？

    趙啟光：有這方面一些因素。雖然南開大學有一定的人和優勢，但選哪所學校，在哪個城市，必須經過學校委員會嚴謹的論證和考查才能定。當時有３個候選院校包括南開大學、南京大學和雲南大學，選南開大學首先是考慮它的對外漢語教學實力較強。另外它處在普通話區，與北京又近，這就比南京大學和雲南大學佔了較多的優勢。再有就是因為天津這個城市樸素的中國文化特色，天津是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一方面它開埠較早，受西方影響較多，而另一方面它的本土特色又保持得很深，城市中既有五大道，又有“三不管”、鼓樓等，有保存很好的民間文化和老民俗，天津這個城市是了解中國文化、了解社會民俗的非常好的地方。所以他們最終決定在天津的南開大學做這個項目。

    記者：如果按時間推算，這個項目開始在上世紀８０年代末，在當時那種特殊的國際環境下，項目的運作方式是否會不同？

    趙啟光：對，當時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即使沒有當時特殊背景，説服學校在中國內地做這個項目也不容易。因為當時在美國搞中國文化研究的人員大多是在台灣受的教育，由這部分人牽線的美國學校與台灣的交流較多，而面向中國內地的交流項目幾乎沒有。所以我先得讓他們了解與中國內地交流的重要性，説服他們認可這個方向。

    記者：在艱難的爭取過程中，哪些努力最終起了決定性作用？

    趙啟光：幾方面的爭取與努力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最重要的還是那些被我帶來的委員會成員，因為是由他們最終來做決定。委員會成員裏有著名學者洪長泰教授，是中國民俗學專家，還有一個歷史系的教授，叫史密斯，他在１９４６年抗日戰爭結束後美軍接收日本投降時被派到天津當過兵，這是個必須爭取的重要人物，於是我不僅邀請他來中國，還特意陪著他到天津尋找他當年當兵時的兵營，雖然後來那個兵營並未找到，但他卻重溫了這個城市的親切，更看到了這個城市的發展，史密斯教授後來起了重要的作用。

    記者：一個人堅持做事總該有一種內在的動力，您的這種動力來自於什麼，您所做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動是目前南開大學時間最長的外教項目，您為什麼能堅持那麼久？

    趙啟光：１５年時間確實不算短,除了教學和寫作，這個項目花了我不少時間。項目爭取時不容易，爭取下來後要獲得學生們的認可也需要一個過程。現在報名參加的學生越來越多，以至於學校要限制我每次帶來的人數，否則就會影響到學校正常的教學安排。這個過程讓我切身感受到了我們國家對西方人越來越強的吸引力，這是祖國日異強大的標誌，這種自豪感給了我很大的動力。這些年來，我每次回來的日程及教學內容都會根據當時的國際、國內背景和政治、經濟熱點進行安排和調整，每次的重點不同，收穫也不同。雖然是相同的一件事，每次都像在做一件新事，並不平淡與枯燥。説到困難，我只想闡述一個觀點：一個人要想做成一件事，重要一點應該是，認真對待自己的事而不是認真對待自己。所謂困難，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關乎個人得失的事，認真去做事，少考慮個人得失，有這種心態是不會以困難為藉口去放棄的。

    記者：這麼多年來，一批批外國學生來到中國，他們都收穫了些什麼？

    趙啟光：他們了解了真實的中國，他們被中國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所震撼，這些都是他們過去不知道或知道得不全面的。這次有位學生就在論文中寫道：“為什麼有的人會以為美國比中國好？其實雖然很多方面美國好，但中國也有最好的，各國應有不同的社會和文化，不用去縮短他們的差別，中國將來能成為更強的國家。”這些學生回去後很多人都在做傳播中國文化、增進中西方了解的事，他們中有的做了美國政府駐華商務代表，使、領館工作人員中經常有我們的學生，搞中文教育與研究的人就更多了。

    記者：您的人生經歷不同尋常，所做的事也很了不起，其過程必定充滿困難與坎坷。不知您是靠怎樣一種精神或信仰來支撐和鼓舞自己的？

    趙啟光：國外許多人都信奉宗教，但我相信自己的宗教———大自然。當我遇到困難或無法解決的問題的時候，我總要走到野外去抬頭看看星空，人生的一切問題都會得到解決的。我想，人在宇宙中像一粒塵埃微不足道，這種謙虛反而會給人以自信。人生是要順應大自然的，只有在大自然的感召下才能盡情發揮作用。就拿人的生命來説，無論怎樣聰明一生、智慧一生，到頭來還要面對回歸自然。懂得這些道理就不會為一些小事情而煩惱。“星空”往往是解答我人生種種困境的最好答案。現在的人整天忙忙碌碌，追求物質生活的多，追求精神生活的少。其實，拿出一點點時間看看星空，冷靜思考一下，擺正自己的位置，才能感悟人生。自然是我的信仰。

    記者：您做學問、寫書還有致力於中西文化教育交流事業，這之間是否有著內在的聯繫？這種聯繫是如何像一條“主線”牽引您的?

    趙啟光：“主線”這個詞你用得很好。我是研究“比較文學”的，我覺得，兩種現象的交匯處是最美的。例如，高山與平原的交匯，顯露出山的偉大；海洋與陸地的交匯，展現出大海的浩瀚。中西文化相碰撞、接觸的地方，就像一幅美麗的海濱圖畫絢麗多姿。這就是我如此喜歡“比較文學”的理由，也是我熱衷於把外國學生帶到中國來的原因。如果説，這是一條“主線”的話，它還是牽引我走出國門到外面去的動機。所以，在差異中尋找兩者的區別，在區別中認識事物的本質，是一種樂趣與探求。

    記者：您所拓展的“比較學”實際上蘊涵著很深刻的辯證統一的哲學思想，請談一談您對現代哲學問題的看法。

    趙啟光：一個人生活中總是與安全和危險相伴隨的。尼采説“livedangerously”（在危險中生活），而孔子主張中庸之道，凡事做到不偏不倚，力爭安全、準確。我覺得在安全與冒險交接處的安全一側漫遊，是最獨特和有意義的。這也是剛才説的兩種現象的交匯處是最美的。如果一個人有所創造，就應該在邊緣中體驗人生之美。歷史上發生過很多次哲學革命，但我們這個時代不是思想的時代，是實踐的時代，或者講是急功近利的時代。現在有些人富裕點了，都在比房子、比汽車和比票子，都在拼命地做事情。是否應該停下來歇口氣，多想一想、多分析分析，享受一下內心的寧靜呢？思想、行動和感受應該在交匯處平衡協調，這是我隨時想到的一點哲學觀。

    ■趙啟光簡介

    出生於北京，在天津長大。“文革”後考取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英美文學系碩士。畢業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所就職。１９８２年赴美國留學。１９８７年在馬薩諸塞州立大學獲比較文學博士學位。隨後，受聘于美國明尼蘇達州卡爾敦大學，創建該校的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現任卡爾敦大學亞洲語言文學系主任、終生教授、講座教授，清華大學客座研究員，南開大學、西藏大學客座教授。主要作品有：《康拉德作品選》、《東西方龍的研究》（英文）、《異鄉異客》、《客舟聽雨》、《世路心程》（作家出版社即將出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