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讓人找一個鳳凰臺最有代表性的欄目,也許有人會選《時事開講》,在它身上,集中了鳳凰臺的最主要特徵:精緻、實用,節目形式相對簡單。
作為新聞評論節目的《時事開講》,一般只有一位主持人,一位評論員,節目時長在30分鐘左右。演播室裏,兩個人對向而坐,針對當時國際、國內最熱門的新聞話題,從不同角度對事件作出分析評論,更請來相關專家,深入討論事件的真相及內幕,其精闢的見解及不凡的口才,常常讓人擊節稱讚。
“必須明白目標觀眾在哪”
曹景行對國際時事的獨到見解造就了《時事開講》這一名牌時事分析欄目,他也被稱為“電視時評第一人”。成功的武器,是貨真價實的“思想的力量”。而他受歡迎的程度,據説讓一部分人變得再也不能那麼早睡了。“因為《時事開講》播完已經過了夜裏12點”。許多大學生特意到賓館包下房間,就為了聽聽曹景行和他的同行們怎麼評述當時發生的重大事件。
對外大傳播:您在節目中提供給觀眾“第一解釋權”,即在新聞事件報道後的第一時間,對新聞發生的深層次原因從不同角度進行剖析。您總能從新聞事件中找到中國及其他華人世界觀眾感興趣的東西。做到這一點,您具有什麼“獨家功夫”嗎?
曹景行:我們做節目的時候,必須明白目標觀眾在哪。全球華人願不願意接受。鳳凰有自己的目標,就是讓我們的新聞抓住全球華人的脈搏。
在鳳凰的最大的感受就是站在泛中華的角度,為華人普遍接受,這很不容易。我們做出的任何一個動作都以我們的受眾了解為主,你感覺鳳凰的節目中有濃厚的人文色彩是因為我們需要,我們需要人文關懷,所以鳳凰就有了人文色彩。因為鳳凰衛視是市場運作下的電視臺,做節目一定要考慮成本和回報。觀眾接受程度高,就代表有廣告價值,廣告上來了就意味著這個節目有市場。做電視的最大力量是觀眾的遙控器,因此我們很盡心地為觀眾提供他們所需要的節目。其實,無論是做電視還是報紙,腦子裏總要想著:觀眾和讀者實際上掌握著“生殺予奪”的權利,節目、報紙不好看,隨時可以使用遙控器換臺、或者不掏出口袋裏的“五角錢”買報紙。
尋找評論員的過程開始並不明確,並不是説我們一開始就知道要找什麼樣的,但後來找著找著,越來越明晰了,説就是這樣了。因為人手少,時間緊,每天的《時事開講》大致上由我們“自作主張”,每天下午,當天所講的題目就要定下來。時效性的節目靈活性非常大,一般也會看看觀眾的興趣點在什麼地方,多準備一些話題。
(記者插言:這個世界實在是變化得太快了,時事新聞更是風雲變幻,前分鐘的新聞,可能五分鐘後就“涼”了。碰到這種情況,您是如何隨時根據“刷新”的資訊縱橫捭闔地加以分析呢?)
你現在認為什麼深刻啊,這些都是主觀的,我每天準備話題之前,都會考慮用怎樣的表達方式,這個事件是不是最新的。可以這麼説,每期《時事開講》節目只有一個話題,但我手裏有最少十個、二十個話題備用。這些話題是我一直以來就很關注,涉及國際、經濟、中國各個方面,每個領域都可能有五六個關注的話題。我投入大量的精力在這上面。
新聞發言人不是出了事情才講話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與世界的聯繫愈加緊密,如何面對境外媒體是新時期新聞發言人遇到的嚴峻挑戰。
曹景行以一名境外記者的獨特視角,給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辦的新聞發言人培訓班的學員們多次上課。曹景行的講解針對境外記者所處的歷史文化背景、現實生活環境不同等情況,強調順暢有利的溝通,用他的話説:“用對方容易接受的表達方式,才能提高新聞發佈的效率,才有可能達到新聞發佈的目的。”
對外大傳播:我們知道發言人在國外,特別在西方已經很習以為常,在中國儘管已經有了二十年,但是中國政府發言人在中國和外國人的媒體看來還不夠熟悉。您能幫我們比較一下香港的記者發佈會和內地的有何不同?
曹景行:召開新聞發佈會有一個基礎是相同的,就是保持基本事實不變。當然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根據他們的興趣點提供資訊,這有助於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理解。
(記者插話:前不久採訪白岩松時,當我問到他和您是兩種風格不同的人,為什麼會同時出現在新聞發言人培訓班的老師名單中,他就反問我,“有什麼不同嗎?我覺得沒什麼不同的,還有人説我們很像呢,説我老了以後就會像曹先生那樣。”)
我和白岩松受到邀請,是因為我們都能從記者的眼裏看新聞發言人。有時因為時間安排的關係,他先講,然後我才到,等我講的時候,我會説,白岩松説怎樣怎樣。如果非要説有不同,那這個“不同”可能只因為我是境外記者,和他有著不同的工作經歷。
無論是舉辦新聞發言人培訓班,還是開新聞發佈會,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溝通”。為什麼大家感覺最近兩年新聞發佈制度不斷完善,這跟政府通過這幾年才認識到“溝通”的重要性有關。這反映了目前的一種客觀需求。政府本身有需求,需要一種體制,能夠通過媒體來和公眾進行有效的溝通;民眾有需求,對資訊公開有著強烈渴求。
我認為新聞發佈制度的完善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越是新聞發佈制度完善的國家,也是經濟發達的社會。所謂發言人,就是代表機構、公司發佈重要資訊,維護機構、公司利益的人,他們要代表自己與外界溝通。
在香港,一個只有800萬人的地方,已經將新聞發佈制度很成熟地操作了幾十年,運作了幾十年。中國這麼大,一下子就做好不太可能。但現在,我們很高興地看到新聞發言人制度逐漸走向完善。
對外大傳播:您認為,內地的新聞發言人制度還存在哪些問題?或者説應該朝什麼方向完善?
曹景行:講內地新聞發言人的成功之處與尚有的欠缺,這與所代表的政府核心決策者的心態有關,他願不願意讓新聞發言人講話,到底願不願意面對媒體?當然新聞發言人嘛,他面對記者時的心態與技巧也很重要。你仔細觀察一下,哪個省政府願意面對媒體,哪個省就有著更大的發展空間。
媒體,就是起“溝通”的作用。新聞發言人不是出了事情才講話,才和媒體打交道,應該主動與媒體建立長期關係。你工作做得好不好,最後的結局體現在有多少人接受你,如果你説的話,連你對面的人都不能接受,那你是失敗的。
對外溝通最好的條件是人家願意和你溝通
對外大傳播:本刊2004年第一期曾邀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的一位教授寫過一篇名為《帝國時代朝我們走來》的理論文章,其中有一個觀點:西方霸權大國在政治上推行霸權主義,謀求君臨天下,而在新聞傳播中,企圖構建傳播帝國,主宰國際輿論的現狀。
曹景行:他的觀點,我並不認同,這有多重情況。國際上的確存在財大氣粗、經濟實力雄厚的超級大國,你要承認人家比你強,當然,你可以把自己關起來,不和人家接觸。就像我們國家五六十年代做的那樣。那時候,美國的宇航員都登上月球了。
另一方面,你也可以逐步強大啊,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國際化啦。你已經走出去了,還想再退回來嗎?
西方媒體是不是強勢媒體?是。人家什麼都比你強啊。但是也不應該完全悲觀,你可以找找十年前的紐約時報、時代週刊,看看那上面政治、經濟內容有多少涉及中國。現在,你也可以去統計一下,時間不用長,一個月,你再看看裏面有多少關於中國的內容。
我一直強調中國是個大國,而不是強國。為什麼這樣説?因為你不能制定遊戲規則。當你成為真正的強國,別人也會聽你的,遵守你所制定的規則。我們老説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一個弱者的聲音怎麼能得到重視。你必須不斷成長。昨天(筆者注:3月31日)的金融時報,第2版,刊登了歐盟接受沃爾福威茨作為新一任世界銀行行長的候選人,而它的執行副行長是個很老練的中國人。
對外溝通最好的條件是人家願意和你溝通。與外界溝通,你要意識到外界在影響你,你也在影響著外界。想想看,是單純的外界強、中國弱,還是中國和世界相互影響著。
你要找有利的事做
對外大傳播:您的父親是我國已故著名學者、報人曹聚仁,他曾是中南海毛澤東、周恩來的座上賓,也被台灣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秘密邀其“暢談”,密商兩岸和平統一事宜……
對於兩岸關係,我們現在的狀況和祖輩們不太一樣,如何讓台灣年輕人多了解大陸,是我們媒體的責任,您能談談“鳳凰”是如何做的嗎?
曹景行:在台灣,年紀再大一點的也多是1949年以後出生的,“血濃于水”可以提,但這不是基調,他們想聽什麼?是對他們有利益的事。原來他們就講,“你打我啊,拿拳頭打啊?你打不到。”因為有美國,美國會干涉。你一天到晚講自己的看法,你罵他,這沒有用。你要找有什麼有利的事做,謀求共同的利益。
(背景:第三期我們雜誌做了“知己知彼,讓外宣走進受眾群”的專題,在採訪中央電視臺海外中心《天涯共此時》欄目的製片人時,他講了一個故事:“記得有個台灣人説,你天天跟我説你是我爺爺,我知道了,你還天天説,五遍,十遍……我就會想你為什麼非要強調‘你是我爺爺’,是不是因為你想教訓我,想對我發號施令啊。”)
對外大傳播:外宣中的確曾存在過這樣的問題:“自説自話”,但現在,無論是國務院新聞辦舉辦的各種活動,還是涉外媒體所作的對外傳播也好,這種情況是否得到了改善?
曹景行:無論在中國大陸也好,還是在東南亞地區,像新加坡、馬來西亞,你講“中國走向統一”,沒問題,這個觀點是大家的共識。我上台灣的電臺聯播,在新加坡接受採訪,都這樣講。因為遏制“台獨”,這一事實不會變。當基本原則不會變,而你的判斷又符合事實,你就敢説。當然在不同的國家我講的方式不同,比如在東南亞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對於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我就會從維護地區安全的角度講,他們都很容易接受。
你要抓住關鍵。這個關鍵可能就是一句話。2000年5月20日,陳水扁發表就職演説時,許多民進黨、專家學者在新聞採訪連線中常常剖析“這句話有三種意思”,那句話又代表什麼。我只聽了一句,哪一句?他到底是要“制憲”,還是要“修憲”?“制憲”就是制定新的想法,説明他想成為獨立的政權。結果,好了,他是“修憲”,這説明他不敢發動戰爭。
還有這次“兩會”,《反分裂國家法》一通過,我當時在會場的二樓,身邊的台灣記者説,“嘩,這麼強硬啊。”我就説:“有了這個法,打仗的可能性是大了還是小了?”
(記者插言:長久以來,陳水扁像個孩子,總是試探著我們的底線在什麼地方,做一件事情,看看你的反應,如果你生氣了,他再往後退一步。你如果沒反應,他就再往前走。)
有了《反分裂國家法》,陳水扁不敢撞這個底線,打仗的可能性小了嘛。那就是好事,我只關心這個。
對外大傳播:您總説“重大新聞發生的時候,希望我在場”,1998年10月你曾採訪了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的大陸之行,能講講當時的情形嗎?
曹景行:他們雖然有著不同的政治立場,但是也有共同的文化基礎,他們的溝通建立在理解之上。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很悲哀地看到他們的老去。
兩位老人(指汪道涵、辜振甫兩位先生──本刊注)的存在本身就是兩岸關係和緩的象徵,辜振甫的仙逝讓這種象徵意義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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