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讓人找一個鳳凰臺最有代表性的欄目，也許有人會選《時事開講》，在它身上，集中了鳳凰臺的最主要特徵：精緻、實用，節目形式相對簡單。

作為新聞評論節目的《時事開講》，一般只有一位主持人，一位評論員，節目時長在30分鐘左右。演播室裏，兩個人對向而坐，針對當時國際、國內最熱門的新聞話題，從不同角度對事件作出分析評論，更請來相關專家，深入討論事件的真相及內幕，其精闢的見解及不凡的口才，常常讓人擊節稱讚。

“必須明白目標觀眾在哪”

曹景行對國際時事的獨到見解造就了《時事開講》這一名牌時事分析欄目，他也被稱為“電視時評第一人”。成功的武器，是貨真價實的“思想的力量”。而他受歡迎的程度，據説讓一部分人變得再也不能那麼早睡了。“因為《時事開講》播完已經過了夜裏12點”。許多大學生特意到賓館包下房間，就為了聽聽曹景行和他的同行們怎麼評述當時發生的重大事件。

對外大傳播：您在節目中提供給觀眾“第一解釋權”，即在新聞事件報道後的第一時間，對新聞發生的深層次原因從不同角度進行剖析。您總能從新聞事件中找到中國及其他華人世界觀眾感興趣的東西。做到這一點，您具有什麼“獨家功夫”嗎？

曹景行：我們做節目的時候，必須明白目標觀眾在哪。全球華人願不願意接受。鳳凰有自己的目標，就是讓我們的新聞抓住全球華人的脈搏。

在鳳凰的最大的感受就是站在泛中華的角度，為華人普遍接受，這很不容易。我們做出的任何一個動作都以我們的受眾了解為主，你感覺鳳凰的節目中有濃厚的人文色彩是因為我們需要，我們需要人文關懷，所以鳳凰就有了人文色彩。因為鳳凰衛視是市場運作下的電視臺，做節目一定要考慮成本和回報。觀眾接受程度高，就代表有廣告價值，廣告上來了就意味著這個節目有市場。做電視的最大力量是觀眾的遙控器，因此我們很盡心地為觀眾提供他們所需要的節目。其實，無論是做電視還是報紙，腦子裏總要想著：觀眾和讀者實際上掌握著“生殺予奪”的權利，節目、報紙不好看，隨時可以使用遙控器換臺、或者不掏出口袋裏的“五角錢”買報紙。

尋找評論員的過程開始並不明確，並不是説我們一開始就知道要找什麼樣的，但後來找著找著，越來越明晰了，説就是這樣了。因為人手少，時間緊，每天的《時事開講》大致上由我們“自作主張”，每天下午，當天所講的題目就要定下來。時效性的節目靈活性非常大，一般也會看看觀眾的興趣點在什麼地方，多準備一些話題。

（記者插言：這個世界實在是變化得太快了，時事新聞更是風雲變幻，前分鐘的新聞，可能五分鐘後就“涼”了。碰到這種情況，您是如何隨時根據“刷新”的資訊縱橫捭闔地加以分析呢？）

你現在認為什麼深刻啊，這些都是主觀的，我每天準備話題之前，都會考慮用怎樣的表達方式，這個事件是不是最新的。可以這麼説，每期《時事開講》節目只有一個話題，但我手裏有最少十個、二十個話題備用。這些話題是我一直以來就很關注，涉及國際、經濟、中國各個方面，每個領域都可能有五六個關注的話題。我投入大量的精力在這上面。

新聞發言人不是出了事情才講話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與世界的聯繫愈加緊密，如何面對境外媒體是新時期新聞發言人遇到的嚴峻挑戰。

曹景行以一名境外記者的獨特視角，給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辦的新聞發言人培訓班的學員們多次上課。曹景行的講解針對境外記者所處的歷史文化背景、現實生活環境不同等情況，強調順暢有利的溝通，用他的話説：“用對方容易接受的表達方式，才能提高新聞發佈的效率，才有可能達到新聞發佈的目的。”

對外大傳播：我們知道發言人在國外，特別在西方已經很習以為常，在中國儘管已經有了二十年，但是中國政府發言人在中國和外國人的媒體看來還不夠熟悉。您能幫我們比較一下香港的記者發佈會和內地的有何不同？

曹景行：召開新聞發佈會有一個基礎是相同的，就是保持基本事實不變。當然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根據他們的興趣點提供資訊，這有助於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理解。

（記者插話：前不久採訪白岩松時，當我問到他和您是兩種風格不同的人，為什麼會同時出現在新聞發言人培訓班的老師名單中，他就反問我，“有什麼不同嗎？我覺得沒什麼不同的，還有人説我們很像呢，説我老了以後就會像曹先生那樣。”）

我和白岩松受到邀請，是因為我們都能從記者的眼裏看新聞發言人。有時因為時間安排的關係，他先講，然後我才到，等我講的時候，我會説，白岩松説怎樣怎樣。如果非要説有不同，那這個“不同”可能只因為我是境外記者，和他有著不同的工作經歷。

無論是舉辦新聞發言人培訓班，還是開新聞發佈會，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溝通”。為什麼大家感覺最近兩年新聞發佈制度不斷完善，這跟政府通過這幾年才認識到“溝通”的重要性有關。這反映了目前的一種客觀需求。政府本身有需求，需要一種體制，能夠通過媒體來和公眾進行有效的溝通；民眾有需求，對資訊公開有著強烈渴求。

我認為新聞發佈制度的完善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越是新聞發佈制度完善的國家，也是經濟發達的社會。所謂發言人，就是代表機構、公司發佈重要資訊，維護機構、公司利益的人，他們要代表自己與外界溝通。

在香港，一個只有800萬人的地方，已經將新聞發佈制度很成熟地操作了幾十年，運作了幾十年。中國這麼大，一下子就做好不太可能。但現在，我們很高興地看到新聞發言人制度逐漸走向完善。

對外大傳播：您認為，內地的新聞發言人制度還存在哪些問題？或者説應該朝什麼方向完善？

曹景行：講內地新聞發言人的成功之處與尚有的欠缺，這與所代表的政府核心決策者的心態有關，他願不願意讓新聞發言人講話，到底願不願意面對媒體？當然新聞發言人嘛，他面對記者時的心態與技巧也很重要。你仔細觀察一下，哪個省政府願意面對媒體，哪個省就有著更大的發展空間。

媒體，就是起“溝通”的作用。新聞發言人不是出了事情才講話，才和媒體打交道，應該主動與媒體建立長期關係。你工作做得好不好，最後的結局體現在有多少人接受你，如果你説的話，連你對面的人都不能接受，那你是失敗的。

對外溝通最好的條件是人家願意和你溝通

對外大傳播：本刊2004年第一期曾邀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的一位教授寫過一篇名為《帝國時代朝我們走來》的理論文章，其中有一個觀點：西方霸權大國在政治上推行霸權主義，謀求君臨天下，而在新聞傳播中，企圖構建傳播帝國，主宰國際輿論的現狀。

曹景行：他的觀點，我並不認同，這有多重情況。國際上的確存在財大氣粗、經濟實力雄厚的超級大國，你要承認人家比你強，當然，你可以把自己關起來，不和人家接觸。就像我們國家五六十年代做的那樣。那時候，美國的宇航員都登上月球了。

另一方面，你也可以逐步強大啊，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國際化啦。你已經走出去了，還想再退回來嗎？

西方媒體是不是強勢媒體？是。人家什麼都比你強啊。但是也不應該完全悲觀，你可以找找十年前的紐約時報、時代週刊，看看那上面政治、經濟內容有多少涉及中國。現在，你也可以去統計一下，時間不用長，一個月，你再看看裏面有多少關於中國的內容。

我一直強調中國是個大國，而不是強國。為什麼這樣説？因為你不能制定遊戲規則。當你成為真正的強國，別人也會聽你的，遵守你所制定的規則。我們老説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一個弱者的聲音怎麼能得到重視。你必須不斷成長。昨天（筆者注：3月31日）的金融時報，第2版，刊登了歐盟接受沃爾福威茨作為新一任世界銀行行長的候選人，而它的執行副行長是個很老練的中國人。

對外溝通最好的條件是人家願意和你溝通。與外界溝通，你要意識到外界在影響你，你也在影響著外界。想想看，是單純的外界強、中國弱，還是中國和世界相互影響著。

你要找有利的事做

對外大傳播：您的父親是我國已故著名學者、報人曹聚仁，他曾是中南海毛澤東、周恩來的座上賓，也被台灣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秘密邀其“暢談”，密商兩岸和平統一事宜……

對於兩岸關係，我們現在的狀況和祖輩們不太一樣，如何讓台灣年輕人多了解大陸，是我們媒體的責任，您能談談“鳳凰”是如何做的嗎？

曹景行：在台灣，年紀再大一點的也多是1949年以後出生的，“血濃于水”可以提，但這不是基調，他們想聽什麼？是對他們有利益的事。原來他們就講，“你打我啊，拿拳頭打啊？你打不到。”因為有美國，美國會干涉。你一天到晚講自己的看法，你罵他，這沒有用。你要找有什麼有利的事做，謀求共同的利益。

（背景：第三期我們雜誌做了“知己知彼，讓外宣走進受眾群”的專題，在採訪中央電視臺海外中心《天涯共此時》欄目的製片人時，他講了一個故事：“記得有個台灣人説，你天天跟我説你是我爺爺，我知道了，你還天天説，五遍，十遍……我就會想你為什麼非要強調‘你是我爺爺’，是不是因為你想教訓我，想對我發號施令啊。”）

對外大傳播：外宣中的確曾存在過這樣的問題：“自説自話”，但現在，無論是國務院新聞辦舉辦的各種活動，還是涉外媒體所作的對外傳播也好，這種情況是否得到了改善？

曹景行：無論在中國大陸也好，還是在東南亞地區，像新加坡、馬來西亞，你講“中國走向統一”，沒問題，這個觀點是大家的共識。我上台灣的電臺聯播，在新加坡接受採訪，都這樣講。因為遏制“台獨”，這一事實不會變。當基本原則不會變，而你的判斷又符合事實，你就敢説。當然在不同的國家我講的方式不同，比如在東南亞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對於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我就會從維護地區安全的角度講，他們都很容易接受。

你要抓住關鍵。這個關鍵可能就是一句話。2000年5月20日，陳水扁發表就職演説時，許多民進黨、專家學者在新聞採訪連線中常常剖析“這句話有三種意思”，那句話又代表什麼。我只聽了一句，哪一句？他到底是要“制憲”，還是要“修憲”？“制憲”就是制定新的想法，説明他想成為獨立的政權。結果，好了，他是“修憲”，這説明他不敢發動戰爭。

還有這次“兩會”，《反分裂國家法》一通過，我當時在會場的二樓，身邊的台灣記者説，“嘩，這麼強硬啊。”我就説：“有了這個法，打仗的可能性是大了還是小了？”

（記者插言：長久以來，陳水扁像個孩子，總是試探著我們的底線在什麼地方，做一件事情，看看你的反應，如果你生氣了，他再往後退一步。你如果沒反應，他就再往前走。）

有了《反分裂國家法》，陳水扁不敢撞這個底線，打仗的可能性小了嘛。那就是好事，我只關心這個。

對外大傳播：您總説“重大新聞發生的時候，希望我在場”，1998年10月你曾採訪了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的大陸之行，能講講當時的情形嗎？

曹景行：他們雖然有著不同的政治立場，但是也有共同的文化基礎，他們的溝通建立在理解之上。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很悲哀地看到他們的老去。

兩位老人（指汪道涵、辜振甫兩位先生──本刊注）的存在本身就是兩岸關係和緩的象徵，辜振甫的仙逝讓這種象徵意義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