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對文化的呼喚：解放日報首屆“文化講壇”實錄

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文化選擇中的媒體專業道義》。作為在香港媒體工作了16年的新聞工作者，我很高興能借此機會和各位作一些交流，其中會涉及到一些關於香港和台灣媒體的道義問題。

這種交流有一個特點：各位每天都在大陸的媒體環境當中，而我因為身在香港工作，幾個月才回大陸一次，每次回來就會發現一些變化，加上一些海外的感受，經常會産生一種跳躍式的觀察，跟各位的感覺可能有一些不同，交流會有一些對比。

文化領域的對比視角

首先是一個大跨度的對比，就是和我離開上海的時候對比。

我離開上海是上世紀80年代的後期，那個時候《解放日報》是4個版，後來，星期六、星期天有8個版。我曾問過宣傳系統的朋友，報紙能不能增加版面，他説不行，因為進口新聞紙很貴。

那個時候中國外匯不夠，從上海這個口岸出口的總值，一年才40億美元，這是我在上海做經濟規劃的時候(上世紀80年代初期)得到的數字。那時候上海口岸出口值陷入了一個“瓶頸”狀態，達到40億美元，數字就上不去了，沒有外匯連報紙加版都很困難。而現在，據我所知，解放日報報業集團旗下已經有了11張報紙。

這個對比讓我感受到：現在的大陸，包括媒體在內的文化領域的極大膨脹。這種膨脹促使我們去探索它的原因。這幾年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包括經濟的變化、整個社會文化需求的增長。首先，人們有時間去追求這種文化需求了，也有能力去消費了；再之，伴隨著各種各樣新手段的産生，使文化領域的定義不斷更新，而中國文化的空間也和我離開上海時不可同日而語了。

我手頭有一個最新文化的比較數據。去年中國的動漫電遊(電子遊戲)行業已經超過傳統電影行業了。這代表了一個很大的變化趨勢。今年6月26日，新華網播發了胡錦濤總書記在一個省部級幹部的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其中有這麼幾句，“現在的情況是各種思想文化互相激蕩，人們受各種思想觀念影響的渠道明顯增多，程度明顯加深，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

這段話描述了當前思想文化領域中的主要變化。在這個變化過程中，文化事業怎樣發展下去是各位都在思考的一個問題。剛才余秋雨先生也提到了文化相對於經濟發展的滯後，文化到底怎麼發展？媒體怎麼發展？媒體在推動文化和諧發展中起什麼作用？關於這些問題，我只能從香港以及我所知道的台灣的情況來講，講他們走了哪些路，有些甚至是彎路。在高度市場化的、多變的文化領域中，如果依照香港、台灣他們的走法，就將涉及到媒體專業道義的問題。

香港媒體“蘋果化”與台灣媒體“垃圾化”

前幾天，《蘋果日報》創刊十週年了。《蘋果日報》在香港回歸前創辦，目前的發行量是30多萬份，是香港第二大報。

一些學者和媒體工作者在《蘋果日報》創刊十週年時，對香港媒體的“蘋果化”作了一個回顧。在一個非常自由的、非常商業化、市場化的環境當中，《蘋果日報》開創了一個沒有任何道義，也不講任何價值觀念的媒體行為的先河。你要什麼我就給你看什麼，就給你做出什麼來。

這樣一種媒體行為對香港整個媒體行業的衝擊是非常大的。《蘋果日報》出現後的十年，香港媒體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有它好的一面。比如它給香港媒體陳舊的管理模式、發行方式以及死板的版面設計，帶來了衝擊。但是也有壞的方面。狗仔隊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出現的，他們用破壞性的手段來報道所有的新聞，包括政治新聞、經濟新聞，尤其是娛樂新聞。

可以説，十年的“蘋果化”，從根本上顛覆了香港的新聞道德價值觀。現在香港媒體在回顧這個階段時很沉痛，但這個過程不可避免，這種市場化環境下的變化，在美國、英國和歐洲其他各國都看得到。

在台灣也是一樣。台灣整個傳媒是被顛覆、被破壞得最極致的地方，它的破壞程度甚至達到了全台灣媒體的“垃圾化”。這其中有政治環境因素：民眾整體對政治的冷感，尋求一種自我的麻痹；也有高科技因素，網際網路給新聞報道帶來非常大的衝擊、壓力和改變，因為網際網路無所不及，非常及時；再加上轉播車和新聞頻道，使得競爭越發激烈。目前，台灣直播新聞的競爭程度已經達到了白熱化。整個台灣有70多部轉播車到處在跑。在利潤的壓力下，媒體對新聞製作、對節目採取了一種摧殘性的做法，現實迫使他們追求收視率。一條今天播出的新聞，明天早上這條新聞的收視率就出來了，如果收視率明顯不及其他臺的同時段新聞，這一類新聞以後就不能再上了。

這就形成了一種惡性迴圈，一種追求收視率、追求市場、迎合觀眾的惡性迴圈。而事實是，一旦陷入這種惡性迴圈，觀眾回過頭來指責傳媒給他們看這種垃圾，傳媒就説老闆要我這樣做，老闆背後又有廣告商，最後就成了全社會攪在這個迴圈裏自我摧殘、自我愚弄。在台灣不受束縛的傳媒空間裏面，把神奇變成了垃圾。

媒體的這個教訓來自於市場及經營環境的壓迫，它讓我們看到，社會可以放棄它的整個道德標準來接受這樣的"垃圾化"了的媒體。

我們缺少的恰恰是好的俗文化

回過頭來看中國大陸的媒體，它正處在一個上升時期，下一步到底怎麼走下去，會不會也走到這樣的路上？

我從香港的角度來觀察，可以説有雙重的困惑。第一個困惑是關於舊的文化體制，包括媒體在擺脫出來的過程當中還受到體制牽制的困惑。還有一種困惑就是市場的困惑，在這個當中到底怎麼走下去？

有許多我只能提出問題，包括最近我一直在觀察的中國大陸不斷出現的新事件，比如"芙蓉姐姐"、《豬之歌》、"超級女聲"……

"芙蓉姐姐"並不算新鮮的事情，台灣早就有類似的事了。台灣的"上流美"比"芙蓉姐姐"更噁心。

媒體面對著這樣一種最近新出現的東西，已陷入一種困惑，甚至有一種無力感。未來，當我們的手機、電腦、電視、DV攝影機、數位照相機、無線傳送技術都整合在一起，當30歲以下的中國人基本上不看報紙，甚至連常規電視都不看的情況下，我們講的文化、文化道義選擇又是什麼含義？

的確，年輕人和報紙的關係越來越疏遠，但是年輕人有他們新的文化空間。面對新的文化趨勢，怎麼樣來理解？怎麼樣來引導？能不能做到這些？對於這些問題，我們現在更多的是處於迷茫的狀態。

"芙蓉姐姐"第一次出現在報紙，是今年6月9日。此後，6月中旬，一份報紙發表了一篇社評《從芙蓉姐姐的走紅反思雅文化的"抓地性"》。文章第一句話就是，"既沒有任何預兆，也沒有任何起因，一個被稱為'芙蓉姐姐'的女子突然成為中文網路上炙手可熱的偶像"。從這句話可以看出，我們這些關注"傳統文化"的人對這個事情太不敏感了。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網站上早就有了"芙蓉姐姐"，"芙蓉姐姐"早就成了一個文化符號。傳統媒體現在評論得很熱，但"芙蓉姐姐熱"實際上已經快過去了，可能已經有新的文化符號出現了，只是我們不知道。

這篇社評就此提出，我們高雅文化的建設是不是缺失了什麼？

如果認為"芙蓉姐姐"的出現就是因為缺少了高雅文化，我覺得這個命題本身就有問題。如果有了高雅文化，就能夠不出現這種情況？那麼究竟什麼是高雅？俗文化的含義到底是什麼？作為這個社評的寫作者代表了一部分想法：要用高雅的東西來改變低俗的。在我看來，這大概不會。我們缺少的恰恰是好的俗文化，也就是大眾文化。

社評還提出："如果有人問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英雄是誰？我們正統文化的偶像又是誰？我們有什麼偉大的作家、音樂家和畫家？相信大多數人都很難説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這裡面，我們是誰？正統文化又是誰？這説明，我們的正統文化和現在新的文化符號之間出現了鴻溝，而這個鴻溝恰恰使我們無法理解這些新的東西。如果無法理解，我們對文化本身的概念就都不能給出清楚的解釋。

社評當中還順帶著"打"了一下章子怡和導演張藝謀，原因是，他們塑造出來的英雄形象，沒能夠為這個時代提供精神財富。我覺得媒體不能太隨隨便便地去批評藝術家，而且有的媒體對目前整個中國文化領域中出現的這種比較迷茫的狀態也應當負一定的責任。

媒體本身能不能真正地了解中國現在文化的最新狀態怎麼樣？能不能為好的大眾文化的作品，以及在這個基礎上出現的高雅文化作品起到真正的支援作用？首先，在於自己懂不懂。這個懂是一種寬闊意義上的懂。為什麼會出現"芙蓉姐姐"，為什麼會出現《豬之歌》這樣一首一星期80萬人在網上下載、版權達一百萬元的歌？反過來，我們對什麼是好的大眾文化不能理解。我們批評現在的電視劇很難看，我們去年花了五六十個億拍電視劇，結果只收回二十個億，為什麼我們會去拍這種沒有人看的東西？為什麼不能拍一些能夠經得住市場考驗、能為廣大老百姓接受的大眾文化的精品？如果沒有好的俗文化，沒有優秀的大眾文化作品，根本不可能形成雅文化的基礎。空談雅文化，恰恰會害了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