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隨著寧波商人北渡上海，並從上海輻射到北京、天津、漢口等各大城市，藥材商的足跡也如海鷗逐浪般地流向四方。寧波商人經營的著名藥鋪，如上海的童涵春、馮存仁、蔡同德，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達仁堂，都是這些城市的藥業名店。今天我們仍可以看到這些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未見絲毫褪色。

京城名店“同仁堂”，是寧波樂氏于康熙年間（1662-1722）創辦的藥號。同仁堂“有方皆法古，無物不藏真”。北京故宮博物院裏現在還陳列著慈禧吃剩的兩枚“烏雞白鳳丸”，上面有光緒年間同仁堂製作的印記。

經濟發展的首要條件就是資本，寧波人開始把錢莊辦到了上海。因為在家鄉早就擁有了開辦錢莊的經驗，所以寧波人的錢莊一進入上海，立刻就顯得遊刃有餘。

在十九世紀整整一個世紀，再延續到二十世紀初，寧波有幾個商業家族集團在上海從事錢莊的經營。比較著名的有鎮海的李家（小港），鎮海的方家（桕墅方），鎮海的葉家（莊市），也就是葉澄衷，以及慈溪的董家（三七市），董棣林，再後來是秦家，秦君安。上海十大錢莊資本家家族集團，寧波商人就佔了五個。

錢莊是靠個人的信用作為擔保的，它發行的叫莊票，這個莊票非常簡單，它上面是用毛筆手書的，但是它的信譽相當好，當時的中外客商都很歡迎這種莊票，稱作“上海頭寸”，相當於硬通貨。

錢莊發行的莊票，在上海地區當時季節性的棉花、茶葉和蠶絲大收購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這樣的收購旺季裏，鉅額的資金流動，必然會帶出很大的資金缺口，而錢票起到了緩衝的作用。

五

寧波商人在自己的以跡過程中，創造了許多個“中國第一”。

1897年，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華人銀行——中國通商銀行，這是中國傳統金融業邁向現代的響亮信號。

而真正獨立創辦以一個城市為標誌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是四明商業儲蓄銀行，1908年成立的時候，董事會、總經理，全部都是寧波人。

正如早期的寧波商人轉而發展錢莊一樣，在上海的寧波商人已經看到了資本運作的巨大拉動力，他們從商業領域大踏步地轉向了資本運作領域。這預示著寧波商人的經營理念已經得到了巨大提升。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西方列強在華的勢力一度鬆懈，寧波商人迅速抓住機遇，在一年之內就創辦了上海煤業銀行，民新銀行，日夜銀行，中華勸業銀行等十余家銀行。同時，又接盤創辦了中國墾業銀行，中國企業銀行等多家新式商業銀行。

以寧波金融家為主體的上海銀行家隊伍，一時被譽為“江浙財團”。

寧波籍人士創辦的金融業，對在上海的寧波工商業者的發展帶來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上海這片開闊的“灘頭”裏，寧波人成了引領當時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國的第一家日用化工廠，第一家機器染織企業，第一家燈泡製作廠，最早的民營儀錶專業廠，甚至最早的保險公司，房地産公司，證券交易所，都在寧波人的手裏誕生了。

在傳統行業中站穩腳跟的寧波商人，開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多的新興産業。

寧波商人黃楚九，最早是從中藥行業起家的，後來又介入了西藥業。但他真正成名是發明瞭“艾羅補腦汁”。

黃楚九在藥業上有所獲利後，就轉而開拓娛樂市場，他在1912年創辦“新新舞臺”，第二年又在舞臺頂層開設了中國第一家“屋頂花園”，再其後，又開設新世界遊藝場，幾經操作，成為業內高手。1917年，黃楚九齣資80萬元，建成了“大世界”遊藝場，一時震動大上海。但黃楚九並未因此罷手，再于1924年創建中華電影公司，成為大上海的跨門類的商界奇才。

二十世紀初，當“電影”作為舶來品傳入中國的時候，更多的人還只是驚嘆于這種“西洋鏡”所具有的神奇魅力，而又是那些精明的寧波人率先覺察到了其中的商機。早在黃楚九之前，寧波人就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自主製片的影片公司——幻仙影片公司，拍攝並執導了中國的第一部故事片《難夫難妻》。這批寧波籍的早期電影人，後來被寫入了中國的電影史冊，他們中包括中國電影的早期拓荒者張石川，以及創辦了天一影片公司和邵氏兄弟影業公司的邵醉翁、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等著名人物。

1933年，二十幾歲的董浩雲離開當時屬於寧波的舟山定海，到上海發展。幾經挫折，幾經奮鬥，終於成為中國的第一位世界船王。

董浩雲和稍後的包玉剛，都成了國際航運界令人矚目的驕子。

歷史不會忘記寧波幫在每一個關鍵時刻為中華民族所作的貢獻。

一大批著名的寧波商人出現了，這時，人們不能不對這一群從浙東山水中走出去的人們産生出了“幫”的概念。“寧波幫”此時已經從傳統的商幫中脫胎而出，成為地域性的經濟人才群落。

不管是北京的，還是其他各地的同鄉會，他們的具體細節到底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但證明了當時在外的寧波商人已經多到了需要集會的程度，而且，寧波商幫作為一個無形有質的“幫”,除了 “商儒一體”的共同地域個性外，它的內部還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心理認同機制。“同鄉”這個詞，正是他們把各自看作與自己“同一種人”的強大紐帶，同鄉會強化了這一種心靈契約關係，並使它組織化。

六

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産生過徽、魯、閩、晉各幫，興盛了數百年，最後都衰落了，而寧波幫為什麼能夠繼續活躍在中國的經濟舞臺上呢？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與時俱進，不斷地更新，不斷地創新，使自己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現在在家可以看到，一些今天看來還很時髦的行業，最早都是寧波人搞起來的。

還有就是王安石開創的那種“田家有子皆習書，士儒無人不織麻”的社會氛圍，那種尚文尚禮、崇信崇義的地方文化精神，成為了一代代寧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這以後，從寧波走向全國的基本上就是兩種人：商人和學人。

在寧波天一閣收藏的歷代文獻中，有五百多種寧波人寧波地方的家譜，在這些家譜所記載的人物傳記中，常常找到這樣一些資料，説是某某家族、某某人從小喜歡唸書，因為社會的動蕩，家裏的經濟條件不行了，只能去從商，然後他從商成功以後，他又拿出錢來辦學，做善事，或者要他的後代繼續從事科舉、讀書，比如買辦楊坊的家譜，裏邊就講到，他們家以前也是書香門第，後來家道中落，他不得不放棄讀書，去經商。李氏是寧波的名門望族，他們的家族裏邊有很多學者，到了近代也是這樣，家道中落以後就出去做生意了，所以寧波近代商人的一大特點，就是他小時候肯定念過書，或者説經商以後，成功以後又繼續從事教育的，募捐，或者讓他的後代繼續唸書。

更有意思的是，寧波人把兩條出路巧妙地結合了。寧波的學子從一開始起就有一種“轉而從商”的準備。官宦仕途風險環生，讀書為官常常投入太多而成功率極低，於是在開蒙階段，寧波的家長們要求學子的首先不是八股策論，而是實實在在掌握三門實用的技巧：書法、尺牘和珠算。他們認為一個學生首先應當能寫一手好字，會打一手好算盤。這樣，即使到頭來求不了官，也能當一個好商人。寧波商人後備力量的文化培養機制就這樣的形成了。

再有，就是寧波的區位優勢賦予了這座城市在中國的水運和物流集散中的特殊地位。中國有漫長的海岸線，南北船隻在寧波交匯、貿易、週轉、集散的。這樣一個非常著名的港口城市，它還有一個很有利的地方，就是京杭大運河，大家都知道的，它是通到杭州。從杭州到寧波又有一條杭甬運河，所以這裡的物資從上海到了寧波，又可以從寧波順著運河到杭州，再從杭州順著京杭大運河上溯，上溯可以通過它的各條水系，又四通八達通向中原地區，通向北方地區。

這時候，寧波就不僅僅是一個小區域的中心城市，它實際上變成了中國東南地區的物流中心。在清代（1644-1911）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裏，這座城市裏雲集了徽、魯、閩、晉各幫客商，同時也匯集了南北的船幫。在今天的甬江邊上還保留了兩座完整的船幫會館。慶安會館是南線船幫的會舍，而坐落在它邊上的則是北線船幫的安瀾會館。他們所跑的航線不同，但是他們都信奉共同的保護神媽祖，並把這位航海女神尊為“天妃”和“天后”，也就是至尊女神。

寧波為什麼有很多人在世界上創業呢，因為寧波過去是太苦了。寧波地區農業生産的糧食是不夠吃的，逼的寧波人要往外走。所以在上海也是這樣，上海後來買賣做得大的，各行各業幾乎都是寧波人。（供稿《今日中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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