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商幫：傳統儒學教化之下的新興商幫

 民諺説：無寧不成市，阿拉（我）寧波人做生意頭子活絡，不管是千里路，不管是萬里遠，只要有市面，都有寧波人。

在上世紀，在中國，有十大商幫，而這十大商幫中，“寧波幫”是一大勁旅。19世紀末，20世紀初，有人做過一次調查，旅居上海的外來移民中，以廣東人和浙江寧波人最多。在這些移民中出現的有影響的工商界人物，廣東幫佔一成，其他各幫佔二成，而寧波幫佔了七成！寧波幫在工商業、金融業等領域不但影響了江浙、上海的進程，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影響了中國工商業、金融業的進程。

被稱之為“寧波幫”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地域群體”呢？歲月的風塵肯定已經湮沒了太多的歷史細節，但有一個數字仍足以引起人們長思。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共有華人68萬，而其中寧波人竟佔40萬人之多。以上海作為一個最大的集散地，寧波人，寧波幫，這群從小聞慣了海風腥味的人們，這一傳統儒學教化之下的新興商幫，帶著商人的精明開闔卻不失書生的道德操守，完成了從傳統商業到現代商業的轉型，真正在中國的近代經濟舞台中脫穎而出。

一

在海外的寧波幫中，包玉剛是一位有號召力的人物。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北京會見了一位香港來的客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船王”包玉剛。

1984年8月1日，鄧小平説過一句對後來影響深遠的話：“把全世界的‘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

在鄧小平的講話鼓舞下，包玉剛行動起來了，他無償捐資1000萬美元建了一座飯店。對此，他沒有別的要求，只要求用他父親的名字命名“兆龍飯店”。鄧小平為飯店題寫了店名，這在鄧小平一生眾多的題詞中，為一家飯店題寫店名並不多見，足見鄧小平對此事的看重。

而在眾多的捐款中，也許人們記憶最為深刻的是他為家鄉寧波捐資興建寧波大學。

1984年月12月19日，是個大吉大利的好日子。這一天，中英兩國正式簽訂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也就在這一天的晚上，包玉剛與當時的寧波市長耿典華簽訂了籌建寧波大學的正式協議。這真是歷史的巧合。

1985年10月29日，寧波大學破土動工，僅用了13個月，新建的寧波大學就迎來了她的開學典禮。

鄧小平的重要講話，包玉剛的率先垂范，這對海外寧波幫不啻是巨大震動。趙安中、曹光彪、李達三、顧國華、湯于翰、黃慶苗、朱繡山等一大批海外“寧波幫”紛紛捐資，包氏家族也繼續出資捐建寧波大學。一個在故鄉辦學的熱潮，在海外的寧波幫中蔚然成風。

今天，當人們走進寧波大學的校園，你會發現這座優美的校園稱得上是“捐資助學博物館”。每一幢樓都訴説著寧波幫人士對“百年樹人”的深刻認識；銘刻著寧波幫人士對家鄉的赤子情懷。“要真正富裕起來、強大起來，就靠教育，就靠人才”，這正是他們的共同認識。

寧波大學的成長，寧波幫的慷慨助學，激發了更多的寧波有識人士辦教育的熱情。寧波萬里教育集團又走出了一條中外合作辦學的新路子。 2004年4月15日，浙江萬里學院與英國諾丁漢大學聯合舉辦的寧波諾丁漢大學在寧波舉行了奠基儀式，這是中國第一所獨立設置的中外合作大學，從此中國的學子們可以在家門口直接“留學”世界名校了。

二

寧波人辦教育是有傳統的。它又與一位年輕的改革家王安石名字連在一起。正是他指給了寧波人又一條出路。

1047年，也就是北宋慶曆七年的秋天，27歲的年輕知縣王安石從今江西臨安風塵僕僕地踏上了寧波的土地。

王安石是一位十分執著而務實的人，他把離衙門不遠的一處破舊的廟宇改建為縣學，並親自從深山尋找到五位知書識字的老先生出山執教。這五位人物，便是日後在浙東學術史上著名的“慶曆五先生”。

寧波文化的種子播種發芽了。從此寧波有了作為學子科舉考試的專門場所“考試院”。十餘年後，當王安石以參知政事的身份為宋王朝部署改革的時候，寧波的第一代進士也産生了。那些農人商民的孩子經過十年寒窗開始成才，不久，即産生了寧波歷史上的第一位狀元。

這些原本安放在寧波孔廟裏的歷代的儒學碑，無不頌揚著王知縣當初的開蒙之功。王安石的意義並不在於使少數的民間子弟通過讀書做官而從閉塞的小城走向全國，他的更為重要的影響恰恰在於他從此倡導了一種價值取向，形成了一種耕讀傳家、商儒並生的傳統。

寧波人士諸孟家説：“我太公就是對我們講不能求官，只能求學，有學才可以以後經商。你沒文化我跟你做生意做不來的。就是以前毛澤東講的沒有文化的軍隊就是愚蠢的軍隊。我那祖宗也是這麼講，有文化我們就能走遍天下，就可以經商。”

這以後寧波出了2432名進士、12名狀元，出了數萬名舉人和數十萬名秀才童生，更為重要的是，王安石開創的那種“田家有子皆習書，士儒無人不織麻”的社會氛圍，那種尚文尚禮、崇信崇義的地方文化精神，成為了一代代寧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這以後，從寧波走向全國的基本上就是兩種人：商人和學人。

所以，從19世紀末以來，包括包玉剛在內的眾多寧波幫一直都盼著在自己的家鄉有一座屬於自己的大學。但在積貧積弱的舊中國，他們美好的願望始終未能實現。只有在新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包玉剛們的抱負才得以實現。

三

唐宋（618-1279）以來，寧波人向外拓展的目光開始轉向中國漫長的海岸線。假舟楫之利的寧波商人，開始與日本、高麗、東南亞沿海國家有了貿易往來。而與寧波毗鄰的上海，更成為他們活動的主要區域。

當三北鹽鹼平原的第一批先行者渡過杭州灣來到上海的時候，黃浦江邊還僅僅是一大片灘塗地，一個小小的縣城蜷縮在今天的南市。

三江匯流的寧波，是中國最早開放的貿易口岸之一。開放帶來的商業文明，使寧波人擁有了一種闖蕩天下的勃勃雄心。聳立在寧波江濱老碼頭上的雕塑，成了這座城市某段歷史的注腳。它所表現的，正是印記在一代代老寧波記憶裏最常見的情景。當地的口語，向來把外出經商形象地稱為“跑碼頭” 。

當時民歌唱道：“大海泱泱，忘記爹娘。”早期的寧波商人，正是沿著一條“沙船之路”駛向了上海。

沙船是當時的南方最常見的一種商船，儘管這種只有三尺闊的平底木駁船，常常經不起海濤的顛簸，但與走西口的山西人相比，“跑碼頭”的寧波商人，卻似乎少了一些悲涼，多了一份放達。

到1840年鴉片戰爭前夕，已經有很多寧波商人走出故鄉的四明山，來到隔海相望的上海。在那個交通並不快捷的年代，鄉音成了遊子心中最溫暖的慰藉。1797年，寧波人在上海的第一個同鄉團體“四明公所”建立了。

對於當時旅居外地的寧波人來説，組織同鄉團體不僅僅是出於一種自然的鄉情紐帶，更是出於一種生存的需要。1819年，寧波籍的號商和船主在上海建立了“浙寧會館”，而在上海幹手藝活的寧波籍下層民眾，也本著“親幫親，鄰幫鄰”的互助精神，于1831年建立了“水木業公所”，會眾基本上是泥、木、石、雕、鋸的匠人。以上兩個同鄉團體，前者是同鄉的互誼組織，而後者則是同鄉的行業協會。

另一種更具特色的同鄉性的行業，也在這時出現在寧波人聚居的上海灘。裁縫，也就是成衣匠，這也是用沙船帶過來的寧波手藝。不過寧波的成衣匠不是一些只會使用剪刀的尋常工匠，他們有一個特定的名字，叫“紅幫裁縫”。

寧波裁縫因為專門給當時被叫做紅毛人的外國人做西裝，因此就被稱作“紅幫裁縫”。據説他們的祖師爺寧波人張尚義，是一個在橫渡杭州灣時翻船的倖存者。這位當年的寧波小裁縫因為抱住了一塊破船板，經過數天的漂泊竟得以到達日本的橫濱。在言語不通、滿目都是陌生人的異國他鄉，他居然憑手藝找到了自己的職業，為停泊在那裏的俄國船員修補西裝。心靈手巧的張尚義很快成了西裝裁剪的高手，多年以後，他的兒子張有松回到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西服店——福昌西服店，並向寧波同鄉廣為傳授手藝。

“紅幫裁縫”作為一個群體，最早是依託上海灘才得以揚名，以後他們的足跡逐漸遍佈了大江南北。這些出身卑微的寧波裁縫，成了中國近代服裝改革的先驅，由他們所創造的中國服裝史上的很多個第一，至今仍為人們津津樂道。據史料記載，中國的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裝，甚至第一部西服理論著作，都是出自寧波人之手。

中山裝的設計者王宏卿之子王汝珍説：孫中山先生提出來了,（袋口）要用筆架形,那個時候我父親問他,為什麼要用筆架形，因為筆架形做起來比較麻煩啊，圓的做起來簡單啊，他説呢，這裡有意義的，什麼意義呢？就是我們的革命要用知識分子，等衣裳全部做成以後，孫中山先生來了，（這種款式）稱為國服，具體名字就以中山先生命名就叫“中山服”。

寧波裁縫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壟斷了各地的西服製作業，日後上海南京路上涌現的最有名的西服號，幾乎都是寧波人所開。後來的事實證明，“紅幫裁縫”的影響並沒有隨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而消失，即使在1949年以後，毛澤東等新中國領導人身上的服裝，幾乎都是由“紅幫裁縫”的傳人巧手製作的。

今天，這個中國東部的城市，仍是名副其實的服裝之都，在國産的每十件服裝中，就有一件是從這裡生産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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