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地域遷徙，置廢無常；川流更變，時有消長；城市興替，史藉昭彰。考之“合肥”亦然。蓋“合肥”之名源於淝水，無疑問矣。然，“合肥”如何得名？“合肥之源”何在？莫衷一是也。而考之“合肥之源”，必先辨明合肥“名之源”“地之源”“水之源”“城之源”。否則，終究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今試為之一辨。
一、合肥“名之源”
“合肥”一詞遠古，歧義亦夥。合肥之“合”，二水相會，謂之合。《爾雅》:“會，合也。”許慎《説文解字》亦然。蔡沈《書經集傳》：“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合肥之“肥”，歸異出同，謂之肥。合肥之“肥”也有會合之義，則“會”“合”“同”“肥”四者皆有匯合之義。“合肥”當為同義復詞，此“合肥”初始之義，不可不知。
二、合肥“地之源”
蜀山區廟東郢東南遺址為合肥市區發現迄今最早的舊石器時代遺址。2022年至2024年，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在合肥市蜀山區小廟鎮廟東郢東南遺址發掘出3600余件舊石器時代的土石製品，將合肥市區有人類活動的歷史大大向前追溯至數萬年，為安徽“百萬年人類史”發展脈絡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實證。蜀山區雞鳴山東側，有距今五千多年的塘崗遺址，為合肥市區迄今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時期古人類聚落遺址。是乃合肥古村落之雛形無疑問矣。合肥之“肥”，源於淝水之“淝”。或當先有“肥地”，後有“肥水”。《爾雅·釋水》:“歸異出同流，肥。”《釋名》曰:“本同出時，所浸潤水少，所歸枝散而多，似肥者也。”今觀雞鳴山、將軍嶺一線，誠然。鍵為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矣。從此注中可知“肥”有“合”義。並將“兩水會合”之處稱為“肥”，是謂“肥地”也。此乃合肥“地之源”。
三、合肥“水之源”
淝水之名，出《山海經·水經》：肥水出九江郡成德縣廣陽鄉西北，過其縣西北入芍陂。又北過壽春縣，東北入于淮。肥水之源，眾説紛紜，史載有雞鳴山説、蘭家山説、紫蓬山説、小蜀山説、將軍嶺説等。然謂“淝水西北流入淮，東南流入江”，則無疑問矣。“兩水會合”中“兩水”謂誰？據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水經注》卷32《施水》載:“施水受肥廣陽鄉，東南流經合肥縣……蓋夏水暴長，施合於肥，故曰合肥也。”施水，《水經》：肥水又從廣陽鄉東南入于湖，今由南淝河流至施口入巢湖；“肥”是指古肥水，今由東肥河流至肥口入淮水。因為“施水”與“肥水”在廣陽鄉會合，所以叫合肥。九江成德縣《漢書》《後漢書》有載，三國、西晉猶存，後消失。今成德縣廣陽鄉更不可考。然讀之史志，以唐代廬州刺史盧潘《廬江四辯》之《辯合肥》足資參考。
盧潘《辯合肥》曰：“《漢書》：淮南王殺開章，葬之肥陵；肥陵，肥水之上也，在壽春。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今按：肥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許，分而為二，其一東南流，經合肥縣南，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于淮。二水皆曰肥。余按《爾雅》：歸異出同曰（流），肥。言所出同而所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所出唯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流實異也，故皆曰肥。今二州《圖記》，皆不見夏水與父城，惡睹其謂夏與肥合者乎？合於一源，分而為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而雲夏與肥合者，亦應氏之失也。”
“歸異出同曰（流），肥。言所出同而所歸異也”是盧潘對“合肥”地名的理解，語出《爾雅》。《爾雅》是辭書類文學作品，最早收錄于《漢書·藝文志》。盧潘接著進一步論述：“是山也，高不過百，所出唯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流實異也，故皆曰肥。”這句是進一步解釋合肥西鄉雞鳴山，即江淮分水嶺為“所出唯一水，分流而已”。盧潘進一步論述夏水與肥水相合是不可能之事，“而雲夏與肥合者，亦應氏之失也。”指出應劭：“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觀點的謬誤。應劭，東漢學者。
盧潘是唐朝人，其解釋肥水“歸異出同曰（流），肥”出於《爾雅》，為“合肥”地名數種説法之一。史家大多數認可酈道元《水經注》中“施合於肥”之説。然盧潘將其肥水之源出於雞鳴山，以今雞鳴山至小嶺南崗嶺相間、田疇阡陌地形觀之，江淮分水嶺廣袤地表徑流匯聚於此，形成肥水之源。蓋水出於山，由“肥地”溢而廣大，“肥水”川流不息也。
另據《唐書·食貨志》載：“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才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溯淮之阻，減故道二千余裏。”可知，“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可知，施水與淝水之間，在唐代仍然是能匯合而可以通航的。
四、合肥“城之源”
合肥古城池不可考，史籍記載者唯見漢城，位於今合肥市廬陽區境內。或建於秦漢之際，或更早也未可知。
合肥地名因水而生，很早就以一座水城而聞名於世。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記載：“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可知合肥在戰國晚期已經是“輸會”城市。合肥在在西漢時期九江郡設陂官、湖官，在廬江郡設樓船官。班固《漢書·地理志》亦載：“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輸，亦一都會也。”可知到漢代，合肥已經由一個“輸會”城市發展成為一個“都會”城市了。著名歷史學家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認為，秦漢時期除長安、洛陽、臨淄、邯鄲、宛城、成都這六大都會之外，地區性都會有十八個，壽春、合肥均在其列。可知，漢代合肥在全國佔有歷史名城的地位。東漢初設“合肥侯國”。東漢末年，曹操將揚州州治設于合肥，任命劉馥為揚州刺史。劉馥單騎造合肥空城，合肥成為漢末及曹魏政權的軍事重鎮。
合肥自隋開皇三年（583年），罷天下諸郡，廢廬江郡，改合州為廬州，此為廬州之始。自隋唐以來，廬州一直為郡、州、路、府治所，成為江淮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時間長達1400多年。儘管朝代更疊，建置累變，但廬州作為江淮之間區域中心城市的地位日顯重要。
在歷史上，合肥因戰守之需，自漢末揚州刺史劉馥單騎造合肥空城以來，歷代主政合肥者，無不重視對合肥城池的建設。曹魏大將滿寵造“合肥新城”，更加提升了合肥城市的軍事地位。唐貞觀年間，右武侯大將軍尉遲恭築“金鬥城”，是為財富之區。南宋合肥為宋金“邊城”，名將岳飛有“廬州大捷”。乾道五年（1169年），淮西帥郭振又擴建“鬥梁城”，“鐵廬州”遂名揚天下。元朝又進行過合肥城池修建。明弘治年間馬金度又修之，全城七門二水關。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重修。太平天國運動時期，太平軍與清軍數次惡戰廬州府，城垣殘破，光緒年間再度重修。至1949年之前，合肥古城墻基本完好，平均高度約8米，內外墻磚石結構。清代詩人徐子苓在《廬州戰守記》中謂：“廬州城週二十六里，為堞四千四百七十有奇，總七門。”由於包含城墻部分地段和城門附近的雙道城墻的長度，合肥老城墻周長為8.5公里，位置大致與今環城公園馬路的走向相當，是謂今環城河“翡翠項鍊”。新中國成立後，1952年合肥作為安徽省省會城市。1958年9月16日毛澤東主席明確批示：“合肥不錯，為皖之中，是否要搬蕪湖呢？從長考慮，似較適宜。……”
合肥現在城市原點在今合肥市廬陽區合肥市委、市政府原大樓，即今合肥城市記憶館是也。
要之，合肥之名古老，為當今全國少數幾個省會城市具有兩千多年沿用至今的古地名。合肥“地之源”，在今合肥市蜀山區境內；合肥“水之源”，在今合肥市蜀山區雞鳴山附近；合肥“城之源”，在今合肥廬陽區境內無疑問矣。
有此一辨，不亦宜乎？
來源：安徽日報客戶端
(責任編輯：沈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