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治霾一年間：用進化的政績觀提高肺活量

天津市河西區環保局局長韓鋒深有感觸地説，以前很多人覺得環保是環保局的事情，現在大家意識到，單靠一兩個部門單打獨鬥是不行的。他所在的河西區，任務分解後，今年8月正式啟動考核。以往那些趕施工進度、揚塵令人“睜不開眼”的工地很快改觀，苫蓋工地的網子一度脫銷。河西區的空氣品質排名由原來的倒數升到了前三。

天津市環保局局長溫武瑞説，市裏還計劃出臺區域環境空氣品質補償辦法。有人問，空氣在各區縣飄來飄去，怎麼判斷誰好誰壞？他回答：目前來看，做工作力度大的和力度小的區縣，空氣品質改善情況是不一樣的。

韓鋒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肉眼可見的空氣改善確實“靠天吃飯”，是老天爺的事兒，“但是你得管，你不管你失職”。

在大氣污染治理上，除了“周碰頭、月彙報、季通報、年考核”等強力舉措，政府的思維還轉向了“市場之手”。

2014年元旦，北京在全國率先大幅提高4種主要污染物的排污費標準，調整後達到原標準的14～15倍左右，為全國最高。與此同時，還實施了階梯式差別化收費政策，實際排放低於規定排放標準50%，則按基準價減半計收排污費。超標排放者不但面臨處罰，還將被加倍計費。

半年之後，天津也提高排污費標準近9倍，同樣獎優罰劣，階梯化、差別化收費。與第三産業佔比超過70%的北京相比，第二産業佔據半壁江山的天津，此舉對工業衝擊更大。天津市環保局副局長謝華生説，市裏下了相當大的決心。

如今，市場威力下，謝華生説，很多企業從原來“習慣”交罰金的“被動治污”變為現在的“主動治污”。

神華國能集團大港發電廠是杠桿政策的受益者。最近兩年，該廠投入近4億元，對4台燃煤發電機組進行了脫硫、脫硝、除塵改造，主要污染物排放濃度不但遠低於國家標準，甚至低於燃氣機組的水準。大港發電廠副廠長張國慶算了一筆賬：過去，該廠每年繳納的排污費在3000萬元左右，新標準下，由於該廠排污指標達到了國家標準50%以下，只需繳納40%的排污費，一年費用降至八九百萬元，相當於每年節省2000萬元左右。

杠桿的作用開始顯現：北京市環境監察總隊總隊長仲崇磊介紹，排污費標準上調十幾倍後，今年1～9月，北京市排污費開單金額為1.73億元，為去年同期的5.7倍。而天津市初步測算，雖然排污費標準上調了9倍，但迄今徵收的排污費同比只增長了4倍。

溫武瑞舉例稱，當地一家企業由於即將搬遷，沒有進行環保改造，新標準執行後，排污費從去年每月60萬元提高到現在的700萬元，不得不關掉了一些機組。

這位環保局長最近去幾家電廠調研，負責人告訴他，過去也關注污染物排放，但僅限于了解一下，而現在每天早晨上班第一件事，是看一看過去24小時的排污數字。

從大港發電廠試點開始，天津準備在兩年內對全市所有燃煤電廠按照燃氣標準進行超低排放改造。溫武瑞説，中央要求天津到2017年減少1000萬噸燃煤，他們正在爭取政策，希望把燃煤降至燃氣排放標準，也能算入減煤指標。目前，天津市能源結構中燃煤佔了六成，每年燃煤5000多萬噸，其中電煤約為3000萬噸，改造的主要制約因素是天然氣氣源不足，今年的缺口超過12億立方米。

“我們感覺到，能源結構的調整可能對於改善空氣品質是至關重要的。”溫武瑞説。

走在灰霾天的京津冀大地上，看得到沉甸甸的壓力，也看得到壓力下的變化和機會。

天津松正電動汽車技術公司高級副總裁寧國寶和他的同事，將這家以電動自行車配件起家的企業帶到了電動汽車領域。該公司新開發的混合動力系統將顆粒物排放減少了90%，達到歐六標準。寧國寶自豪地向記者提起了業界流傳的一個玩笑：在灰霾天，這種發動機簡直就是“空氣凈化器”。

在我國最大迴圈經濟園區——天津子牙迴圈經濟産業區，國聯報廢機動車回收拆解公司董事長李志平直接感受到治霾的力度。他們計劃引入一條年處理約10萬輛報廢汽車的整車破碎線。受治霾政策影響，該公司回收的報廢汽車數量逐年增長。國聯公司去年全年回收了1.7萬輛，今年截至9月就已達2.3萬輛。近幾年回收的汽車也越來越新。

“為什麼我們叫‘城市礦山’？”子牙迴圈經濟産業區管委會副主任張照于自信地向記者介紹迴圈産業的鏈條。這裡每年可拆解生産100萬噸塑膠，相當於每年節省600萬噸原油。每年提供的廢銅相當於江西省全年總産量。他相信，“城市礦山”將隨著城市的環保思維一起長高。

78歲的天津老人藍健並不了解這些。他習慣到家門口新建的鬱江公園壓腿、曬太陽，鍛鍊肺活量。他説，過去人們説有風不是好天，颳風不願出門，經過多年發展，現在風天成了好天，沒風就怕霧霾。他也不知道，他身處的位置恰是將來環城一圈、全長45公里的天津城市綠道的一個節點。他只是期待，這個城市的肺活量能夠回到沒風也不怕霾的時代。

如果那一天到來，是回歸，也是進化。用天津市工信委副主任賈泓的話來説，是“一樣的土地，不一樣的效益，不一樣的産出，不一樣的環境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