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趙茁軼

裏坊如棋，佈局井然。星羅棋佈的長安108坊中，通義坊以深厚的皇家底蘊與密集的貴人宅邸，奠定了“高等級住宅區”的地位。

近日，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發佈考古成果。2023年10月，該院在西安市碑林區友誼西路一處工地內，對一處隋唐遺址進行了發掘，揭露灰坑、水井、溝等遺跡27處，出土各類遺物73件（組）。這一發現為研究長安城裏坊佈局、社會生活等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高等級建築考古實證

“本次發掘面積約990平方米，因晚期擾動破壞嚴重，發掘區域內地層堆積較為簡單。”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員説，此次遺址發掘區北側為通義巷、東側為邊西街、西側為太白北路、南側為友誼西路。根據歷年對隋唐長安城的勘探與發掘成果，初步判斷該區域屬於通義坊西南隅。

通義坊北鄰太平坊，南接興化坊，是隋唐長安城外郭城的中心。此次發現的27處遺跡中，有25處隋唐遺跡，包括隋代井1眼，唐代灰坑21個、井2眼和溝1條。出土文物包括10件建築構件。其中，花邊板瓦和脊頭磚尤為引人注目。脊頭磚正面浮雕獸面。獸面凸眼、雙角立卷、獠牙外露。這類構件與青龍寺遺址、朝元閣遺址出土的同類遺物形制相似，表明此次發掘的通義坊區域內曾存在較高等級的建築物。

《兩京新記》中記載：“通義坊：西南隅，興聖尼寺。高祖龍潛舊宅。武德元年，以為通義宮。貞觀元年，立為寺。”唐太宗《舍舊宅造興聖寺詔》中記載：“通義宮皇家舊宅，制度宏敞，以崇神祠，敬增靈佑。宜舍為尼寺，仍以興聖為名。”結合文獻記載可知，通義坊西南隅原為唐高祖李淵此前的舊宅，也是唐代頗具盛名的興聖尼寺所在地。

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相互印證，表明此次發掘地點正在興聖尼寺遺址範圍內，進一步證實了通義坊的特殊地位。

通義坊內的居民群像

通義坊自隋代起便是高等級住宅區，入唐後更是皇親國戚、高官顯貴的聚居地。據宋代宋敏求《長安志》與清代徐松《唐兩京城坊考》記載，通義坊內曾居住過多位重量級人物。這些居民身份顯赫，或為皇室成員，或為朝廷重臣，反映出通義坊一帶在唐代長安城中的政治與社會地位。

右羽林大將軍、彭國公李思訓曾居住于通義坊。他是唐高祖堂弟李叔良之孫，是戰功赫赫的武將，也是著名畫家。李思訓在作畫過程中逐漸形成“青綠山水”與“金碧山水”的風格，對後世影響深遠。開元六年，李思訓去世，陪葬唐睿宗李旦橋陵。

唐中宗李顯之女成安公主也曾居住於此。她嫁給了韋后的親戚韋捷。這段婚姻屬於韋氏家族與李唐皇室的政治聯姻。

此外，戶部尚書、長平公楊纂，荊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國公崔鉉，朔方節度使李進賢等人都曾是通義坊的居民。

考古發掘中雖未直接發現與歷史名人對應的居所遺跡，但出土的日用器物與建築構件，均指向通義坊曾是一處生活品質較高、建築規格不凡的區域。這些發現與文獻中“高等級住宅區”的記載高度吻合。

生活圖景的實物見證

考古人員對唐長安城通義坊的持續考古，實證了其內部東西向的道路系統及配套的排水設施。相關遺跡中出土了陶瓷器、骨器、錢幣等多類文物。在最新的發掘成果中，一批品類豐富的日用陶瓷器組合堪稱亮點。

此次出土遺物以陶瓷器為主，修復完整及可辨形制者共56件，包括瓷器17件、釉陶器7件、陶器32件。其中，碗、罐、盆類器物數量最多，且多數可見使用痕跡。遺址出土的瓷器和釉陶器，年代上至隋，下至晚唐，證明了該區域從隋至唐一直沿用。此次發現的陶瓷器的器形，與長安城周邊隋唐墓葬出土的典型器物相吻合。

這批陶瓷器來源於多個窯口。白瓷來自唐代鞏義窯和邢窯，黃釉瓷碗為壽州窯産品，兩件青瓷碗則與隋代長江中游窯場的産品特徵相近。這既體現了隋唐時期地方與中央之間的經濟往來，也是長安城作為全國經濟交通中心的實證。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兩件黑陶缽。這兩件黑陶缽胎質細膩，器表經過拋光和滲炭處理，漆黑髮亮，製作工藝明顯優於普通灰陶器。

目前，唐長安城中出土這類黑陶缽的地點均為佛教寺院，如青龍寺遺址、西明寺遺址，臨潼慶山寺舍利塔地宮中也曾發現類似器物，表明這種器物與佛教有淵源。

缽是比丘六物中的食器，大藏經中記載僧尼使用的缽有瓦缽和鐵缽兩種。瓦缽有三種顏色，其中之一便是黑色。因此，有學者認為唐代黑陶缽可能是僧尼的日用品。

結合文獻記載，通義坊西南隅正是興聖尼寺所在地。黑陶缽的出土，進一步支援了該區域存在佛教寺院的推斷，也為研究唐代貴族社區中的生活面貌提供了實物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