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內心生長出新鮮的情感和故事

從《旗袍》《向延安》《麻雀》《捕風者》《驚蟄》《唐山海》，到《醒來》《蘇州河》《大世界》，在歲月的流轉中，海飛的筆下生長出一個由戰火年代、系列人物和城市及江南地域構建而成的“海飛諜戰世界”。他的最新長篇小説《大世界》首發于《江南》2024年第二期，近日由浙江文藝出版社推出單行本。

攜新作《大世界》與讀者交流期間，海飛告訴記者，5月27日，上海解放75週年紀念日之際，以他的同名長篇小説改編的話劇《向延安》將在東方藝術中心首演。創作于2011年的《向延安》曾獲人民文學獎長篇小説雙年獎，今年春天他完成了《向延安》的話劇劇本。該劇故事發生在1937年淞滬會戰後的上海。向家三少爺“向金喜”經歷了一系列親情、友情、愛情的變故，從一個玩世不恭的富家子弟，一步步走向了危機四伏的潛伏，最終成為一名堅定的革命者。“一部成功的劇，留在觀眾腦海中的不是刺激的情節，而是一個個人物的形象。讓觀眾在‘劇終’後，沉默一會兒再鼓掌的作品一定是個好作品。”海飛希望以這部作品向上海這座偉大的“紅色之城”致敬。

如何長年駕馭小説和劇本的“雙線寫作”，如何保持一個作家的創造力？在資訊豐富、文藝作品多平臺傳播的融媒體時代，海飛強調，閱讀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充實自我的方式——通過閱讀，喚起我們的誠懇與專注，專注于當下的生活，擴大自己的閱讀面；閱讀文學、歷史著作，閱讀現實生活，相遇讓人心動的細節，讓內心生長出新鮮的情感和故事。

塑造生動人物群像成為新作特色

多年來海飛潛心創作不斷擴展諜戰系列，在對諜戰題材駕輕就熟的同時，也面臨著如何自我更新的挑戰，不重復自己，成為他持續小説創作時的必答題。《大世界》是一部大群戲，眾人都在小説中成了自己的主角，塑造生動的人物群像成為這部長篇的特色。在我們的人生之旅中，每個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在《大世界》中，海飛讓人物的故事平分秋色，各有精彩，傳神的人物塑造成為他“自我更新”的重要收穫。

主人公朱三在1944年的春天接受了上級命令，從上海來到寧波，從大世界的魔術師朱三，轉換成日本憲兵隊的緝私隊長，成為地下黨東海行動小組的負責人，為新四軍四明山根據地獲取有價值的情報。長達九年的潛伏中，他經歷了與敵偽之間危機四伏的情報暗戰，戰友的犧牲，父親、妻子和孩子的相繼離世，他在如履薄冰中錘鍊著信仰和忠誠，在日常生活中考驗著智慧和勇氣。

“我寫一個人成為另一個人的九年。這個樸素的會變戲法的男人的背影，深藏著憂傷而動人的往事。小説塑造的朱三，不僅是諜戰中的朱三，更是在人間經歷世事的朱三，一個十分理解生命的本質是孤獨的朱三。這部小説的行文和以往小説不同，有著很多詼諧的輕喜感，讀來十分順眼順心，而最後以悲情收尾。”海飛表示，主人公從一個凡事想得開、過尋常日子的朱三，漸漸變成目光深邃而堅定、謹言慎行而沉著的革命者。朱三在人生不同階段的前後反差，更鮮明地呈現出他豐富而柔軟的內心、堅韌而執著的信念，使得人物形象充滿張力，承載著更多與讀者共情的精神質素。

《大世界》的情節脈絡是以主人公朱三和唐書影的人生走向串聯起來，隨著各路人馬紛紛登場，如同大樹的枝丫上開出不同的花朵。小説中的女性形象被刻畫得十分透徹，無論潘水和小蜻蜓、唐書影和傅燦燦，還是配角呂大鵝和何婉玲。在海飛看來，這些女性的人生各不相同，也可以獨立成篇，展開來寫就是幾個中短篇小説。以潘水為例，她的愛情屬於空軍飛行員李雲霄，所以她拒絕所有來相親的人，她説：“我已經嫁給了天空。”李雲霄在對抗日寇的空戰中壯烈殉國……帶著內心無法癒合的傷痛，她開始了自己的生活，嫁給裁縫嚴守家。因為潘水要執行黨的任務，嚴守家疑神疑鬼地以為妻子有外遇。當光明與黑暗的決戰時刻，潘水堅強、決絕地選擇為民族慷慨赴死，嚴守家將自己剪碎的妻子與李雲霄的合影重新黏合，將這張照片與妻子合葬，他自己也走上了革命之路。

為諜戰小説發現了“新的語法”

近年來，海飛以情節發展的邏輯性、文學場域的寫實性、人物生活的真實感，不斷擴大“諜戰”書寫的地理版圖。小説的故事發生地從上海、重慶，轉向寧波、台州、舟山等江南區域。《大世界》展開的故事主要發生地在寧波，以共産黨地下組織安插在寧波日本憲兵隊的“400小組”為故事原型。

《大世界》在故事的主要發生地寧波鎮海區完成了收官，作家清晰地記得在電腦上“收筆”是淩晨三點，屋外冬雨瀟瀟，院子裏的綠植被燈光照亮。“當時我的頭腦十分清醒，感覺到時光在不停流動。我似乎看到小説中的人物，從我面前經過，奢望他們給我一個純粹的笑容，在心裏向潘水、李雲霄、小蜻蜓、羊三壩、張文新等人致敬，最需要致敬的無疑是朱三。”

正因為小説中的地名與風物都是真實的，小説中的人物也因此變得格外真實。“整部長篇猶如幾個人的回憶錄一般。”寫完這部小説，海飛對寧波抗戰史有了全新的認識與了解。他孕育著一個“諜戰之城”的寫作計劃。

評論家李雲雷評價《大世界》與海飛以往的作品不同，寫出了歷史、地理、人物、風物之間的融合，具有極強的“在地感”。尤其是他在地方誌小説的敘事中融入了諜戰小説的因素，為諜戰小説發現了“新的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