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通兩個“一公里”，激發每個人的創新活力

當前，圍繞建設現代化産業體系，以科技創新引領産業創新，加快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産力，正成為滬上高校推動發展的著力點。

究竟如何利用大學的科技、人才優勢來服務地區乃至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服務新質生産力發展？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校長丁奎嶺日前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談到：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生力軍和基礎研究的主力軍，綜合性大學要進一步通過體制機制的改革，構建創新的文化，營造創新的氛圍，激發每一個人的創新活力。“對大學來説，特別重要的一點，是要做好科技創新策源的‘開頭一公里’和科技成果轉化的‘最後一公里’——唯有貫通這兩個‘一公里’，才能真正服務發展新質生産力。”

打通“0到1”和“1到100”的創新鏈，推動成果轉化“陽光化”

文匯報：新質生産力被寫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您認為，高校在推動發展新質生産力方面可以發揮什麼作用？

丁奎嶺：“新質生産力”的概念自從提出以來，就和科技創新緊密相連。202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黑龍江考察時首次提出“新質生産力”一詞，指出“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和未來産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産力”。同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産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産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産力”。這與我們國家一直以來強調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可以説是一脈相承。

新質生産力並非憑空産生。高校承擔著從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出發，通過創新科技成果提升産業能級，甚至創造新産業的任務，必須貫通“0到1”和“1到100”的創新鏈，才有可能催生新質生産力。

作為以理工醫為特色的高水準研究型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在服務發展新質生産力方面有著獨特的優勢。近年來，學校打通科研成果轉化的各種裉節問題，孵化了一批“硬科技”企業，“大零號灣”科技創新策源功能區能級不斷提升。這些都有利於服務支撐新質生産力的發展。

文匯報：上海交大周邊的“大零號灣”有一批硬核科技創業的企業，在貫通“兩個一公里”方面，還有哪些堵點或者難點需要解決？

丁奎嶺：上海“大零號灣”科技創新策源功能區確實有一批走通了“0到1”“1到100”的教師、校友創業企業，但是在整個過程中，我們仍然在探索解決許多堵點問題，包括如何面向未來更好服務發展新質生産力，其中有許多可為之處。

對於高校來説，影響科技成果轉化率高低的因素主要還是在評價，可以説，這是一個供給側的問題。上海加快建設國際科創中心，需要重視高價值的智慧財産權——不僅僅要看國際智慧財産權的申請情況，還必須關注國際專利授權的情況。目前，上海交大正在不斷優化評價激勵的導向和舉措，重點就是看科研成果是否解決了真問題，是否能創造真價值。我們通過出臺一系列創新舉措，解開束縛科研成果轉化的“細繩子”，建立起有助於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生態體系，推動成果轉化“陽光化”。這樣才能讓投資人放心，讓成果所有人放心。

以“大零號灣”為例。這裡原來是一個環交大的創業園區，在與上海交大的互聯互通共建中逐步發展成為上海科技創新策源功能區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增長極。目前，已有60余家交大師生的創業企業入駐“大零號灣”，總估值近600億元，其中估值超過2億元的企業就有30多家。

面向未來，“大零號灣”也面臨著發展的問題。雖然目前我們引入了資本、基金，但是這裡集中的仍然是一批初創企業，如何讓這些初創企業快速成長壯大，真正産生核爆效應，仍然面臨空間支援、資金支援等各種問題。

高校除了要打通“0到1”“1到100”的創新鏈，還必須深化與創新型企業的協作融合，發揮強耦合的“雙主體”作用，共同促進新質生産力發展，這也是我常常説的“並跑”。同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校和企業應該打開邊界，形成“目標共識、人事共通、任務共擔、成果共用”的協作機制。在合作的過程中，還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比如，如何突破人才流動與考核的傳統限制，如何構建成熟且具彈性的成果共用機制等。

目前，上海交大在與華為合作共同研發鴻蒙系統的過程中，確實做到了“老師不離職也能入職、不在校也能考核”，讓人才能夠以靈活的方式兼顧校內研究與産業落地。但是，對學校來説，還有諸多制度探索仍在進行之中。

打破學科邊界，以有組織科研破解大科學問題

文匯報：人才培養是高校的中心工作，面對服務新質生産力的需求，高校該如何培養人才？

丁奎嶺：發展新質生産力，核心是人才。高校必須面向未來，培養適合新質生産力發展需要的人才。未來技術究竟是什麼樣？很難具體描繪，但可以確定的是，要持續發展，要催生新質生産力。並且，服務新質生産力的發展，需要持續的創新。

學科建設是高校發展的重要內容，人才培養與學科同樣密切相關。科學技術發展的一大趨勢就是不同學科之間不斷交叉融合，産生新的技術、新的行業、新的範式、新的業態。作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的重要交匯點，就大學而言，不論是科技創新還是人才培養，都必須打破學科的邊界。

當然，大學裏確實有一些教師習慣了傳統的教學方法，有一些院係習慣了傳統的發展模式，但當今世界變化一日千里，我們不改變，就是退步，以至於被淘汰。就學校內部而言，每一個院係都代表了不同的領域、不同的學科方向，現代科技發展中學科不斷在交叉融合、突破邊界，如果我們還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是不可能守住的。

大學要服務新質生産力，也面臨著內部的學科專業的變革、重塑。學校內部需要通過改革重構學科、院係，乃至重構未來發展的方向。尤其是在人工智慧技術快速發展的當下，打破邊界是必然的趨勢。

同時，打破邊界還意味著有更多的交叉融合。真正的交叉融合絕非“拉郎配式”，其背後有著內在的驅動力，要發現真正的科學問題，通過加強有組織科研解決這些科學問題，並進一步使科學問題的解決轉化成應用技術。這裡的有組織科研，不是自上而下地“點兵點將”，把不同學科湊到一起“編寫”項目申請書去爭取經費，一定是通過科學真問題的提出、解決，形成不同學科交叉的推動力，甚至在交叉融合中産生新的學科。

比如，我們有一個做資訊存儲材料的團隊。在傳統硅基時代，存儲主要依靠晶片，科學界有人提出，是否可以用記錄人類生命資訊的DNA（脫氧核糖核酸）來記錄人類文明資訊。根據理論推算，50克DNA就能存儲1000萬塊硬碟中的資訊。那麼，僅200公斤DNA就能存儲整個世界的數據（約440萬億億字節）。顯然，做這件事情需要不同領域的科學家，這個資訊存儲材料團隊中有化學家、生物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電子資訊領域專家等，自然形成了學科交叉。他們還建起了全新的研究機構——DNA存儲研究中心，這才是真正的有組織科研。當這樣的學科交叉、有組織科研越來越多，形成了交叉融合的氛圍，自然有更多創新的科學問題被提出、被解決，有更多的創新人才得以培養。

文匯報：在制度設計層面，大學該怎麼鼓勵、引導科學家提出真正的“大問題”？

丁奎嶺：在我看來，大學的使命是為了人類的幸福，為了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去培養未來人才，去服務好科技創新。如果沒有這樣高遠的目標，很難建成一流大學。大學教授同樣如此，如果沒有這樣的胸懷，也很難找到真正的“大科學問題”。

如果我們以大學的使命為出發點，那麼一定可以看到未來需要培養什麼樣的人才，做什麼樣的科學研究，找到真正的科學問題。

舉個例子，每一次工業革命都與能源的變革在一定形式上産生關聯。那麼，高效獲取新能源的方式是什麼，如何通過發展綠色能源、推動可持續發展來解決能源問題？正是在這樣的問題牽引下，不少科學家投身聚變能源、綠色能源、能源轉化利用等方面的研究。

現在，包括風能和光伏發電在內的綠電佔青海地區電力能源的100%，在甘肅、雲南等地區達到了90%以上。西部一些荒漠地區建成光伏發電廠後，因為對地面的遮擋作用，水分蒸發降低，甚至長出草，形成了牧場。這個變化背後，其實就是通過基礎研究，帶來科技進步，並改造一條産業鏈，從而升級了傳統産業，將傳統煤炭産業連結到新能源産業，再連結到現代科技産業。從這個案例中，我們也可以進一步理解，發展新質生産力不是要忽視、放棄傳統産業，而是做好新舊生産力之間的銜接和切換。

給高校更穩定的基礎科研支援，讓對“異想天開”的支援成為常態

文匯報：我們在採訪中發現，科學家尤其是一些青年科學家要在自己的領域裏開拓全新的方向，經常困難重重。高校該如何給他們一個創新的文化環境？

丁奎嶺：確實，科學家要做一些顛覆性的研究並不那麼容易。除了要突破自身局限之外，還要突破周圍環境的影響。

比如，兩次摘獲諾獎的化學家夏普萊斯在提出點擊化學時，就遭遇過整個科學界的質疑。2000年以後，他就再也沒有申請過政府的資助，而是完全依靠其所在的私立研究機構的支援。這樣的天才科學家當然是極少的，但對高校來説，我們是否能夠發現這樣的天才科學家？如果發現了這樣的天才科學家後，能否做好保障工作？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在我們引進的青年科學家中，也發現有一些年輕人非常優秀，但在原單位時，無論是申請項目經費還是人才計劃，可謂“屢戰屢敗”。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做的研究太前沿了，不被自己所在的小科學共同體所支援。而來到上海交大後，由於從事交叉學科研究，與多個不同方向的科學家協同合作，很快做出了非常出色的成果。對於這些優秀青年人的發現和支援，要依靠學校、院係科研管理者的敏感性。如何形成這樣的環境，讓他們自然而然地脫穎而出，需要制度性的保障。

目前，我們學校啟動了“交大2030”計劃，主要就是支援年輕人的“異想天開”，每個年輕人可以申請50萬到500萬元不等的經費資助。上海市級層面出臺的“基礎研究特區計劃”，同樣也對這樣的顛覆性科研創新予以支援；推出的“基礎研究先行區計劃”，是聚焦頂尖人才、優秀青年人才，給予穩定支援。我們期待未來有更多對年輕人的支援，不再是新聞，而成為一種常態。

文匯報：對年輕人“異想天開”的創新想法予以投入，據我們所知，這些經費都是學校或上海市政府的項目式經費。如果缺少了這些項目，如何保證這些具有創新性甚至顛覆性的研究能繼續得到支援？

丁奎嶺：坦率説，科研經費是所有高校都面臨的問題。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我也提到了“跟跑”的問題。所謂“跟跑”，就是對高校的科研投入要跟上科技發展速度、跟上高等教育發展速度、跟上高校服務新質生産力的需求，從而發揮調結構的“杠桿”作用，推進高校有組織科研。長期以來,部屬高校都面臨著科研需求和科研投入不匹配的矛盾，即穩定投入的增速跟不上高校開展有組織科研的需求增長。

有一組數據清晰地表明瞭這一點。就目前而言，國家層面對高校的投入主要按照生均經費撥款。從2009年開始，教育部啟動改革，不斷加強對基本科研業務費的投入，年均增長率為9.87%。然而與此同時，高校研發投入總額的年均增長率為13.44%——遠高於基本科研業務費增幅。這説明，對於高校科研的穩定投入還有待加強。

從總量來看，目前全國部屬高校的基本科研業務費一年總額是40多億元人民幣，其餘的經費都來自競爭性經費。不少部屬高校科研經費90%以上來自競爭性經費，一些頂尖大學甚至可能達到95%以上。應用研究方面，高校可以通過與企業合作獲取橫向經費，但是就基礎科研而言，我認為，穩定的科研資助是高校科技創新的“壓艙石”，是科學家坐穩冷板凳、投身長期顛覆性基礎科研的“定心丸”。過多的競爭性經費，勢必會讓科研從“以目標為導向”向“以項目為導向”轉變，影響有組織科研長期性、系統性佈局，削弱科學家攻關科技難題的精力與定力，不利於形成原創性、顛覆性的創新成果。因此，提高基本科研業務費投入，可以讓高校對基礎研究多一些佈局，讓科學家靜下心來做基礎研究，也讓年輕人在成長初期把科研基礎打牢，更加有助於未來作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