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流韻——甘肅的石窟藝術

在絲綢之路甘肅段一千多公里的沿線上，現保留著近百處規模不等的佛教石窟，重要的有40多處，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8處，位列全國第一，其如一串串明珠，鑲嵌于酷似如意的甘肅大地上。

甘肅石窟的分佈及分區

莫高窟

佛教石窟藝術在印度起源，首先傳入我國新疆，又從新疆傳入甘肅的河西走廊。在甘肅最先映入眼簾的就是中國的四大石窟（莫高窟、雲岡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中最輝煌的敦煌莫高窟了。

莫高窟現存洞窟735個，于十六國時期至元代開鑿，前後延續1000多年，保存壁畫4.5萬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構窟檐5座，是中國石窟發展演變的一個縮影，被稱為“東方繪畫博物館”。

榆林窟

榆林窟現屬瓜州縣境。石窟開鑿于榆林河谷兩岸的礫石崖上，現存洞窟41個，壁畫1000多平方米，彩塑100多身。

此外，在敦煌市、瓜州縣境還有東、西千佛洞等中小石窟。這些石窟在藝術風格上與莫高窟同屬一個系統，榆林窟壁畫保存很好，如25窟的經變畫等；而東千佛洞又以回鶻、西夏藝術最具特色。

昌馬石窟

昌馬石窟現屬玉門市境。其石窟群由大壩和下窖等處組成。現有石窟11個，其中第2窟為中心塔柱窟，與新疆克孜爾中心塔柱窟相近，應為河西早期石窟之一。

文殊山石窟

文殊山石窟現屬肅南縣境，距酒泉城區30公里。其窟最盛時期，有古建築300多座，石窟10多個，其前山的千佛洞為中心塔柱窟，亦為河西早期石窟之一。

五個廟石窟

該石窟群現屬肅北縣境，現殘存石窟10多個，其中有五窟可以登臨，故稱五個廟。

馬蹄寺

馬蹄寺石窟群現屬肅南縣境，石窟群包括馬蹄寺南北二寺、上中下觀音洞、金塔寺、千佛洞等。現存石窟總數達70多個。其中金塔寺的東西二窟，應為河西早期石窟。此外，在河西的民樂縣境還有童子寺石窟、上天樂石窟、金昌的雲莊寺和孩母洞石窟等規模較小的石窟。

天梯山石窟

武威天梯山石窟 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

天梯山石窟是古代文獻中有明確記載的十六國北涼王沮渠蒙遜開鑿的石窟，其位於武威城南50公里處的祁連山中，現存石窟10余個，大部分窟龕中的造像、壁畫因1958年修水庫搬遷（現多數在武威市博物館、甘肅省博物館展出），現保存完好的只有大佛窟。

以上石窟皆分佈于甘肅的河西走廊地區。

炳靈寺石窟

永靖炳靈寺石窟第171窟的彌勒大佛

在甘肅、寧夏黃河以東地區，還保留著多處大大小小的石窟，其中最著名的是永靖的炳靈寺石窟。該石窟群坐落于黃河北岸的小積石山中，分上寺、洞溝、下寺三處，以下寺內容最為豐富。炳靈寺現存窟龕260多個，保存有西秦、北魏、北周、隋唐、宋元、明清以來的大小雕像694身，泥塑82身，壁畫900多平方米。其中以十六國西秦開鑿的169窟最為著名，以唐代雕刻最為精美。早在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中就有對該石窟的記載，1964年又在169窟中發現了西秦“建弘元年”（西元420年）墨書題記，故頗引有關研究者關注。

麥積山石窟

天水麥積山石窟

麥積山石窟坐落于天水市區東南45 公里的西秦嶺之中，因其山勢如農家麥垛，西魏時即稱“麥積崖”。該石窟現存窟龕200多個，保存大大小小的泥塑7200多身，壁畫近1300平方米。有些窟龕距地面七八十米，懸崖峭壁，淩空飛棧，登臨其上，近觀諸像，遠望浮雲，猶如進入仙境，故有“隴上第一名勝”之稱。麥積山最有特點的是鑿于十六國後秦時代的三佛窟和北周李允信開鑿的七佛閣等。麥積山的泥塑不但數量多，且非常精美，被稱為“東方雕塑博物館”。

仙人崖石窟

仙人崖石窟位於天水市區東南45公里處的朱家後川。其石窟原來規模很大，現保存有北朝以來的塑像197身，壁畫87平方米，明清時期殿宇27座。

天水市境內還有水簾洞石窟、木梯寺石窟、大像山石窟、華蓋寺石窟等。其中以武山水簾洞石窟的拉稍寺摩崖大佛最有特點，其摩崖為北周貴族尉遲迥開鑿，大佛造像連同佛座高達40余米，旁有開鑿時的石刻題記，為國內最大的摩崖佛教雕刻。

此外，在天水市的南鄰隴南市也保存著幾處石窟，如西和縣的法鏡寺石窟和八峰崖石窟等。法鏡寺現還保留窟龕31個，説明其窟原來規模不小。唐代大詩人杜甫入川，曾經此處，留下名作《法鏡寺》等。

這些石窟均分佈于隴中隴南地區。

北石窟寺

北石窟寺位於慶陽市西峰區西南25公里蒲、茹兩河交匯處的覆鍾山下，其在長200米、高20米的空間內分上下層開龕造像，窟龕密集，猶如蜂房。現存窟龕300余個，以165號窟最大、最早，窟內造七佛像等，其為北魏永平二年（西元509年）涇州刺史奚康生開鑿。其後西魏、北周、隋唐、宋代均有修造，為隴東規模最大的石窟。

南石窟

南石窟位於平涼市涇川縣城東7.5公里處的涇河北岸，現存洞窟5個，其中第3窟亦為奚康生於北魏永平三年（西元510年）開鑿，與北石窟165窟在窟型、造像題材方面基本相同。

王母宮石窟

該石窟位於涇川縣城西北的回中山下，是隴東少見的規模最大的中心塔柱窟。涇川縣境的涇河兩岸，還有大大小小的石窟多處，號稱“百里石窟長廊”，其中的羅漢洞、丈八寺等還有不少遺存。

此外，在慶陽市合水等縣還有保全寺、張家溝門、蓮花寺等石窟；平涼市莊浪縣還有雲崖寺、陳家洞等石窟。

從以上甘肅石窟的分佈來看，甘肅石窟可分為河西、隴中隴南、隴東三個大區。河西石窟造像以泥塑為主；隴中隴南泥塑雕刻兼而有之；隴東多為石雕。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地質條件使然，如河西地區多砂礫岩，不適合雕刻；而隴東多紅砂岩，有一定的雕刻條件。至於隴中隴南，雕塑兼有，完全根據地質條件，如同一石窟的炳靈寺即有雕有塑。

時代

甘肅最早的石窟為“十六國時期”，如莫高窟的北涼三窟，河西走廊早期的中心塔柱窟及炳靈寺的169窟、麥積山早期三佛窟。在整個中國內地，除甘肅之外，均未發現此時期開鑿的早期石窟。其次為“北魏時期”。在慶陽市華池縣的張家溝門發現有太和十五年（西元491年）的石雕佛像，其造像風格仍是孝文帝改制（西元495年）之前的舊式樣。其次發現有年代題記的為麥積山115窟的“景明三年”（西元502年）墨書，甘肅東部北、南石窟的永平二年、三年（西元509年、510年）碑刻、炳靈寺126窟的延昌二年（西元513年）石刻，最西的為莫高窟285窟的西魏大統四年（西元538年）墨書。這些題記和較多北魏晚期石窟的出現，説明文成帝復法、孝文改制之後，甘肅又出現了一個石窟修鑿的高潮。

中國的石窟造像，在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漢化政策之後（西元495年左右）出現了一個明顯的變化，即以前那種從印度傳來的高大雄健、通肩大衣、半披肩袈裟的佛像，變為當時漢人貴族的雙領下垂、“褒衣博帶”式服飾和符合漢人貴族審美標準的“秀骨清相”式造像。佛教造像藝術的“中國化”實際上是從這時開始的。

總之，從孝文帝改制之後，甘肅隴山左右及河西地區的石窟藝術由於受中原的直接影響逐漸“中國化”了。這種情況實際上反映了河西佛教因北涼政權滅亡衰落之後，又由東向西恢復發展的趨勢。

緊接其後的北周和隋朝，甘肅又掀起了一個石窟修鑿的高潮，在甘肅的各大石窟中都有此時的修鑿，且規模大，數量多，造像精美。其後的唐代更是中國石窟修鑿的盛期，甘肅情況同全國一樣，出現了很多規模宏大、造像精美的石窟，特別是甘肅各地出現的大像窟，更具特色。由於唐王朝延續時間長，國力強，唐代的甘肅石窟可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等時期。

此外，甘肅的河西等地區，在盛唐之後，分別被我國古代少數民族佔據，這些民族同樣信仰佛教，其在佔據地區仍然開窟造像，故河西等地有不少“吐蕃時期”“回鶻時期”“西夏時期”的石窟存在。但這時期的洞窟往往是改建和利用前期洞窟重繪壁畫，新的創造不多，然而這些石窟中往往發現用古代少數民族文字墨寫的題記和發願文等，是研究古代少數民族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甘肅東部，情況較為複雜，除有不少宋代石窟之外，在慶陽市境內還有金代開鑿的石窟等。但從總體上來看，唐代之後，甘肅的石窟修鑿衰落了。

窟型

甘肅石窟的窟型種類較多，有中心塔柱窟（塔廟窟）、佛殿窟、佛壇窟、禪窟、大像窟、摩崖淺龕和瘞窟（安置逝者的洞窟）等。

中心塔柱窟即是在平面呈方形的窟內中心位置鑿一連通窟頂的佛塔，塔上分層開龕造像，可右旋觀像禮佛。此類洞窟還可分型分式，如有些具有前後室，有些在窟的左右、後壁開龕造像等。這類窟型應是從印度經我國新疆傳入河西地區的，是甘肅石窟中時代較早者。

佛殿窟是在平面方形開出類似殿宇的佛堂，在後壁正中開龕造像。造像主尊（佛）居中，其餘弟子、菩薩、天王、力士左右排列。佛猶如帝王，高座臺上，弟子、菩薩等如文武大臣，分列兩邊。佛殿類似宮殿，故稱佛殿窟。這類窟禮佛者一進窟門，即直面佛，不由心生敬意，向佛禮拜。佛殿窟的禮佛形式應是面佛禮拜觀像，以前右旋巡禮的禮拜方式被中國傳統的禮拜方式取代了。這類窟也可分為各種型式，如有些佛殿窟左右和後壁三面開龕造像等。這類石窟是佛教“中國化”之後，為符合中國傳統禮拜方式而出現的一種石窟類型。此類石窟延續時間較長，數量較多。

佛壇窟亦為在平面方形的基礎上開鑿出殿宇式佛堂，但窟中地面往往設一方形佛壇，壇上安置諸像，其禮拜方式又為右旋繞壇觀像禮佛。這類窟型甚至影響了同時期的木構建築佛殿的佈局，如山西大同華嚴寺等。佛壇窟是“唐密”流行後，受密宗作法必設“壇城”而出現的一種新窟型。當然，這類窟也可根據窟型、窟內佈局、造像題材分為各種型式。

以上三類窟的相應時代大概為：中心塔柱窟主要流行于十六國北朝早期；佛殿窟主要流行于初唐、盛唐時期；佛壇窟流行于盛唐之後與宋、遼、金時期。當然，這種情況不是絕對的，如中心塔柱窟在北周時代還偶有發現，佛殿窟在佛壇窟出現後並未消失，甚至兩者並存，説明唐密興盛之後，還不能完全取代以前流行的傳統佛教。

至於大像窟、禪窟、摩崖淺龕和瘞窟之類，幾乎每個時期都有出現，不具有劃分時代的意義。

造像（包括壁畫）題材

甘肅石窟的造像題材在十六國北朝主要有佛像、菩薩、弟子像等。佛像有單身佛像、二佛對坐像、三佛像、七佛像。還有一佛二弟子、一佛二菩薩和維摩文殊像等。菩薩、弟子像一般作為佛的脅侍，分列主尊（佛）左右兩邊。

壁畫題材流行佛本生故事（佛前生的故事）與佛傳故事（佛一生的傳記）等。

陏唐造像主要為一鋪數身的組像，如一佛二弟子、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二力士等，最多可達十多身。

造像突出主尊佛像，其餘弟子、菩薩、天王、力士分置左右兩邊，一字排列。壁畫中以前流行的本生、佛傳故事畫被大型的“經變畫”取代。所謂“經變”，亦可稱“變相”，即把佛經的文字內容用圖像（繪畫或雕刻）表現出來。但因有些佛經部頭很大，“經變”一般只能表現該經的部分內容，最常見的是繪（或雕刻）出該經的“序品”（即序言），常見的經變有《西方凈土變》《東方藥師變》《法華經變》《維摩詰經變》《華嚴經變》《彌勒經變》等。這類經變畫多為鴻篇巨制，往往一幅經變佔據一個壁面。有些經變有經變榜題，容易辨識，如《西方凈土變》除繪主尊為阿彌陀佛外，還繪出左右脅侍觀世音、大勢至菩薩，以此為中心，眾菩薩圍繞。周邊有殿宇建築之類，上有天國，天花亂墜，天樂自鳴；下有欄楯，水池蓮花，樂舞鼓吹等。又如《華嚴經變》，繪主尊毗盧遮那佛（大日如來），普賢、文殊菩薩為左後脅侍，其餘細節與《西方凈土變》類似。

經變雖描寫的是“佛國世界”，但往往能顯示出“現實世界”，如其中的木構建築，應是唐代宮殿建築的摹寫；樂舞之類，應是唐代樂器、舞蹈的真實寫照，甚至描寫古代田園勞作、婚喪嫁娶等反映當時現實生活的場面，在經變畫中都可看到。

甘肅石窟研究中取得的成果與思考

1949年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甘肅石窟的保護與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特別是敦煌莫高窟，在幾代人的努力下，無論是對石窟的保護、壁畫的臨摹和對洞窟的分期斷代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如樊錦詩先生的早期石窟考古報告，即為以後莫高窟的考古報告樹立了標桿，是改革開放後敦煌石窟研究的最突出成果。近些年來，有關敦煌和甘肅其他石窟研究的學術成果層出不窮，且有一定學術水準。

這裡主要談談甘肅石窟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甘肅石窟研究應該把基礎資料的整理工作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説要把各石窟的“考古報告”工作列在首位。作石窟考古報告的目的，一是永久保存該石窟的完整檔案，二是為研究者提供全面資料。如今科學技術飛速發展，新的測繪手段、多維度的照相、先進的繪圖甚至紅外掃描技術等皆今非昔比，整理石窟報告的條件更加成熟，只要組織好各方面專家人才，整合各學科力量，作出更好的考古報告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要重視對甘肅中小石窟的調查與研究。甘肅石窟的保護與研究，由於敦煌的“龍頭”作用，人們的關注點多傾向於莫高窟和一些重點石窟，對一些中小石窟的保護與研究還相對滯後。

還有，對甘肅早期石窟的年代問題，還須進一步研究，如炳靈寺169窟“建弘題記”，是否為炳靈寺的開鑿年代？文獻中記載的西秦譯經高僧聖堅是否為炳靈寺169窟壁畫中出現的曇摩毗？麥積山的早期“三佛窟”是後秦的還是北魏的？天梯山是否為中國石窟的“鼻祖”等問題，都需要認真研究，徹底搞清，因為其涉及到甘肅石窟的開創甚至中國石窟的開創年代等問題。

這裡還要説的是，研究甘肅石窟，要同石窟修鑿的歷史背景、社會因素，特別是當時中國流行的佛教思想相聯繫，研究石窟中的造像、壁畫題材等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