隴上文物裏的“龍文化”

團龍檻窗木雕（天水市博物館供圖）

西夏彩繪雙龍首蛇身木板畫（武威市博物館藏）

西晉青龍繪像磚（敦煌市博物館藏）

（本版圖片由甘肅省博物館提供）

甘肅是中華文明重要的發祥地，其深厚無比的文化底蘊，在中華五千年曆史長河中熠熠生輝。甘肅出土了許多有關龍的文物，它們以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內涵見證了隴原大地龍文化傳承的連續性，充分展現了諸多文化相互滲透、交融互動，具有深厚的歷史積澱和鮮明的地方特色。

《説文解字·龍部》記載：“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龍作為十二生肖中唯一虛構的神異動物，被賦予了豐富的文化內涵，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精神圖騰。中華民族以龍為祖，更是以龍的傳人、龍的子孫而自豪驕傲。古往今來，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將龍幻化為溝通天地，象徵尊貴、吉祥的靈物，並將其列為十二生肖之一。

龍作為中華民族歷史傳統中兼具力量和靈性的動物，它的形象綜合了蛇身、獸腿、鹿角、魚鱗等多種生物的特徵，是複雜的合體。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龍的形象經過不斷的創造、演進與融合，發生不一樣的演變，或粗獷抽象，或秀麗飄逸，或繁複華麗，或健壯威武……它給人們帶來光明和力量，成為中華民族的圖騰。龍形象的形成和演變過程也體現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歷程。

甘肅是中華文明重要的發祥地，其深厚無比的文化底蘊，在中華五千年曆史長河中熠熠生輝。龍文化同樣具有深厚的歷史積澱和鮮明的地方特色，是中國龍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發現于甘谷縣距今約52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的鯢魚紋彩陶瓶，瓶腹部的紋飾可能是從魚紋體系中演化而來的龍紋，初步具備龍首的形象，表達了先民的一種人神合一的思想。在廣河縣出土了距今約4000年的西北地區“資格”最老的“西北第一龍”——堆塑龍紋紅陶罐，這是一種較為原始的龍，從體態上可以看出“蛇龍變化”的痕跡。

夏商周時期，甘肅作為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區域之一，出土的青銅器上也常出現龍的紋飾，這些莊嚴厚重的龍紋青銅器，反映了當時社會高超的冶金技術和精美的藝術造詣，也是古人審美趣味和精神信仰的體現。甘肅省博物館藏的西周“ 阝爰伯”銅方鼎，出土于平涼靈臺縣白草坡西周墓地，鼎腹部飾雲雷紋襯地的獸面紋，獸面兩側各輔飾一夔龍紋，四足根各飾獸面紋一組。夔龍紋是從古代龍紋發展演變而來，形態上融合了蛇的蜿蜒之姿和龍的神異特徵。方鼎腹內壁有兩行六字銘文“阝爰伯作寶尊彝”。此鼎紋飾神秘瑰麗，是西周方鼎中的經典之作。在涇川縣還出土了一件戰國翼獸形提梁盉，器腹兩側各浮雕一隻回首狀的飛龍，龍身飾鱗紋，五條揚起的羽翼似要飛翔。翼獸盉的設計獨具匠心，造型、紋飾融合了多種動物的特徵，展現出別致的美學構思。盉身為一四足翼獸，獸首微昂，張嘴為流，獸尾寬扁如鳥尾，獸足矮粗而趾爪前突。獸首後頸與短尾之間用條形提梁連接，提梁的首尾分別鑄龍頭和龍足形，蓋中心飾一鳥身獸足動物為鈕。

漢唐時期，隨著絲綢之路的盛大啟幕與空前繁榮，甘肅地區的文化發展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這一時期，甘肅作為絲綢之路上東西方商業貿易往來、文化交流碰撞的核心地帶，成為中華文化與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互鑒的重要門戶和載體。龍的形象演變深深烙印著中原文化與外來文化交流互鑒的鮮明印記，生動地展現了中華文明相容並蓄的獨特魅力。在諸如玉器、畫像磚、金銀器等各類歷史文物載體上，我們可以看到姿態萬千的龍。

張掖市博物館藏的漢代模印四靈畫像磚，正面印有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四方神獸圖案，整幅畫面倣古銅錢紋樣繪製，四齣線與外廓四角相通，把磚面均分成四個梯形畫欄，欄內四種神靈各異，中廓內飾四瓣花紋，五個乳釘紋分別點綴于花瓣和中央，紋飾古樸典雅，反映了漢代流行的四神崇拜。

敦煌佛爺廟——新店臺墓群出土的西晉青龍繪像磚，龍首高昂，龍須上揚，鵝頸凸胸，張口吟嘯。前肢登騰，後肢做行進狀，前膀處有排羽狀翼，尾部曲揚。龍的四週點綴四瓣白葉花，花心點橘紅色，畫面神秘而又浪漫。河西地區出土有龍形象的畫像磚十分豐富，這些畫像磚體現了古人升仙讖緯的幻想，是中華文明中龍圖騰深遠影響力的有力見證，更是其在河西地區獨特傳承與發揚的鮮活例證。

宋代以後，龍文化歷經綿延不絕的發展和演變，深深植根于隴原大地的各個社會生活層面。無論是社會生活、宗教信仰，還是豐富多彩的藝術創作領域，龍的形象及其精神內涵都已深深地鐫刻其中。龍作為一種神聖象徵，在廟宇、宮殿等建築上被廣泛使用。在天水伏羲廟太極殿中，團龍檻窗木雕的紋飾更是別具一格，團龍裝飾檻窗內，龍口大張，面向鳳的方向，龍身盤曲成S形，身上雕刻魚鱗紋飾，龍角為鹿角形象，龍須對稱搖曳飄散成相背的“S”形，四隻鷹形爪怒張有力，龍尾上揚，龍身及空白處雕飾祥雲紋，展現出龍靈動自如的瀟灑雄姿。團龍檻窗木雕雕刻精美，鮮活生動，是當時天水雕刻技法的傳世佳作。

武威市涼州區西郊公園西夏墓出土的西夏彩繪雙龍首蛇身木板畫，畫面橫向彩繪雙龍首蛇身圖，龍頭左右相對共為一軀，捲曲成“U”形。二龍巨口長信，長鬣高揚，雄猛威嚴，畫面反映了西夏王朝獨特的繪畫技藝和古人豐富的想像力、創造力。此外，龍的生動形象也活躍在民俗文化之中，如慶陽的剪紙藝術、皮影戲偶、香包刺繡等民間藝術品，是民間藝術品創作中不可或缺的靈感源泉和表現主題，彰顯出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與地方民俗的獨特韻味。

龍作為中華民族最為重要的精神圖騰，人們對龍的喜愛歷久彌長，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最為重要的精神象徵與紐帶。縱觀甘肅出土的文物所承載的龍文化，我們可以發現它們以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內涵見證了隴原大地龍文化傳承的連續性，展現了龍文化與黃河文化、絲路文化、長城文化以及甘肅多元民族文化等諸多文化相互滲透、交融互動的特色，詮釋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生生不息、綿延不絕的卓越魅力。

甘肅出土的大量珍貴文物中，有兩件鯢魚紋彩陶瓶的圖案讓人想要一探究竟。幾千年前的彩陶紋飾中蘊藏著什麼樣的文化內涵呢？

當我們在博物館參觀時，總會遇到許多令人驚奇的器物，或是製作精良，不輸於今人的工藝；或是構思巧妙，能讓今天設計者有可資借鑒的思路；或是奇異的圖案，讓我們無法和古人的思想對接。甘肅彩陶鯢魚紋瓶亦是如此。

甘肅省博物館有一件彩陶瓶，名為鯢魚紋彩陶瓶。這是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彩陶。1958年，甘肅省博物館工作人員在天水市甘谷縣西坪遺址所發現。1996年9月，國家文物局館藏一級文物專家確認組將其定為國寶。

這件彩陶瓶瓶高38.4釐米，口徑7釐米。器形完整，泥質橙黃陶。瓶小口，唇下翻，頸部加飾一週附加堆紋，溜肩，腹略下收，平底，兩側有對稱半圓寬頻耳。小口細頸, 深腹平底，腹側附一對半環形耳。

最為驚奇的是，瓶的腹部彩繪有人面鯢魚紋。鯢魚紋圖案用黑色繪製，構圖生動，展示出彩陶的藝術魅力和神秘意境。整個圖案由一條蜷曲呈三角形狀的鯢魚紋組成，頭尾自中腰斜折，構成弧形三角形狀。鯢魚紋的頭部，用圓、十字、橫線描繪，雙目圓睜。軀幹部分則用斜線組成網狀如魚鱗樣的斜方格，在弧三角靠裏面一側，能夠清晰地看到繪有一隻爪。

在整個彩陶瓶的腹部，呈三角形的鯢魚紋圖案讓人一眼就看出了它的獨特之處。令人驚奇的是，如此奇特的鯢魚紋瓶，並非孤品。在武山縣人們還發現過一件與之類似的陶瓶。1973年，武山縣文化館的工作人員在武山縣傅家門發現一件彩陶瓶，其腹部也繪有鯢魚紋飾，該彩陶瓶現藏于甘肅省博物館，兩件彩陶均屬於新石器時代。

1972年，人們在傅家門村邊上的種谷臺，發現了一件神秘的彩陶瓶。這件幾千年前的彩陶瓶，同樣畫著一個充滿著神秘色彩的變體鯢魚紋。

種谷臺是高出公路3米的臺地。沿著一條極其狹窄的小路爬了上去，眼前是一眼望不到邊的平地，處在兩山一河形成扇形出口上。這裡河谷寬闊，植被較好，為先民們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條件。下種谷臺穿過傅家門村，就是榜沙河了。

榜沙河和漳河是渭河上游最主要的水量來源。榜沙河在馬力鎮榜沙村入武山縣境，然後一路南流，在鴛鴦鎮附近匯合漳河，于廣武村邱家峽注入渭河。而渭河則是中華先民早期棲息地，伏羲就誕生於渭河流域的大地灣一帶。

走在種谷臺上，彩陶殘片隨處可見，這裡的文化遺存堆積厚達3米。種谷臺有兩次重大發現：第一次是1972年發現了鯢魚紋瓶；第二次是1991年至1993年發現了帶有刻畫符號的卜骨，這在我國史前考古領域屬首次。

傅家門遺址出土的這件鯢魚紋瓶，紋飾中的鯢魚彎曲著身體趴在彩陶瓶上，為了追求誇張效果，先民們將它的身體畫成了寬大的彎月形，身體上被畫出八隻足。

有學者認為這種人面鯢魚紋飾是仰韶文化時期某個遠古氏族的圖騰。也有人認為彩陶瓶上的圖案已具伏羲雛形，是中國最早的龍圖，視之為龍的“史前祖先”。無論圖像如何，在漫長的歲月中，古代先民施展聰明才智，充分發揮想像，這些圖案不僅表達了先民人神合一的思想，也體現了史前部落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