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絲路探險與發現

19世紀中期，西方探險家已經基本完成了對歐洲、北美洲的考察，南北洲、非洲、大洋洲以及西伯利亞等廣大地區的地理狀況也逐漸為學者們所知。於是，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許多探險家和學者將視野逐漸轉向東亞及亞歐大陸腹地的未知區域，推動了絲綢之路探險高潮的到來。全世界東方學家的目光一時都投向了中國新疆和中亞等地區，包括瑞典、英國、德國、俄國、日本等國在內的探險家紛紛來到廣闊的亞洲腹地，進行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等多方面考察，對中國西部的探險考察活動，開啟了西方人的中國西部地理大發現時代。

一、絲路探險熱潮形成的歷史背景

19世紀末至20世紀的絲路探險高潮並非是一蹴而就的。自古希臘以來，歐洲一直保持著東方地理學的書寫傳統，古希臘羅馬學者科泰夏斯的《史地書》、希羅多德的《歷史》、斯特拉波的《地理志》中都有關於東方和絲綢之路的相關記載。13世紀《馬可·波羅行紀》在歐洲風行後，再度激起了西方社會的“中國熱”，增強了西方人對於中國和通往東方道路的探索慾望。15世紀以來，地理大發現進一步刺激了歐洲人對世界範圍內地理知識的探索，19世紀以來西方學者特別是德國地理學家洪堡、李特爾和李希霍芬都對東方地理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1843年，洪堡在其著作中正式提出廣義“中亞”的概念，即“以天山和崑崙山為中心，位於東經62度到119度，北緯27度到52度之間的長方形”區域稱為中亞，取代了當時在歐洲盛行的韃靼地理概念。洪堡是當時西方地理學界的泰斗級人物，儘管用直線緯度來劃分略顯粗糙，但他的定義對後世有很大影響。1838年李特爾在其巨著《地理學通論》一書首次提出“絲綢之路”（Seindenstrasse）的概念，取代西方古典文獻中的賽拉之路或賽裏斯之路，用以指代歷史時期中國經中亞和西亞到達歐洲的商貿往來之路，這一概念迅速在德國社會普及並進入報刊和教材之中。

李希霍芬在19世紀60、70年代對中國和遠東地區進行了詳細考察，並在其1870年呈送給德國皇帝的《第五次中國考察報告中》提出了複數的絲綢之路（Seindenstrassen）概念。1877年李希霍芬在根據其七次到中國考察報告整理成的著作《中國》一書中，進一步明確了“絲綢之路”概念，將其定義為中國長安與中亞及南亞之間的交通往來路線，並在其後通過多次學術演講將這一概念在歐洲廣泛傳播。這些學者對中亞和絲綢之路的概念考察與討論，進一步增加了各國探險家對新疆和中亞地區的興趣，在國際上引起了對絲綢之路研究的重視。

二、歐美列強的絲路探險

李希霍芬之後，各國探險家也開啟了屬於他們的中亞探險之旅。1886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開始了他的第一次東方探險之旅，從亞塞拜然城市巴庫一直到波斯及中東，廣袤的亞洲腹地深深地吸引了他，終生的事業方向由此奠定。斯文·赫定的探險活動得到了瑞典王室的支援，他曾到中國西部沙漠、蒙古高原探險多次，三次深入塔克拉瑪乾大沙漠，足跡遍及新疆、青海、甘肅、寧夏、西藏、內蒙古等的人跡罕至地區。1900年，一個偶然機遇下，斯文·赫定發現了樓蘭古城。他在此挖掘的大量的漢代錢幣、木雕佛像、衣飾殘片和陶器，還有35張文書殘片和121枚木簡等文物寶藏，均被輾轉掠回瑞典。樓蘭古城的發現，為古羅布泊的位置提供了證據，“羅布泊位置”的“世紀之爭”向前邁出了一大步，被稱為20世紀最偉大的考古發現。

20世紀20-30年代，斯文·赫定組織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先後在中國西部工作八年，考察團從內蒙古呼和浩特、包頭一帶，過阿拉善、額濟納、星星峽等地進入新疆，然後從哈密、吐魯番一線到達烏魯木齊和南疆，再經河西走廊回西安而告終。中瑞學者共同參加的考察團在絲路考古、地質、生物、藝術等學科領域都取得了豐碩成果。斯文·赫定主持的這些探險考察為絲綢之路研究提供了豐富而真實的資料，在國際上引起對絲綢之路研究的重視。

斯文·赫定著《1899-1902年中亞之旅的科學成果（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1899-1902）》第8卷中1901年《樓蘭到喀拉庫順圖（From Lôu-lan to Kara-koschun）》

斯文·赫定在新疆的探險考察極大的刺激了英國探險家斯坦因，一個對新疆的探險計劃在斯坦因心中醞釀。1900年起，英籍探險家斯坦因在印度、克什米爾、伊朗、敘利亞、阿富汗和我國新疆、甘肅等地進行了四次考古探險考察，重點集中在絲綢之路沿途的蔥嶺古道 （帕米爾）、絲路南道和中道、敦煌、敦煌以西漢長城遺址。在敦煌莫高窟，斯坦因以冒充“玄奘信徒”到中國尋找經文遺典的卑劣手段，騙取道士王圓籙的信任，並在一位中國師爺的協助下，用極少的白銀從王道士手中換取了大量的寫經、文書和藝術品。之後在吐魯番，斯坦因考察了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以及一系列石窟，在焉耆又獲取大量呈濃郁犍陀羅風格的泥塑品，在和田以北的肉法拉德-伯克-葉拉基遺址發現大量佛教美術品。在斯坦因啟程回國時清點將一年來所獲取的文物，共有93箱之多。這些文物成為日後國際敦煌學的重要研究資料，也使斯坦因在第二次新疆考古探險後名震歐洲。

斯坦因著《亞洲腹地》第4卷中的《阿克蘇、吐魯番和柯坪圖（AK-SU,UCH-TURFĀN,KELPIN）》

斯坦因中亞考古新發現的消息傳入歐洲後，引起極大轟動，也刺激了法國的新疆探險。法國學者伯希和是最著名的法國東方探險家和東方學者，他師從法國著名漢學家沙畹，致力於中國學研究，通曉包括漢語在內的多種東方語言。1906年，伯希和受法國金石和古文字科學院及亞細亞學會的委派，進行新疆考察。他先後到達新疆喀什、圖木舒克、庫車的蘇巴什、阿庫爾、克孜爾、庫木吐拉佛寺和石窟遺址進行考察和考古發掘，發現了大批包括犍陀羅藝術、古梵文龜茲文寫本、簡牘、古錢幣等在內的絲綢之路文物。1908年，伯希和到達敦煌莫高窟，憑藉其流利的漢語和豐富的中國歷史文化知識，掠取了藏經洞中最有價值的精華文書卷子。儘管此前斯坦因已經帶走了大量敦煌文書，但是由於不懂中文，他帶走的不少文書學術價值不高，而“中國通”伯希和選出的文書全都是珍品。伯希和一生著作等身，是歐美公認的漢學權威領袖，憑藉其在語言學、考古學、歷史學等領域的學識將絲綢之路的研究推向新階段。

斯坦因在塔裏木盆地南部的探險考察同樣也刺激了德國。1902年11月到1914年2月，德國探險家把考察重點放在塔裏木盆地北部的絲路中道地區，在格倫威德爾和勒柯克的先後率領下先後組建四次新疆考察團。考察團在吐魯番、庫車、焉耆、哈密等地的探險考察集中于古代遺址的考察發掘，獲得大量佛教、摩尼教繪畫與文獻，古波斯語、古突厥語文獻。格倫威德爾和勒柯克兩位探險領隊的不同作風也使德國的新疆探險表現出相比于他國探險的鮮明特點。藝術史專家格倫威德爾主張以記錄、描繪和臨摹為主要手段的考察，重視對壁畫等文物的現場研究；而勒柯克則更在意如何將掠奪儘量多的歷史文物帶回德國，他不顧格倫威德爾的一再反對，第一個採用狐尾鋸對吐魯番柏孜克裏克千佛洞內的佛教和摩尼教壁畫進行大規模切割，其後斯坦因和橘瑞超也採用類似的工具對該地區的壁畫進行了盜取，使得多處石窟壁畫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爆發後，中亞和新疆探險陷入停滯，直至1921年華盛頓會議順利召開打破了日本獨佔中國西北的企圖。1923年7月，以華爾納為首的哈佛大學考古調查團來到中國，一路考察、挖掘了甘肅涇川王母宮、內蒙古額濟納等地。1924年1月，華爾納等人到達敦煌，被千佛洞中成千上萬的壁畫所吸引，盜取了十幾幅精美壁畫。不同於勒柯克式使用狐尾鋸對壁畫的直接切割，華爾納使用了一種特殊的化學溶液和特製的膠布，即將涂有粘著劑的膠布片敷于壁畫表層進行剝離。然而這種方式仍然十分粗暴，導致壁畫受到了嚴重的人為破壞。1925年初，華爾納再次來到中國，他組成了一個由專人負責攝影、測量和剝離壁畫的“盜竊專家團夥”，主要目的就是要將莫高窟285窟內的全部壁畫全部搬到美國。幸運的是，由於這一時期中國國內的愛國運動高漲，在當地政府與民眾的監視和阻攔下，華爾納最終一無所獲。此外，華爾納選中燕京大學作為與哈佛大學共同研究中國文化的學校，成立了哈佛燕京學社，燕京大學的陳萬里作為中國專家隨隊西行，表面上是為考察團解決一些古文和語言困難，但實際上暗中阻止了華爾納的盜竊行為，有效保護了祖國文物。

三、俄日的絲路探險

19世紀以來，俄國在中亞的軍事擴張推動了俄國探險家對中亞和新疆地區的考察活動，並且憑藉其獨有的地緣優勢在中亞和新疆取得了豐碩探險成果。1856年，彼得·彼得羅維奇·謝苗諾夫從伊塞克湖穿過天山山系，發現了錫爾河的上游和這些區域內的新動植物物種。在他之後，普爾熱瓦爾斯基從1870年開始的18年時間裏，先後四次率領俄國探險隊對中國西北地區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考察，足跡幾乎遍及天山南北、阿爾金山、伊犁河流域、準格爾沙漠、騰格裏沙漠、莫賀延磧、羅布泊、青海湖、河源地區、大青山、阿拉善、額爾多斯、唐古拉山、那曲、柴達木、敦煌等草原絲路、綠洲絲路沿線地區。1909-1915年間，奧登堡進行了兩次新疆考察，在中國西北進行地形測量和繪畫，並將在喀什、庫車、吐魯番和敦煌發現的大量文物運回俄國。俄國另一位中亞探險家科茲洛夫參加過6次中亞探險，發現了西夏哈喇和卓和烏蘭巴托以北諾彥烏拉的匈奴古墓葬，發掘獲得大夏、安息、斯基泰的文物和漢代絲綢等古代絲綢之路遺物，足跡幾乎遍及中亞和中國西北絲綢之路沿線地區。此外，絲綢之路上俄國著名的探險家還有克萊門茲、波塔寧、巴爾托裏德、畢裏索夫斯基兄弟等等。

日本探險隊對新疆和中亞的探險考察始於20世紀初。日本凈土宗西本願寺主持大谷光瑞組織了三次中亞探險隊，先後有大谷光瑞、渡邊哲雄、崛賢雄、橘瑞超等在帕米爾、安集延、塔裏木盆地、蒙古、天山北麓、阿爾泰、甘肅等地的吐魯番、庫車、別失巴裏、尼雅、樓蘭、米蘭、敦煌等古絲路重鎮和佛教文化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察活動，盜掘了包括龜茲樂舞圖舍利盒、有翼天子圖壁畫、眾人奏樂圖壁畫和伏羲女媧圖在內大量珍貴文物。在最著名的第三次探險中，西本願寺年僅18歲的年輕僧侶橘瑞超根據斯文·赫定提供的精確位置進入了樓蘭，成為繼斯文·赫定、斯坦因之後第三位進入樓蘭的外國人。大谷光瑞及其探險隊揭開了日本敦煌學的序幕，以各種手段收集的“大谷收藏品”形成了日本最大規模的敦煌學出土文物群，滋養了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為主體的“敦煌派”學者，奠定了日本在早期世界敦煌學研究中“三足鼎立”的態勢。

四、中國學者的絲路考察

英、法、德、日等國在中國西北的探查和文物盜掘活動很早就受到了中國學者的注意，但礙於時局和多方限制，中國學者一直未能組建本國的考古隊赴西北考察。

1927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與中國學者合作成立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中方隊員由徐旭升、袁復禮、黃文弼、丁道衡、李憲之、劉衍淮、徐近之和胡振鐸等人組成，他們與外籍學者積極展開闔作，在氣象觀測、地質、古生物調查、考古學和民族學等諸多學科取得豐碩成果。

如袁復禮在新疆三台大龍口附近發現了數量可觀的恐龍化石，打破了新疆無恐龍之説，尤其是“新疆二齒獸”發現成為了當時剛剛問世的“大陸漂移假説”的有力支援。黃文弼在土堡處發現的五枚漢簡成為居延漢簡出土之始，在吐魯番和塔裏木盆地古代遺址的考察中取得巨大成就；黃文弼與丁道衡在對蒙新地區的民族調查成為日後西北民族史研究的重要資料。而丁道衡發現的白雲鄂博大鐵礦，尤寅照、龔繼承等人對綏新公路的探查也對中國西部的經濟建設、航線開闢、公路交通和古代絲綢之路的復興影響深遠。

中瑞西北考察團是近代以來中國學者第一次大規模的走向西北，他們的調查研究建立在親歷的科學考察之上，將歷史學、地理學、考古學和民族學等學科緊密的聯合在一起，開創了我國絲綢之路考察、考古和研究的良好學風。

五、劫掠與探索——絲路探險熱潮的再認識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是絲綢之路探險的高潮階段，來自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日本等國的東方學家、地理學家和考古學家深入廣袤的亞洲腹地，第一次對絲綢之路的自然地理、歷史文化、民族宗教和交通路線進行了全面大規模的歷史考察，發掘了大量珍貴絲路資料，揭開了絲綢之路的神秘面紗。這些探險者大多具有與地理學、考古學、民族學、宗教學、藝術學等相關的學科背景，有的甚至受過嚴格的東方學訓練和中國歷史文化教育，由此建立在近代科學基礎上的絲路探險活動取得豐碩的成果。憑藉絲路探險所獲得材料，學者們初步從各個學科確定了絲綢之路學的研究方向，為絲綢之路在20世紀之後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奠定了學術基礎。

但是，這場對絲綢之路的探索高潮是建立在對中國文物的大規模劫掠的基礎上的。近代以降探險家在絲綢之路周邊及沿線的考察，對中國西北的文物來説是一場浩劫。這些外國探險者的活動嚴重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導致了中國西北地區文物的破壞和大量流失。斯坦因對敦煌文書的掠取是赤裸裸的欺詐，伯希和利用其豐厚的東方學知識盜走了敦煌文卷的精華，華爾納假借考察之名實則行盜竊壁畫之實，大谷光瑞及其探險隊對龜茲樂舞圖舍利盒、有翼天子圖壁畫、眾人奏樂圖壁畫和伏羲女媧圖等珍貴文物的掠取成就了日本敦煌學研究的盛名。回望這些絢麗的絲路文物的傳世和流播，便可感受當時國人所面臨的文物飄零的傷痛。

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裏，來自瑞典、英國、德國、俄國、日本等國的探險者從絲綢之路上失落的城市遺跡中成噸地卷走了各種壁畫、寫本、經卷、雕塑等。他們劫掠中國珍貴的文物，展開激烈的西域古物國際爭奪。探險熱潮的背後其實有著非常複雜的國際政治背景，各國都從本國的政治利益出發，許多探險家兼具研究者和掠奪者的雙重身份。探險家們對絲綢之路的自然地理、歷史文化、民族宗教和交通路線進行了全面大規模的歷史考察，基本上揭開了絲綢之路的神秘面紗，但也損害中國主權，導致我國文物的大量流失和絲路研究的重大損失。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新一代的知識分子成長起來，以徐旭升、袁復禮和黃文弼為代表的中國學者投身於中國的西北研究，並在與外籍學者的交流合作過程中迅速成長起來。他們的調查研究將歷史學、地理學、考古學和民族學等學科緊密的聯合在一起，建立在實地科學考察之上，開創了我國絲綢之路研究的良好學風。此後中國學者對於絲綢之路研究所做出的傑出貢獻也表明，近代以來中國西北珍貴文物被掠取的命運已經一去不復返，只能依靠外國探險家和學者對絲綢之路進行探索與研究的歷史已經終結，絲綢之路研究的接力棒已交到中國學者手中。

（作者：殷玉，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碩士研究生；席會東，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