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四館：中國最早的“分科大學”

近日，雲集了江蘇所有高校黨委書記和校長的暑期培訓班在南京舉辦，省委書記信長星親自到場講了第一課。他與大家縱論古今，從中國最早的國家級學術研究機構“文學館”“儒學館”“玄學館”“史學館”在南京誕生談起，指出文化傳承的重要性和江蘇在中華文化傳承發展中的獨特地位，引起熱烈反響。那麼四館是如何誕生的？對江蘇文化傳承發展有著怎樣的影響？記者採訪了相關專家。

南朝宋文帝在南京設立四館

2019年10月31日，南京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市網路”，成為中國首個世界“文學之都”。而1500多年前，中國歷史上第一座文學館就誕生在南京，南京也是為中國文學創立早期規範的城市。

據《宋書》卷九十三《雷次宗傳》：“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于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

由唐代許嵩編撰的編年體史書《建康實錄》也記述了此事：“立儒學于北郊，延雷次宗居之，辭入宮掖，乃自華林東閣入講于延賢堂。明年，丹楊尹何尚之立玄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集門徒，多就業者。”

也就是説，在元嘉十五年（438）前後，南朝宋文帝劉義隆設立四館，由雷次宗主持“儒學館”，何尚之主持“玄學館”，何承天主持“史學館”，謝元主持“文學館”，四館就各自的專業招收學生。

“宋文帝設四館，與南朝的時代環境和他個人的文化素養有關係。”南京出版傳媒集團總經理、南京出版社社長盧海鳴向記者講述了四館成立的背景和原因。

魏晉南北朝期間，南北對峙，中原地區戰亂頻仍，江南地區相對安寧，東晉、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成為當時中華傳統文化的中心。南京文化在思想、宗教、文學、藝術、史學、教育、科技等領域，獨領風騷，堪稱中國文化的“文藝復興時期”。兩漢以來儒學獨尊的壟斷地位被打破，社會上形成了儒學、經學、玄學、道教、佛教等多種學術思潮並存的局面。著名美學家宗白華稱這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著名學者胡小石稱這是“能打破傳統之桎梏，而又富於創造能力”的黃金時代。

宋文帝是宋武帝劉裕的第三子。劉裕出身寒門，但受到大族名士的影響，注重皇室教育。據《宋書》記載，宋文帝14歲時就已“博涉經史，善隸書”。在他統治時期，推行繁榮經濟的各項政策，國力極為強盛，史稱“元嘉之治”。在政治安定、經濟發展之後，他也需要網羅各種各樣的人才為國家服務，於是創立四館，以匯集來自全國各具特長的精英。

四名主持者在當時都是聲名顯赫的人，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于溯介紹，根據史料記載，雷次宗年輕時入廬山，師事著名佛學大師慧遠，是一名儒佛兼通的學者，齊高帝蕭道成曾是他的學生；何尚之精於玄學，曾在建康南郭外的家中置學，四方士人慕名而來，謂之“南學”；何承天是著名的史學家、天文學家，他制定的《元嘉歷》一直通行到梁天監中葉，在我國天文律曆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謝元則來自顯赫的陳郡謝氏，為文學家謝靈運族弟。

四館標誌著分科教育制度的開始

四館的設立，改變了我國自古以來以經學為唯一課程的學校教育制度。中國文史研究專家王煥鑣認為：“它標誌著我國分科教育制度的開始，堪稱我國最早的分科大學。”

儒學是東周時期形成、發展起來的一個重要學術流派。漢武帝為強化中央集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朝廷又設立“五經博士”，進而形成了專門的“經學”，儒學在很大程度上就以經學的形式存在和發展。魏晉南北朝時儒學走向衰微。“但六朝的帝王和官僚貴族，大多既信佛教、道教，又尊儒學、玄學，由於儒學思想提倡的綱常禮教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使得儒學思想在封建王朝的政治生活中仍然起著重要作用。”盧海鳴説。

玄學的興起與儒學的衰微相關。東漢末年，人才選拔為世家大族所左右，士子們出於對現實的失望，開始鑽研“玄虛淡泊”的玄學。據《説江蘇》記載，玄學發源於北方，經魏晉時期何晏注《論語》、王弼注《周易》《老子》的理論建構，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賢”以“自然”反抗“名教”的行為實踐，向秀、郭象注《莊子》的思辨深化，又與道教、佛教相互借鑒，大大提升了中國古代哲學的水準。

玄學家還創造了生活美學，後世稱為魏晉風度，他們好清談飲酒、吃五石散、寬袍大袖、手持麈尾（拂塵），品鑒人物，欣賞山水，出語雋永，矜持清高。玄學的思辨、對自然之道的探求，對南朝文學藝術如玄言詩、山水詩、山水畫、書法、文學理論、書畫音樂理論等都産生了重要影響。

自先秦以來，文、史、哲都是不分家的，四館的設立，説明人們已經認識到文、史、哲的不同特性。史學，尤其是文學擺脫了對經學的依附地位，成為官學中一個完全獨立的部門。

胡小石在《南京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一文中闡述了文學獨立的重要意義：“此次開四館，可為世界分科大學之最早者。而以文學（詩賦）與儒學（經學）平列，又為文學地位增高之新記錄。此與唐代自開元起以詩取進士，有同等重要。”

南京大學文學院古典文獻研究所教授趙益認為，“文學館的設立和其他一系列事件的聯繫，標誌著魏晉南北朝所謂文學的自覺，南京為什麼成為文學之都，這是原因之一。”

形成文學史上的百家爭鳴時期

宋明帝時，設總明觀，分儒學、道學、史學、文學、陰陽學五部，沿襲了宋文帝時的分科教育傳統。分科措施促進了六朝時期各科的發展，其中，史學和文學取得的成就尤為輝煌。

南朝的史學成就很高，“二十四史”中就有三部是南朝人的作品。宋文帝時期的大史學家范曄撰寫的《後漢書》，被唐代史學家劉知幾譽為“簡而且周，疏而不漏”。他還創立了《列女傳》《逸民傳》《方術傳》等新例，首次將女性、隱士、方士等社會邊緣人物載入史冊。沈約是南朝大文學家，奉詔于南齊永明年間編寫了《宋書》；蕭子顯是齊高帝蕭道成之孫，在梁代修撰《南齊書》，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部由前朝帝王子孫修撰的正史。

據《説江蘇》記載，三部正史之外，還有東晉佐著作郎干寶撰寫的編年體國史《晉紀》，南齊時京口（今鎮江）隱士臧榮緒撰寫的《晉書》等。南朝人還開創了一些新的史學方法，比如劉宋元嘉年間裴松之奉詔為陳壽《三國志》作注，補充了大量史料，創新了史書的注解方式，後南朝宋劉孝標注《世説新語》也採用了這個方法。

六朝文學呈現出豐富多彩的格局。盧海鳴認為在詩詞歌賦方面，六朝題材大為拓寬，由漢賦一統天下發展成為多種文體並存。東晉郭璞的遊仙詩，陶淵明的田園詩，謝靈運、謝朓的山水詩，鮑照的邊塞詩和雜體詩等等，無不是光芒萬丈，千古傳唱。在詩詞聲律方面，沈約、謝朓等人開創了“永明體”詩風，為後來唐代格律詩的成熟和詩歌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由劉宋臨川王劉義慶組織編纂的志人小説《世説新語》，記載東漢後期到晉宋間一些名士的言行與軼事，刻畫細膩，文筆雋永，後世多有倣作，但無出其右。

南朝的文學理論也極一時之盛。梁代鐘嶸，著名文學批評家，其詩歌評論專著《詩品》，提出了一套較為系統的詩歌品評標準。梁代劉勰用駢文創作的文論巨著《文心雕龍》，是中國最早一部體大思精的文學理論著作。

昭明太子蕭統組織編寫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本文學作品選集《文選》，其中以賦為文學，將五經、諸子、史書拒于文學之外，首次為文學和非文學之間劃定了界限和範疇，這是文學創作和理論發達之後，文學主體意識覺醒的表現。

正是由於文學的獨立，以南京為中心的東晉南朝，相容並蓄，薈萃精英，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繼春秋戰國之後又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期。

1000多年前播下的文學種子，如今已長成參天大樹。今天，南京已成為世界“文學之都”。2022年4月，在北極閣（古雞籠山）下，南京“世界文學客廳”正式對外開放。而就在這兩天，40余位中國作家和來自24個國家的32位漢學家齊聚這座城市，圍繞“讓世界了解中國文學”的主題，暢所欲言，南京這座文學的城市，在世界坐標係中，又增添了一份全球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