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古代名碑名刻

近日，國家文物局公佈了《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錄》。名錄包含碑刻、摩崖石刻等1658通（方），年代覆蓋了從戰國至清代的18個主要歷史時期，涵蓋了碑、碣等主要類型，文字有漢文、藏文等20種，分佈在全國31個省、區、市，涉及文保單位323處、國有文物收藏單位221家。

這些碑刻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生動例證，展現了我國古代文字、書法、文學的演變歷史，反映了古代經濟社會、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要成果。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生動例證

名錄中的名碑名刻見證了我國古代多民族交流融合的歷史，其中代表性碑刻有“元亦都護高昌王世勳碑”“唐蕃會盟碑”等。

“元亦都護高昌王世勳碑”發現于甘肅武威石碑溝村。該碑刻于元朝，大約在清代被埋于地下，後被當地群眾挖出，將上下兩段鑿為磨盤。1933年，僅存的中段在當地被挖出。1934年，當地喜愛金石的人士將其移置於武威縣教育館（今文廟），並在碑側鐫刻此碑的發現情況及碑文出處。該碑殘高1.82米、寬1.73米、厚0.47米，兩面撰文。正面為漢字36行，行殘存41字。背面鐫刻回鶻文。其碑文由元代著名學者虞集撰文，元代大書法家、禮部尚書康裏巎巎奉敕書。

“碑文是元文宗為表彰高昌王帖木兒補花及家族效忠元朝的功勳而立，于元順帝元統二年（西元1334年）由帖木兒補花到涼州掃墓時立。”武威市博物館保管研究部主任吳春勇介紹，碑文對蒙元時期維吾爾王室與蒙元皇室的聯姻關係以及闊端一係鎮撫河西維繫西部與西南諸族安寧等方面有重要記載，也對回鶻人的起源及高昌國的來歷、高昌王的世襲順序等做了詳細記述。該碑還證明，“永昌”就是現在武威市涼州區永昌鎮，是只必帖木兒王宮所在地。“該碑文與重大歷史事件、人物有關，有重要歷史、藝術史價值，是我國多民族團結融合的重要見證。”吳春勇説。

此外，“唐蕃會盟碑”記錄了蕃唐盟誓的緣由過程、盟約主旨和蕃唐友好關係，是漢藏族群眾族團結的重要見證。“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記錄了土爾扈特部回到祖國的歷史，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禦制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等記述了我國各民族守護疆域的歷史。

展現了古代文字、書法、文學的發展

名錄中的碑刻反映了我國古代文字、書法發展以及主要書體、技法等，其中代表性的有“熹平石經”“三國魏正始石經”等。

遼寧省博物館的5方“熹平石經”殘字碑入列其中。何為“熹平石經”？東漢後期，儒學興盛，儒學經典版本眾多。熹平四年（西元175年），為規範儒學經典版本，漢靈帝命令蔡邕、李巡等標定經文，以隸書刊刻《詩經》《周易》《尚書》《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7種儒家經典共46通石碑，碑文約20萬字。這些石碑被立於洛陽城南、鴻都太學講堂門前東側，史稱“熹平石經”。石碑上記錄的7部儒學經典，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經典刻石，讀書人以此為據傳抄、學習，作為考試的唯一依據。

石經刻立後歷經兵燹，毀為殘石，唐宋以來時有出土，民國時河南洛陽朱家圪“熹平石經”殘石的出土引起廣泛關注。遼寧省博物館藏“熹平石經”殘字碑即為此次出土，原為羅振玉舊藏。

在這5方碑刻中，“山有萊”等字殘字碑是較為完整的一塊。“通過比對，可以看出其中包含‘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等字樣，是《詩經·小雅》中的《南有嘉魚》和《南山有臺》的詩句。”遼寧省博物館典藏部主任李慧凈介紹。

此外，“良宵許”等字殘字碑有“鄭良宵許”“仲孫偈會晉”等字樣，出自《春秋·襄公》。“章四”等字殘字碑有“膠膠既”“達兮在”等字樣，出自《詩經·國風·鄭風》。“石經文字為八分隸書，字體方整、結構嚴謹、古樸典雅，是漢隸的楷模和規範，是書法史上的重要一環。”李慧凈表示。

山東青島天柱山的摩崖石刻也入選名錄。山東省青島市平度市天柱山文物管理所相關負責人馬龍騰介紹，其包括“鄭文公上碑”等9通（方）石碑。“鄭文公上碑”是北魏光州刺史鄭道昭為其父鄭羲（謚號鄭文公）及家族樹碑立傳之作。該碑位於天柱山之陽，鐫刻在一塊高約3.5米、寬約1.5米的天然碑狀巨石上，碑文共20行，每行四五十字，共計881字。碑文中鄭道昭極力稱頌其父的文采，對其政績也讚美有加。此後，鄭道昭又在萊州雲峰山鐫刻了與“鄭文公上碑”內容基本相同，但字數稍多的碑刻，被稱為“鄭文公下碑”。碑文佈局縱橫有矩，書寫嚴謹規範，結字寬正，筆力雄健，是魏碑書法藝術的代表作之一。

反映了古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成果

這些碑刻反映了我國古代社會生産力發展、生産技術進步的一些重要成果。如“白鶴梁題刻”“重修通濟堰規暨跋語碑”等。

白鶴梁是重慶涪陵城北的長江江心處的一塊長約1600米、寬16米的天然巨型石梁。三峽工程未蓄水前，其長年淹沒于水下，僅在每年冬春交替的枯水期露出江面。

自唐廣德元年（西元763年）起，古代勞動人民就在白鶴樑上刻石魚作水標，記錄水位變化，預卜農業豐歉。這些石魚引來了眾多題刻者。歷朝歷代的書法名家、文人墨客、地方官吏在此懷古頌今、記事言情。歷經千年積累了題刻174段，現存165段，共萬餘字。這些題刻中涉及水文價值的有80多則，記錄了長江上游從唐代至今1200多年間的水文資料，對農業生産、水利工程等具有重要意義。還有題刻記錄了歷代文人和百姓的“興觀群怨”，其中不少充滿順天道、節用愛民、清廉行政的民本思想。

由於三峽工程的建設，為保護白鶴梁題刻，當地修建了水下博物館，利用無壓容器、深水照明系統、特製觀察玻璃窗等技術，實現了白鶴梁題刻水下原址原環境保護與展示。

名錄中的石碑石刻還記錄了我國古代經濟社會生活，如北京市房山區雲居寺收藏的遼“重修雲居寺一千人邑會之碑”。北京房山雲居寺文物管理處主任王得軍介紹，該碑1977年遷至雲居寺北塔西廊，碑座後配，碑身完好。碑右刻“重修范陽白帶山雲居寺碑記”，左刻“重鐫雲居寺碑記”。“重鐫雲居寺碑記”記載了遼統和二十三年（西元1005年），王正之子王教出錢重鐫此碑，兼敘謙諷“完葺一寺，結邑千人”之事，詳述了遼代雲居寺修築沿革及宗教活動，是考證遼史和佛教史的重要文物。“我們建立了完備的文物安全責任制體系，不斷加強人防、物防和技防，安排專人對碑刻的日常文物安全巡查，以確保文物安全。”王得軍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