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洞溝遺址發現100週年“展播”：遠古遺珍的寧夏發現與光澤

1923年，水洞溝舊石器時代遺址被發現，開啟了寧夏現代考古新紀元。100年來，寧夏考古人歷經數次科學系統考古發掘與研究，建立了寧夏地域歷史發展的考古學時空框架，豐富了寧夏的歷史文化內涵。

寧夏考古在中華乃至世界文明史上有哪些重要貢獻和成就？7月19日，水洞溝遺址發現100週年暨新時代寧夏考古工作新聞發佈會在銀川舉行。這場會議給考古愛好者上了一堂寧夏曆史大課，也交出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見證“百萬年的人類史、1萬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

黨的十八大以來，寧夏考古工作者積極參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國”項目，相繼開展了靈武水洞溝遺址、青銅峽鴿子山遺址舊石器時代遺址、隆德沙塘北垣遺址、周家嘴頭新石器時代遺址、彭陽姚河垣商周遺址、鹽池張家場漢代城址、賀蘭山蘇峪口西夏瓷窯址、固原開城安西王府元代遺址等考古發掘項目。開展了彭陽紅河流域、六盤山東麓、羅山區域系統考古調查和石窟寺專項考古調查研究項目。其中，2個項目同時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和“新時代百項考古新發現”，2個項目入選“中國考古新發現”，2個項目入選“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在考古發掘研究的基礎上，建成西夏陵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水洞溝遺址獲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立項。

持續推進考古成果的整理、闡釋工作，先後出版考古報告、學術論文集40余部。《西夏六號陵》榮獲2013年度全國文化遺産十佳圖書，《水洞溝：2003—2007年度考古發掘與研究報告》榮獲“首屆中國考古學大會”研究成果金鼎獎，《胡漢之間——“絲綢之路”與西北歷史考古》榮獲全國文博考古最佳論著。《須彌山石窟考古報告·圓光寺區》首次在考古調查工作中引入數字化技術，為石窟寺考古報告編寫樹立典範。持續加強出土文物保護，相繼組織開展同心倒墩子、王大戶青銅器修復保護項目，固原南垣M1401墓葬出土壁畫和固原城西墓地出土金屬質文物等文保修復項目，修復保護了一批珍貴文物。

自治區文化和旅遊廳有關負責人張玉進説，在新時代寧夏考古取得的重要成就中，靈武水洞溝遺址、青銅峽鴿子山遺址、彭陽姚河垣遺址、鹽池張家場城址、賀蘭蘇峪口瓷窯址、固原開成安西王府遺址，因其多樣的文化遺存和獨特的學術價值聞名于考古學界，對深入認識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歷程，豐富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1萬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具有重要意義。

水洞溝遺址——中國史前考古的發祥地

水洞溝遺址于1923年發現並首次發掘，是中國最早發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水洞溝遺址發現和發掘是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的開篇，糾正了“中國沒有舊石器時代文化”的論斷，水洞溝遺址也被譽為“中國史前考古的發祥地”。

一個世紀以來，水洞溝遺址共進行了6次大規模發掘，共計發現了12個舊石器遺址點，構成了分佈于邊溝河兩岸的水洞溝遺址群。在跨越距今4萬年至1萬年左右的漫長時間裏，水洞溝的古人類留下了大量的石器、骨器、裝飾品、動物骨骼化石以及火塘等數以萬計的遺物、遺跡。水洞溝遺址因其特殊的石器技術，不同時期的人群變化，複雜的環境演化背景，成為中國北方乃至東亞地區最為重要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之一，對解決東亞地區現代人起源、東西方文化與人群交流以及農業起源等一系列國際重大課題有著重要的作用。目前，以水洞溝遺址考古材料為研究對象，出版發掘報告3部，博士、碩士論文10余篇，國內外期刊發表理論研究文章百餘篇。2021年，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週年之際，水洞溝遺址入選中國考古“百年百大考古發現”。2022年，水洞溝遺址成功入選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

“水洞溝遺址是中國舊石器考古的發祥地，它的百年曆程也是中國舊石器考古産生、發展、壯大的過程，見證了一代又一代舊石器考古學家孜孜不倦的探索之路。歷久彌新，在新的百年起點上，水洞溝遺址將繼續在科學研究、人才培養、文旅融合等方面發光發熱，為中國舊石器考古學的不斷前進貢獻力量。”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高星説。

鴿子山遺址——西北地區史前遺址的遠古遺珍

遺址出土各類文化遺物數萬件、數十處結構性火塘遺跡，更為重要的是在距今萬年前的地層中揭露了20余處柱洞的建築類遺跡，這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建築類遺跡，在整個東亞地區也十分少見，對於研究舊石器時代末期人類的居址形態和生存模式具有重要意義。此外，鴿子山遺址出土較多鴕鳥蛋皮裝飾品和複雜紋飾鹿牙裝飾品，反映了萬年前古人類的審美和精巧的鑽孔工藝技術。鴿子山遺址也因此入選2016年度“全國考古十大新發現”，獲2017年“田野考古一等獎”。

姚河垣遺址——周人經略西北地區的前哨基地

姚河垣遺址是西北地區首次發現的西周封國都邑城址，城址面積92萬平方米，有城墻、城壕、建築基址、鑄銅作坊、制陶作坊、諸侯國君大墓、渠池、道路等遺跡。寧夏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馬強告訴記者，發掘過程中出土的甲骨有“入戎于獲侯”的刻辭，表明姚河垣城址是西周分封的史籍失載的獲國都邑城址，是目前發現的周人最西北的軍事前哨基地。通過近年來持續的考古發掘，明晰了姚河垣獲國城址是從西周早期延續到春秋早期，是具有連續性的周文化在西北地區拱衛周王室的橋頭堡。姚河垣遺址曾獲評“2017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國田野考古二等獎”“2020年中國考古新發現”。

張家場城址——為研究秦漢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張家場城址是目前河套地區一座規模較大、出土文物豐富的秦漢時期的古城遺址，作為漢代西部邊城，其歷史文化內涵的發掘，對於探討秦漢時期王朝管理下的西北邊地城邑的城址格局與功能、中原王朝與西北邊地的關係，探索秦漢以來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內在動力、國家形態與特徵，研究西北邊地考古學文化、民族關係及其與中央政權的關係等具有重要意義，是珍貴的考古學實例，為研究秦漢文化交流、民族融合、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蘇峪口瓷窯址——發現了一個新的窯業類型：賀蘭窯

發掘的兩座瓷窯址首次揭示了西夏高超的瓷器燒造技藝。其産品均為不施化粧土的精細白瓷，與西夏陵、賀蘭山東麓的西夏離宮遺址等出土的精細白瓷基本一致，可確定這是西夏宮廷用瓷的燒造地，另外，以煤為燃料也和河北定窯等窯場同步，用瑪瑙、石英入釉和河南汝窯技術相關，同時也吸收了南方景德鎮窯等先進的技術，反映出兩宋時期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實，實證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發展進程。因此，蘇峪口瓷窯址被評為“2022年中國考古新發現”。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蘇峪口瓷窯遺址考古挖掘項目領隊柴平平告訴記者，考古人員揭露了保存好、結構完整的古代制瓷作坊，首次發現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區大規模採用釉封匣缽口的裝燒技術，尤其是首次發現在制瓷中大量使用石英的制瓷技術，這在我國的窯業技術上獨樹一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