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克孜爾到敦煌 一位畫家視角的敦煌“飛天”

古龜茲是佛教文化傳入中國的首站，也是中華文明向西開放的門戶和古絲路文明雙向交流的重要樞紐，被譽為“中國佛教文化的搖籃”。

在龜茲石窟中，克孜爾石窟是最為恢弘的石窟群。根據佛教在龜茲的傳播時間，大致可以判定克孜爾石窟開鑿于西元3世紀末期，衰落于西元8世紀至9世紀，年代要早于敦煌莫高窟一百多年。

敦煌莫高窟45號窟復原模型圖

從新疆克孜爾石窟到敦煌莫高窟，兩地文化積澱不同，發展歷程不同。但兩地石窟的壁畫面貌，皆是燦爛絲路文明的寫照。

“就飛天而言，從印度風格壁畫的全裸到新疆境內克孜爾石窟壁畫的半裸，再到敦煌壁畫的全身著衣，以及盛唐飛天的華麗繁複，都給後來的研究提供了可行的證據。”《絲路文明》雜誌通過對話畫家高海平，擬通過藝術視角，探究絲綢之路克孜爾石窟壁畫飛天、克孜爾尕哈石窟壁畫飛天、敦煌莫高窟壁畫飛天“三處”石窟壁畫的飛天藝術關係，並探討藝術理論方面的研究可能性。

《絲路文明》：據了解，您曾前往絲綢之路重要的影響地實地探訪和考察，您如此關注飛天文化的原因是什麼？

高海平：我長期從事中國西部山水畫創作與美術理論的研習，少不了對古代美術遺跡的考察。我認為不到實地考察，是無法感受到其最真實的一面和最大魅力。作為一名文化藝術工作者，我多次參加中國美術家協會和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主辦的有關學術會議，被數次提到的“想要創作出具有前沿性的學術研究成果，就要回望過去”理念影響。這其中，絲綢之路沿線石窟壁畫就是個最好的案例，我選擇了自己鍾愛的“飛天”而展開討論，這也是我多年來的夙願。

畫家高海平（右）與時任西北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屈健教授（中）、西北大學藝術學院王江鵬副教授（左），在克孜爾石窟第8窟實地考察

飛天文化是壁畫藝術中的常見題材，飛天造型更是美的藝術享受。第一次見飛天是在敦煌壁畫的畫冊中，真正見飛天原作是在山西芮城永樂宮三清殿後壁的壁畫，當時我還親自作了臨摹，能深刻感受到其中的藝術氣息。另外，很榮幸能有機會參加國家藝術基金的相關項目並前往敦煌莫高窟，感受飛天文化帶來的震撼。

當時我也了解到，原來飛天不是獨立存在的。以敦煌莫高窟壁畫為例，飛天只是在壁畫中的配角，畫面身姿各異，飄帶迎風飄揚，似與鳴沙山上的沙漠線條有相似之處，這也引發了我將風沙物理學和美術學相結合，形成了新的學術研究方向。

《絲路文明》：絲綢之路石窟壁畫有很多，您以三處壁畫為中心展開調研，請您談談在考察途中有怎樣的收穫和感受？

高海平：我們的藝術考察團共二十余人，考察途中大家不斷地做功課，搜尋資料和文獻，與前輩交流探討有關飛天藝術和壁畫藝術，學術氛圍濃郁。經過考察，使我對絲綢之路沿線壁畫的基本脈絡和歷史人文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這也給我後來的藝術學習提供了“養分”。

絲綢之路石窟有很多，且均有飛天藝術的繪製和遺存。在調研中，我重點關注“敦煌莫高窟群”“克孜爾石窟群”“克孜爾尕哈石窟群”中的飛天藝術，並撰寫了《絲綢之路“三處”石窟壁畫飛天藝術考察與研究》的論文，被西北大學出版社錄入了《網際網路+藝術理論評論人才培養學員論文集》。

高海平參加2017年度國家藝術基金人才培養項目

《絲路文明》：您以“克孜爾石窟壁畫飛天”“克孜爾尕哈石窟壁畫飛天”“敦煌莫高窟壁畫飛天”為中心展開調研，其飛天文化有怎樣的區別？具有怎樣的藝術價值？

高海平：在調研中，我除了對上述三處飛天藝術作重點關注外，對其他題材也做了考察。如克孜爾石窟群中的第8窟“抱著琵琶的飛天”，左右各一，呈對稱形式，中間稍有殘損，但不妨礙考察壁畫藝術的整體，反而還能給人以很多的聯想。此處是印度佛教壁畫藝術傳入中國的第一站，具有象徵性意義，也給後來進入甘肅境內的敦煌壁畫的藝術造型增加了新的元素。

克孜爾石窟第196窟壁畫飛天是抱著琵琶在歌舞中飛揚，周邊的點狀，構成了菱形格的畫面。菱形格是克孜爾石窟壁畫最為典型的特徵，畫面具有很強的設計感和構成感，對我在裝飾藝術的教學與研究方面有所啟示。又如敦煌莫高窟第427窟，這是隋代的大型洞窟之一，亦是隋代畫飛天最多的洞窟，此窟四壁飛天共計108身，皆頭戴寶冠，上體半裸，多有西域飛天的遺風。而從敦煌莫高窟158窟、321窟、172窟等壁畫觀察，飛天造型更貼近現實生活，有著鮮明的中原特色和民族藝術風格，其改變與時代的更疊密不可分。

克孜爾尕哈第30窟後室頂部伎樂飛天

《絲路文明》：經過實地考察，您認為絲綢之路石窟壁畫與飛天藝術的形成有怎樣的關係？

高海平：飛天藝術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符號。絲綢之路石窟壁畫與飛天藝術的形成是相輔相成的，飛天只是壁畫中的一個元素，使得畫面更具藝術性。

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作用，給飛天藝術在中國的發展與演變提供了可能。從藝術的視角看，絲綢之路沿線石窟壁畫中的飛天，由簡潔到繁瑣、變化多樣的過程，這與人們的思想觀念、意識形態、人文理念，以及當地的氣候變化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其中，壁畫中所呈現的異想天開的藝術創作思想，對藝術創作來説，也是極為珍貴的構成語言。

克孜爾石窟第8窟頂部飛天

《絲路文明》：請您談談這段調研經歷對您的文化創作有怎樣的影響或啟發？

高海平：理論與實踐並存，兩條腿走路永遠是穩的，我是這麼認為的，也是這麼做的。在調研中，經過對比分析各個石窟的造型、風格、題材、線條、色彩等變化，讓我更加接近壁畫藝術的靈魂。就以敦煌壁畫為例，其各個時期都有不同，早期壁畫延續了龜茲克孜爾藝術風格，色彩純厚、風格粗獷、線條蒼勁有力，呈散點式、平列式裝飾性構圖。北魏中後期，受魏晉畫風的影響，人物畫像面帶笑容且眉目清秀，具有始於顧愷之、成于陸探微的“秀骨清像”風格特點。隋唐以後，畫風逐漸成熟，畫面顯得更加繁複，呈現出的思考問題也更加深邃。

克孜爾石窟新1窟中的飛天

色彩藝術同樣在延續進步，古代的“丹青”，其筆、墨、色彩、構圖等均呈現于歷史時空。壁畫中以石青、石綠、硃砂、藤黃、鈦白為常見的色調，用的最多的是石青、石綠、硃砂三色。墨作邊緣構圖的起稿和畫面中央的骨幹部分，是一大重色，起到靈魂和畫龍點睛的作用。同時，在《維摩詰經變圖》《千手觀音》《九色鹿》等畫作中，呈現出中西文化融合的畫風，這也給我們的藝術研究與藝術創作提供了新的視角方向。

可以説，絲綢之路沿線石窟壁畫藝術考察，就是一個成功的案例，如此豐富的文化底蘊，滋養了一個畫家的心靈。通過對絲綢之路沿線石窟壁畫的考察，給我今後的藝術創作提供了豐富的養料，不管是壁畫的整體構成，還是線條、色彩的變化，都使我對傳統人文藝術有了更多的思考。（文/《絲路文明》孫夢瑤 圖/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