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往事：漢代中國的第一次“中亞熱”

編者按

中國和中亞有四千年文明交往史。正是因為西漢使臣張騫兩次出使中亞，推動了絲綢之路在官方層面實現全線貫通，也推動漢朝和中亞國家建立了直接官方聯繫。絲路全線貫通後，中國和中亞交往主要有三次熱潮——漢代第一次“中亞熱”、唐代第二次“中亞熱”和當代第三次“中亞熱”。漢代中亞康居國王率領龐大使團經由敦煌懸泉置來長安訪問，開創了中國中亞元首會晤先河。長期關注和研究“絲綢之路”

歷史的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副院長席會東先生，特別撰寫《漢代中國與中亞國家的政治交往》一文，記錄這段特殊歷史。本刊現予全文編發，並重新製作了標題，以饗讀者。

中國與中亞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至少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的青銅時代，而中國和中亞地區的正式官方交往則有兩千多年的歷史。西漢時期，中國與中亞建立直接的官方聯繫，開啟了雙方政治交往、商貿往來和文化交流的第一個繁榮期。

漢代中國與中亞外交關係的建立

西漢與中亞地區的官方交往始於漢武帝時期。根據《史記》《漢書》等史料記載，西元前138年，漢武帝劉徹派遣張騫出使西域，聯絡從中國西北地區遷往中亞的大月氏人夾擊匈奴人。張騫歷經坎坷，先後到達中亞的大宛（今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斯坦三國交錯的費爾幹納盆地）、康居（今哈薩克南部、烏茲別克中北部）、大月氏（今烏茲別克南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等地，與相關國家和地區建立官方聯繫，西元前126年張騫將西域中亞、西亞、南亞的各種資訊帶回長安，增進了漢朝對中亞地區的了解。

敦煌第323窟初唐壁畫“張騫出使西域圖”

西元前119年，張騫率領龐大使團第二次出使西域，到達烏孫（今新疆伊犁）並與其建立官方關係，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國，進一步加強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官方聯繫。西元前115年，張騫帶領中亞等西域諸國使臣返抵長安覲見漢武帝，推動中國和中亞建立正式的官方政治關係。

此後，漢朝擊匈奴，開四郡、列兩關，設西域都護，在西域駐兵屯田，設烽燧，置驛站。漢朝和中亞各國經常性互派使者，中亞國家的使臣和貴族質子長駐漢都長安，中亞商人在長安開設商鋪邸店，“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中國和中亞之間常態化的政治交往、商貿往來和文化交流最終促成了陸上絲綢之路的全線貫通。漢代中亞成為本土農耕文化、波斯文化、希臘文化和北方塞人遊牧文化的匯聚融合的十字路口和絲路樞紐。

大宛與漢朝的政治交往和商貿往來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到達的第一個中亞國家就是位於今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斯坦三國交錯的費爾幹納盆地中的大宛國。

大宛國東臨天山，南依吉薩爾—阿賴山脈，屬於絲路上典型的綠洲農業城邦國家，深受亞歷山大東征後帶入此地的希臘文化影響。盆地西部出口處的塔吉克歷史文化名城苦盞（列寧納巴德）是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後所建的極東亞歷山大城，長期是絲綢之路上的政治和商貿重鎮。

張騫到達大宛時，見到該國有大小城邑七十多座，人口約三十萬，軍隊六萬人。大宛國屬於城國，大宛人體貌特徵是“皆深目，多須髯”，主要從事定居農業和手工業，葡萄酒馳名絲路。大宛人“善賈市，爭分銖”，女性地位較高。明特佩（Mingtepa）和阿赫斯克特（Akhsiket）遺址都證明大宛國當時有發達的城市。漢代時，大宛國受到南遷塞人和西遷月氏人的影響，畜牧業也較為發達，盛産汗血寶馬，這也成為大宛與漢朝發生衝突的導火索。

張騫第一次到達大宛時，大宛對遠來的漢使臣張騫給予高度禮遇，供奉飲食並派人將張騫護送到康居。其後，漢武帝嚮往大宛的天馬，派使者帶金銀幣帛前往大宛求取。大宛國王不但不換天馬，還殺漢使搶財物，導致漢武帝震怒，引發戰爭。

西元前104年到西元前101年，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兩度出兵大宛，兵臨大宛都城，雙方訂立城下之盟，漢朝與大宛關係正常化，“歲獻天馬二匹”。漢朝赴大宛的使者商團不絕於途，奠定了中亞與漢朝之間絲路暢通的格局。漢代駿馬監傅介子元鳳四年（西元前77年）出使大宛，獲善馬數十匹；元康元年（西元前65年）馮奉世使持節送大宛客歸國，帶大宛名馬“象龍”回長安。大宛汗血寶馬飼養于長安周邊的上林苑、樂遊苑，成為漢武帝鍾愛的寵物，武帝劉徹茂陵陪葬墓中就出土有鎏金天馬，證明了漢朝與大宛之間貢馬貿易的繁榮。

陜西歷史博物館藏漢武帝茂陵出土鎏金天馬

從西元前73年宣帝到西元9年新莽之間的80多年裏，漢朝與大宛的政治經貿關係非常密切。根據漢代敦煌懸泉置出土簡牘記載，西元前74年朝廷派人前往敦煌迎取大宛使臣送來的天馬。漢宣帝地節四年到元康四年（前66—前62），朝廷曾派車騎將軍張安世出使大宛。大宛隸屬於漢朝于西元前60年設立的西域都護，來漢出使更為頻繁。漢簡記載大宛貴族曾經率300多人的龐大使團來漢出使，並曾與大月氏等七個西域國家組成18人的8國聯合使團。大宛和漢朝之間的朝貢貿易除了天馬之外，還有沙漠之舟駱駝，大宛貴人烏莫塞進獻的駱駝等貢物死於敦煌的懸泉置。漢朝給大宛等西域使臣的回賜往往要遠超貢物價值，漢朝的絲綢、銅鏡等傳入大宛。這種政治和經濟交織的朝貢貿易推動了漢和大宛關係的持續發展。

烏茲別克出土大宛倣漢式銅鏡

康居與漢朝的政治交往和商貿往來

漢代康居是中亞大國，位於大宛國西北部的錫爾河南北兩岸，盛時南至澤拉伕善河流域（今布哈拉河），大約相當於今哈薩克南部和烏茲別克中北部的索格狄亞那地區。

2004年7月，哈薩克考古人員在南哈薩克州首府希姆肯特發現保存完好的康居國將軍墓。2016年，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在今撒馬爾罕附近發掘出土了康居人墓葬，從考古學上確證了康居的文化形態，也標明瞭康居的南部範圍。

康國古都阿芙拉希亞卜城南壁新年出行圖祭司與祭品

根據張騫和其他漢朝使臣所見，西漢時期康居國有12萬戶，60萬人，士兵12萬人，相當於大宛的兩倍。康居與大月氏同俗，屬於遊牧行國，但因統轄中亞河中地區的綠洲農耕族群，也受到農耕文化的影響，有不少城市。康居國都城平時在卑闐城（今烏茲別克塔什幹西南的康卡古城），冬都樂越匿地（今哈薩克奇姆肯特錫爾河與阿雷斯河交匯處的古城訛答剌）。

2006年10月，考古學者在南哈薩克斯坦州奧爾達巴辛區庫爾托別遺址發現6行44詞的康居磚銘，記載康居時期布拉哈綠洲的首府是諾沃阿克梅坦，康居國主要的城市有如恰奇、納赫沙布、撒馬爾罕和克什等，都位於今烏茲別克境內。

根據《漢書•西域傳》記載，康居國統轄中亞河中地區的綠洲城邦，這些綠洲城邦其後形成粟特國家。漢代康居所轄河中綠洲地區分為五個小王國，由五個小王管轄，分別是蘇薤城（今烏茲別克東南部卡什卡塔裏亞州的沙赫裏夏波薩布茲（Shahrisabz）的蘇薤王）、附墨城的附墨王、罽城的罽王、窳匿城的窳匿王、奧鞬城的奧王。蘇薤城（今烏茲別克東南部卡什卡塔裏亞州的沙赫裏夏布茲（Shahrisabz）），即唐代昭武九姓的史國。附墨城在今天烏茲別克納沃伊（Navoiy），即唐代的何國。窳匿城在今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幹附近，即唐代的石國。罽城在今烏茲別克的布哈拉，即唐代的安國。奧鞬城在今烏茲別克西部阿姆河下游花拉子模州首府烏爾根奇（Urgench），即唐代的火尋國。這些今烏茲別克境內綠洲小國在康居治下有一定的自主權，和漢朝之間也有政治和經貿往來。

敦煌漢懸泉置遺址出土《康居王使者冊》

康居與漢朝政治關係確立於漢武帝劉徹時期。張騫首次出使西域，經大宛後到達康居，得到康居王的友好接待，並派人將張騫護送至其南方的大月氏。太初年間（前104—前101），貳師將軍李廣利討伐大宛時，康居曾援助大宛。北匈奴郅支單于被漢朝擊敗西逃至塔拉斯河（今江布爾州）時，康居與郅支單于結盟。建昭三年（前36年），漢朝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率軍到達康居俘獲郅支單于押回長安。雖然康居與漢朝有過間接矛盾，但在西元前的半個世紀裏，漢朝對康居採取懷柔和羈縻政策，康居與漢朝通過朝貢貿易始終保持密切的政治往來和商貿聯繫，這種關係保證了絲綢之路的暢通和繁榮。

根據懸泉漢簡記載，漢宣帝甘露二年（西元前52年）正月庚戌，康居王派兩名使者，率領由10個康居貴族和隨從64人組成的龐大使團，在西域都護的護送下經玉門關、敦煌、酒泉等地往長安進發，向漢朝進獻馬2匹、駱駝10匹，另攜帶私馬9匹、驢31匹、駱駝25匹、牛1頭，作為交通工具或食物。至於牛，或可為沿途遇到困難時，以供宰殺食用。

這裡特別提到的是給朝廷的貢獻。

漢成帝時（前32—前7年），康居國派遣王子來長安作質子，進一步加強兩國關係。漢元帝永光五年（前39年）康居王使者楊伯刀、副使扁闐及康居屬國蘇薤王使者姑墨、貴人為匿等人還聯名投訴酒泉官員未能如實評估康居使團進貢的駱駝品相，也未及時提供食宿。朝廷主管外交和民族事務的使主客諫大夫行文敦煌太守要求進行調查。西元前39年9月6日敦煌大守弘、長史章以及兼行丞事的守部候修仁聯署文件，要求效谷縣為康居王使者提供穀物。從傳世文獻和出土簡牘來看，西元前半個世紀裏，康居與漢朝交往密切，奠定了其後兩千多年中國與中亞關係的歷史基礎。

月氏與漢朝的政治交往和商貿往來

大月氏原是生活在中國西北地區的遊牧族群，早期活動的中心在敦煌和天山之間的新疆巴裏坤草原上，曾經是草原霸主，一度役使匈奴。其後，匈奴崛起，擊敗月氏，老上單于殺掉月氏王將其頭顱製成酒器。月氏大部被迫西遷，先遷到伊犁河谷，後又在匈奴和烏孫聯合逼迫下西遷中亞阿姆河北岸，之後又南遷阿姆河南岸。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聯絡月氏人共擊匈奴。張騫到達在今烏茲別克境內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王庭後，受到了熱情接待，但月氏人已經在中亞安頓下來，不想再向匈奴復仇，張騫雖然未能完成外交使命，但卻與中亞幾國建立了正式的官方聯繫，並了解了中亞國家的國情，為實現絲路貫通奠定了基礎。

大月氏原為遊牧國家，與匈奴習俗相近。月氏經大宛和康居等國西遷中亞阿姆河後，臣服了中亞阿姆河兩岸的農耕族群，並逐漸轉向定居生活，建王庭于颯秣建（今撒馬爾罕）一帶。西元前1世紀中葉月氏南下臣服大夏，建都大夏故都監氏城（今阿富汗巴爾赫），北鄰康居，南接罽賓，東臨天山，西接安息，囊括今烏茲別克南部、阿富汗、土庫曼東南部。大月氏有10萬戶40萬人，士兵10萬人，是漢代絲路重要大國。

漢朝擊敗匈奴後，對中亞國家産生重要影響。絲路全線貫通後，大月氏和漢朝建立密切的政治和經貿關係。傳世文獻和出土漢簡都對大月氏有詳細記載，漢宣帝時期懸泉漢簡開始出現月氏使臣的記載，其中有歸順漢朝的大月氏貴族經由絲路來漢朝的情形，也有漢朝官員護送月氏使臣、提供食物的具體細節，還有朝廷派假司馬出使大月氏的記錄。漢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大月氏雙靡翖侯使者萬若和山國使者蘇賴途經敦煌懸泉置，攜帶貢品赴長安朝見漢朝皇帝，休密翖侯也曾有使臣來漢朝貢，可見大月氏治下的五翖侯與康居王下的蘇薤王相似都具有相對獨立的外交權。懸泉漢簡反映了大月氏南下佔領大夏（巴克特裏亞）到貴霜帝國建立前與漢朝的政治外交和經貿往來，見證了中國和中亞、南亞之間交往的盛況。

中國與中亞國家交往對西安的影響

隨著絲綢之路的全線貫通，漢長安城作為絲綢之路的東方中心，吸納了中亞等絲路沿線各國的商貨和商旅，未央宮北墻外的藁街上出現了中亞等西域人聚居的邸舍，長安毛皮店裏有來自西域的“狐貂裘幹皮，羔羊皮幹石”，氈席店中有中亞等地的“旃席幹具”。

1965年，漢長安城遺址發掘出土用希臘字母刻寫的安息（即位於伊朗高原的帕提亞帝國）“法拉克麥”鉛餅，1980年漢武帝茂陵北側墓地發掘出土雲龍紋希臘文鉛餅。此外，陜西寶雞扶風、甘肅平涼靈臺、揚州市也都出土過漢代圓形龍紋鉛餅。這些圓形鉛餅正面鑄有龍形蟠螭，頭有觸角，背面陽鑄希臘銘文，釋讀為“王中之王”，中間還有兩個方形印記。這些絲路沿線出土的大量鉛餅，不管是從西域帶入，還是漢朝本土鑄造的“白金三品”，都為漢代長安與中亞的商貿往來提供了充分的實物證據。

漢代希臘文雲龍紋鉛餅

漢朝和中亞的交往使中亞的瓜果蔬菜、特色飲食、香料寶石、珍禽異獸、樂器樂曲傳入中原地區，豐富了中國人的果盤子、菜籃子、飾品櫃和娛樂生活。康居、月氏等中亞地區的商團將絲綢、鐵器、杏、鑿井技術帶入中亞，便利了當地人的衣食住行。

漢代絲綢之路全線貫通後，西域作物如葡萄、苜蓿、菠菜、胡麻、胡豆、胡桃、胡瓜等相入中原，並在河隴、關中一帶種植和推廣。《西京雜記》記載漢代長安城的離宮別館中“盡種葡萄、苜蓿”。葡萄供人吃，苜蓿供馬吃。漢武帝喜愛西域寶馬，長安宮苑中也就大量種植苜蓿，用來飼養來自中亞的汗血寶馬。長安城西的上林苑中有以葡萄命名的“葡萄宮”，長安城東南的樂遊苑中“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隨著葡萄傳入中原，葡萄紋成了中原人士喜聞樂見的裝飾圖案。大將軍霍光的妻子曾送給宮廷女醫淳于衍24匹葡萄紋錦緞，表明葡萄紋錦緞成為漢代長安城中的流行時尚。

西安是古代中國與中亞官方交往的起點和策源地，見證了絲綢之路的開通、發展、繁榮、鼎盛，體現了中國與中亞之間的互利共贏，留下了厚重的文化遺産和歷史經驗，這份遺産和經驗將隨著中國—中亞峰會的召開和“一帶一路”的高品質發展而鐫刻歷史、關照現實、啟示未來、再現輝煌。（文圖/席會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