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

二里頭、殷墟遺址有哪些考古新進展？黃河岸邊的史前石城有何神奇之處……日前，150余名文博領域的專家學者齊聚第三屆中國考古·鄭州論壇（以下簡稱“鄭州論壇”），12位考古工作者圍繞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這一主題，介紹了最新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表示，這些最新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呈現了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不同模式與豐富文化內涵。12處遺址時間節點關鍵，區域地位突出，展現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起源與發展的精彩面貌。

揭示新石器時代最早期的遺存面貌

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和農業起源是中國史前考古研究的重要課題。相關專家表示，山東臨淄趙家徐姚遺址和河北尚義四台遺址均揭示出新石器時代最早期的遺存面貌，呈現出先民們改造自然和創造文化的圖景。

地處海岱腹地的趙家徐姚遺址，位於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東部，距今1.1萬年至1.5萬年，遺址保存完整、遺物豐富、性質明確、年代關鍵。

據項目負責人趙益超介紹，遺址發現了一處人類活動營地。營地保存完整，至少有火塘3處，圍繞火塘發現1000余件遺物。遺物以動物骨骼最多，陶片、陶塑次之。“這些新發現加深了人們對該時期陶器的認識，為國際上更深刻理解陶器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此外，遺址內紅燒土遺跡反映了古人從適應自然走向改造自然的重要跨越，為研究農業起源過程中的人類行為、技術選擇、生態位構建及社會組織模式之間的複雜關係，提供了全新的視角。”趙益超説。

陳星燦表示，臨淄趙家徐姚遺址的發現填補了山東地區史前考古的關鍵缺環，是華北地區乃至東北亞舊新石器過渡階段的重大考古發現，改變了東亞地區農業起源模式的觀察維度，更深刻地揭示了東西方農業起源路徑的差異。

四台新石器時代遺址位於河北省張家口市尚義縣石井鄉四台蒙古營村南，地處蒙古高原南緣，是近年冀西北地區發現的面積最大、保存較好的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遺址。

據四台遺址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趙戰護介紹，2020年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聯合對四台遺址進行新一輪的發掘和研究。發掘房址40余座，出土了陶、石、骨、貝類遺物800余件。依據地層、測年、遺存特徵，將其劃分為年代不同的5組遺存，以壓印紋筒形陶罐、陶板狀器、細石葉石器、研磨器等典型器物為代表的第一、二組遺存，文化特徵鮮明，初步判斷為一支新的考古學文化。此外，考古所見成組房址，實證了北方地區早期定居村落的出現，展現出人類生存方式從舊石器時代的流動性生計方式到新石器時代早期逐漸定居的發展轉變。

“四台遺址反映出來的區域特徵，突破了以往我國北方區域考古學文化的認識，將燕山南北和西遼河流域聯繫起來，構成一個大的文化區——燕遼文化區，或稱之為北方文化區。它不僅填補了燕遼考古文化區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而且為解決舊新石器時期過渡、農業起源、文化譜係、人類群體從流動性向定居形態轉變、草原絲綢之路形成與發展等系列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趙戰護説。

探索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有了新資料

根據10余位專家的報告，相關遺址的最新考古發現不僅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提供了新資料，還更新並擴充了人們此前的認知。

淩家灘遺址位於安徽省馬鞍山市含山縣，北望太湖山，南臨裕溪河，是一處距今5800至5300年的新石器時代中心聚落遺址。據該遺址項目負責人張小雷介紹，遺址首次以確鑿的資料證明，核心區經過大規模人工營建，以大型紅燒土遺跡為代表的大型高等級公共建築的發現，深化了對淩家灘聚落佈局的認識。此外，以鉞為主要物品的大型儀式活動遺跡以及玉石器、石雕殘塊的出土，豐富了對淩家灘文化內涵和信仰體系的認識，對研究中國史前用玉制度及對歷史時期禮制的影響具有重大意義。

陳星燦表示，淩家灘遺址最新發現的大型高等級公共建築、祭祀遺存、獨特的玉石陶器，進一步刷新了學術界對該遺址社會背景、規劃佈局、功能性質、社會組織結構、社會發展程度、對於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的重要作用等核心內涵價值的認識。

位於甘肅省慶陽市西峰區後官寨鎮南佐村的南佐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于20世紀50年代末。據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館員張小寧介紹，為理清黃土高原尤其是隴東地區的文明化進程，2021年、2022年，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對南佐遺址展開第三階段考古發掘工作，確認該遺址是一處仰韶晚期具有都邑性質的大型高等級中心聚落，距今約5100至4700年。

“這個階段的考古收穫包括：發現了由9座夯土臺圍成的面積約30萬平方米的遺址核心區，發現了佈局嚴整、中軸對稱的‘宮城’，發現了大型宮殿建築，在‘宮城’內出土了大量製作水準高超的高規格器物，發現大量碳化水稻。”張小寧説，“南佐遺址白陶、黑陶、綠松石、硃砂、雙腹盆、圜底缸以及大量水稻等的發現，表明南佐和長江中游、海岱地區甚至更南方廣大地區存在廣泛聯繫。”

張小寧表示，這些發現改變了以往對黃土高原地區和黃河流域文明進程的認知。

山西興縣碧村遺址位於山西省呂梁市興縣碧村村北，東距興縣縣城20公里，西離陜西省神木縣石峁遺址51公里。據項目負責人張光輝介紹，碧村遺址是晉陜大峽谷東岸一座擁有雙重城墻的大型石城，與同時期盛極一時的石卯古國在時空上遙相呼應；其控扼黃河兩岸的突出戰略位置，沿外城墻、內城墻、中心臺城逐步降低到入黃河口處的線性佈局，以及處處把關層層設卡、背靠黃河面向東方的城防系統，彰顯了濃重的防禦色彩，展現了矗立於黃河東岸碧村遺址的特殊屏障作用，為解讀晉陜黃河兩岸地區的政治結構和文明形態提供了關鍵材料。

促進學術交流為後續研究提供動力

除上述遺址外，“鄭州論壇”還展示了陜西西安太平遺址、河南新密新砦遺址、山西絳縣西吳壁遺址商代墓地等的最新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

陜西西安太平遺址作為迄今關中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客省莊文化聚落，其大量房屋建築、墓葬及高等級玉器、陶器、卜骨等展示出該遺址中心性聚邑的地位，為關中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增添了新的考古資料，並奠定了該區域以周、秦、漢、唐為代表的都城文明的史前基礎。

河南新密新砦遺址作為早期夏文化的代表性遺址，其完整的龍山文化晚期城墻、護城河、城址和巨型祭祀遺跡，以及一批帶有濃厚夏代早期都邑禮制色彩的高等級文物，彰顯出新砦遺址對探尋夏王朝早期都城與文化的重要價值。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中心區新發現的多條主幹道路，揭示出其多網格式都邑佈局，形成作坊、宮殿、祭祀等獨立的功能分區，居葬合一的佈局形態，井然有序、嚴謹明顯的社會結構，是二里頭進入王朝國家的重要標誌，也為先秦時期其他城址佈局的探索提供了有益參考。

山西絳縣西吳壁遺址商代墓地的發現，印證了西吳壁作為商代前期晉南地區中心聚落的重要區域地位，為探討晉南地區商代人群構成、禮制源流以及商王朝國家形態等學術問題提供了直接證據。

鄭州商都書院街貴族墓地作為商代白家莊期（中商）的高等級貴族墓地，其出土的金覆面、高等級銅禮器組合及殉狗葬俗，對研究商代王都貴族葬制具有重要價值。其附近的多組夯土建築基址填補了鄭州商城內城東南聚落結構形態的空白。該墓地對於研究商代都城建制、鄭州商城興廢及其與小雙橋遺址的關係等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意義。

殷墟商王陵園隍壕的發現，對商代陵墓制度乃至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均具有重大推動作用。晚商時期大邑商都幹道、人狗組合祭祀坑及王陵區西周遺址的發現，對研究商代社會性質、祭祀活動及周滅商後的國家治理方式等均具有重要價值。

陜西旬邑西頭遺址作為迄今涇河流域發現規模最大的西周聚落之一，其豐富的文化內涵為全面揭示商周時期涇河流域聚落佈局、人群構成及社會組織等奠定了基礎，也為探索周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提供了難得的考古學材料。

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是人類歷史研究最為重要的課題之一。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道路及其特點等問題，不僅是中國古代歷史研究的重大課題，也是世界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在陳星燦看來，“鄭州論壇”上關於12處重要遺址的主題報告，帶來了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前沿成果，也促進了學術交流，推動了考古成果傳播，為相關考古研究走向深入增添了動力。記者 趙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