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跡古滇3000年

2月25日，來自全國各地的10多名著名歷史學者及考古專家聚到雲南省昆明市晉寧區，探訪入圍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項目名單的雲南晉寧河泊所遺址，參加晉寧河泊所遺址考古工作專家諮詢會，就河泊所遺址後續發掘、研究、保護及利用進行深入討論，併為推進石寨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提出寶貴意見。

莊蹻入滇是否只是一個傳説？古滇國國都在哪兒？在漢武帝賜“滇王之印”之後，古滇國是突然消失的嗎？益州郡郡治在何處？西南邊疆少數民族與中原王朝有著怎樣的關係……隨著河泊所遺址的不斷發掘，從西南夷到秦漢滇池沿岸先民的生活圖景逐漸清晰。

67年前發掘的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與河泊所遺址之間，仿佛串起一條奇妙的時空線，讓塵封2000多年的古滇國、城市、聚落漸漸顯露端倪。然而，河泊所遺址早于古滇國時期的發現，以及雲南晉寧古城村遺址發掘出商周時期完整的環壕聚落，將“滇文化”的起源追溯到距今3000多年前。一個個歷史謎團，或許能因此找到答案。

消失的古滇國

當日的諮詢會上，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蔣志龍展示了國家文物局的批復，“很長一段時間，滇池盆地都是只見墓葬遺址，不見村落遺跡。2014年獲批開展的‘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計劃’，首要目標是尋找石寨山文化聚落。”

曾經，由於缺乏史料，對於古滇國的歷史一直是眾説紛紜。目前公認關於古滇國最早的記錄，源於《史記》。“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除了2000多年前，司馬遷在《史記·西南夷列傳》中的寥寥數語，古滇國就像個謎。“這個古老的國家，似乎是從‘滇王之印’發現時猛然出現，然後又突然消失。”蔣志龍説。

1956年，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大量精美青銅器及“滇王之印”的發現，印證了古滇國的存在。然而，要證明一個“國”的存留，除了墓葬，還需要有城池、大型建築、村莊、聚落和生活痕跡來佐證。

1972年，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發掘，出土戰國後期至東漢初期的青銅器、金器、銀器、玉石器等珍貴文物4000余件，馳名中外的牛虎銅案也在此列。

1974年，呈貢天子廟古墓群出土春秋晚期至西漢時期的青銅器、陶器、玉石瑪瑙器等文物數千件，具有明顯的滇文化特點。

1998年，官渡區羊甫頭墓地開始考古發掘，清理出大量滇文化墓葬、東漢時期墓葬，且隨葬器物豐富，以首次發現的大量滇國漆木器、陶器著稱，被評為199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歷史時期相近的4個古墓群，數以萬計具有古滇特色的文物，都在向世人昭示著：古滇國是一個青銅文明高度發達的古國。但是，“滇”的社會組織結構是什麼？它從産生、發展到臣服於漢，是如何融入中華民族統一的歷史進程的？與發現的大量墓地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聚落遺址的缺失，這已經制約對滇文化的深入研究。

追溯的腳步從未停止。2008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美國密歇根大學人類學系簽訂合作協議，以期通過全面的區域系統調查，尋找並確認從春秋時期至西漢末期滇文化的相關遺址和聚落。

“借助一些先進的技術手段和方法，中美聯合考古隊在田野調查中收穫很大，發現79處‘滇文化’和漢文化的遺址，並初步認為，河泊所遺址可能是古滇國的都邑。以河泊所為中心的聚落群集中了當時的大部分人口，其主要食物是螺螄、魚等水生生物。這種以採集水生動植物資源為主的經濟生産方式一直延續到漢代。”蔣志龍介紹，食用之後的大量螺螄殼堆積在居所周圍，形成貝丘遺址。在石寨山文化遺址和漢文化聚落群中，都發現了彼此的遺物。“這也許就是融合的開始。”他説。

調查有了結果，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著手擬定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計劃。2014年“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計劃”獲批後，遺址發掘拉開序幕。

經過大範圍的考古調查、普探和分區域重點勘探後，考古隊發現地下堆積中具有城市功能的空間構架。2016年，在河泊所遺址的西王廟遺址發掘中，發現了漢代、滇文化時期甚至更早的先滇文化時期聚落的遺存。這一發現讓所有人興奮起來。

“古滇國不是突然出現又突然消失的。先滇文化時期，這裡是有著幹欄式建築的村落；滇文化時期，是房屋基址密集的村落；漢時期，沒有發現房屋基址，但是有一些水井。這一時期，人們生活的地面比現在的滇池水位要低3—4米，説明當時的陸地面積比現在要大得多。”蔣志龍説。

尋找益州郡治

位於滇池東南岸的河泊所遺址，往東北方直線距離700多米，就是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隨著考古工作的逐步推進，更多遺存顯現出來。

2017年，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晉寧區上蒜鎮金砂村上西河遺址乙區發掘出13眼古井，多所房屋基址、動植物遺存“現身”，讓古滇人的吃穿住行一點一點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2018年至2019年，在晉寧區河泊所村的東地塊，相繼發現田地、田埂、水井、窯址、灰坑、土坑豎穴墓以及200余座甕棺葬等。“那麼多的甕棺，在滇文化分佈區是首次發現，在國內也不多見，極大豐富了我們對‘葬俗’的認知。”蔣志龍介紹，這個遺址區域中還有一個重要發現，就是“滇國相印”封泥的出土，隨之出土的還有“王敞之印”“田豐私印”等封泥，以及瓦片、陶罐、陶釜及其他銅質、石質文物。

封泥作為信件的封緘，代表著此區域信件文書往來的對象，類似現在的郵戳。“滇國相印”封泥的出土，不僅彌補了《史記》《漢書》等古代文獻對古滇國史跡記載的缺失，更從實物資料上進一步證實古滇國的存在。“説明漢武帝在設益州郡、賜‘滇王之印’的同時，也設立了滇相，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體系。”蔣志龍説。

發掘繼續，生活遺存出現了，瓦當、道路、封泥也有了，卻遲遲不見文字，這讓大家有些失落。對於考古工作來説，文字就是文明的實證。

2020年以來，距離石寨山古墓群8公里處，古城村遺址發掘出保存完整的商周時期環壕聚落，這也是雲南目前已知保存最完整的先滇時期環形貝丘遺址。目前，在對古城村遺址的兩次發掘中，共發現壕溝、護坡、土坑墓、甕棺葬、棧橋、房址、灰坑、螺殼坑等商周至明清時期的各類遺跡1000多處，出土青銅器、陶器、玉器、石器、骨器、木器等各類文化遺物4000余件，通過浮選和濕篩採集到大量碳化植物種子、果核、魚骨、銅渣等。這再次證明，至少在距今3000多年前，滇文化就已存於此。

2022年夏天，與河泊所遺址考古發掘地點僅一墻之隔，晉寧區上蒜第一小學計劃建設標準食堂，按慣例需要進行文物勘查。就在已選定的食堂建設地址下方，大量簡牘出現了。“可能是我們和古滇國真有緣，在古河道遺址和灰坑中發現大量的簡牘和封泥。”蔣志龍笑著説。

此次大量簡牘的出土，是中國南方繼“裏耶秦簡”之後又一重大考古發現。其中，帶字殘片1300余枚，不帶字殘片逾萬枚。帶字簡牘中釋讀出“滇池以亭行”“罪當死”“建伶”“始元四年”（西元前83年）等文字，是反映當時益州郡行政往來和司法制度的物證。

出土官印封泥有“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等字樣，涉及行政區劃既包括益州郡下轄的24縣之中的“同勞”“建伶”“不韋”等20縣，又有周邊同為郡級行政單位的“楗為”“越嶲”“牂牁”等郡，還有“成都”字樣，説明此區域承擔著聯絡治下各縣，並溝通周圍各郡的功能。

“樂”字瓦當、涂朱瓦當，以及花紋磚、鋪地磚、大型瓦片的發現，表明該區域存在著較高規格的建築。根據以上發現，並結合文獻記載的益州郡位置，專家推測，此區域很可能是益州郡郡治。“這些文物證明雲南與中國其他地區很早就存在經濟文化往來，特別是滇蜀地域相鄰，很早就已有民族遷徙與貿易交往，古滇國的青銅文化就是在本地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基礎上吸收外來技術而發展起來的。”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員介紹，簡牘和封泥的相互印證，是漢代中央在雲南行使治理權的有力證據。

“通過對河泊所遺址先後7個點的考古發掘，我們推測這個地方既是古滇國都邑，又是西漢益州郡郡治。郡治是在古滇國都邑東部不遠處建的一座新城。通過近10年考古，我們發現從距今3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經商周至秦漢的完整過程，建立了這一地區的文化序列，弄清了它們之間的文化關係。”蔣志龍説，這次考古發現是雲貴高原從多元到一體過程中的關鍵節點，是從西南夷到漢朝益州郡的考古實證。

建大遺址公園

2023年2月25日上午，在考察河泊所遺址、石寨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第一個子項目之後，專家表示大受震撼。在蔣志龍的講解下，這片自北到東再向南，由梁王山、左衛山、金砂山、孟獲山拱衛，西以滇池做屏障的盆地顯現在眾人眼前，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遺址均位於此。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前院長霍巍表示，河泊所遺址的考古發現，印證了滇王和郡守長官治理並行的政策，這與史書中記載的漢代對西南地區的治理政策是一致的。封泥、簡牘透露出來的大量資訊表明，這一時期雲南與川蜀、兩廣等地道路通連，這也是南方絲綢之路存在的證據。

“河泊所遺址發掘的漢代以前到漢代的遺存，給了我們非常重要的資訊，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時期，它是中原王朝的國際大通道所經之處。”著名秦漢史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子今介紹了這條大通道的歷史背景。

張騫出使西域，獻上他從大夏（今阿富汗）帶回的“蜀布”“邛竹杖”等西南物産。漢武帝為解匈奴之患，當即便下令派使臣前往西南夷尋求通往大夏的道路，以期對匈奴形成夾擊之勢。於是，張騫坐鎮西南，派出4隊人從4個不同方向尋路。往雲南方向一條叫“西夷西”，在洱海一帶受昆明族所阻，於是漢使返回彙報。為征服熟悉水戰的昆明族，漢武帝下令在長安開鑿一個人工湖，稱之為“昆明池”，並建造有樓的大型戰船，專供士兵操練水戰使用。這就是大觀樓長聯中“漢習樓船”典故的由來。

此後，元封二年（西元前109年），漢軍先征服了滇池東北方向勞浸、靡莫等部落，然後大兵臨滇，滇人歸降。於是就有了益州郡的設置和賜“滇王之印”的後續。從此，雲南地區接受了中央王朝的統治。“希望通過進一步的工作，可以使我們更真切地認識這一點，它的意義不僅僅是中央王朝建設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更具有世界史的意義。”王子今説。

“對於古滇文化，我們原來沒有相關的考古資料，歷史文獻的記載也是只言片語，現在通過考古發掘，恰巧彌補了這段歷史的空白。古滇國不是突然消失的，益州郡是真實存在的。有滇王及貴族的墓葬，有記載益州郡公文往來的簡牘、封泥，有田地、房屋基址、水井、大型建築基址，還有初步考證為魏晉時期，由碎陶片、瓦礫、螺螄殼和小石子鋪設，寬達12米的道路，長達0.48米的筒瓦和鋪地磚等。從滇王、官方到民間的立體生活圖景，已有蹤影。”蔣志龍介紹，也許隨著考古工作的進一步展開，這一區域的歷史記載可能不再是“莊蹻入滇”這幾個簡單的字，更多的空白將被填補。

“2022年年底，國家文物局已將石寨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正式立項。這是一個新事物，就如何讓考古發掘工作與遺址公園建設相協調，我們請來專家出主意。”晉寧區文化和旅遊局副局長、區文物局局長陳墨説，雲南是旅遊大省，但是目前以自然風光為主，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好後，將會吸引大量遊客來了解雲南的過去。

陳墨介紹，石寨山古墓群預計2023年8月底對公眾開放。屆時，燦爛的古滇文明將揭開神秘面紗，被更多人所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傳承也將再添有力史證。

石寨山大遺址

雲南晉寧石寨山大遺址位於昆明市晉寧區，由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遺址共同組成，遺址分佈總面積800多萬平方米，核心範圍約100萬平方米，是環滇池區域最具代表性的滇文化遺址。

石寨山古墓群

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位於昆明市晉寧區上蒜鎮石寨村石寨山上，地處滇池之濱，是春秋戰國至東漢初期滇池區域石寨山文化（滇文化）的典型青銅文化遺存。

1955年至1996年，石寨山古墓群先後經過5次考古發掘，清理滇王及其親族臣仆的墓葬86座，出土青銅器、金器、銀器、鐵器、玉器、瑪瑙等珍貴文物5000余件（套）。其中的青銅器鑄造精良、紋飾圖案精美，具有濃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反映了古滇國的社會發展水準。1956年發掘出土的“滇王之印”印證了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中關於古滇國的記載。

2001年，石寨山古墓群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21年，石寨山古墓群入選“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和國家文物局“十四五”時期大遺址名單。

石寨山古墓群是晉寧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産，是晉寧新時代文物工作的重要基礎。石寨山古墓群環境整治項目順利完工，改善了石寨山的自然環境，為公眾旅遊、休閒、觀光提供了一個環境優美、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的開放空間。

河泊所遺址

雲南晉寧河泊所遺址位於昆明市晉寧區上蒜鎮河泊所村附近，是古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區，其東北約1公里即為曾出土金質“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

2021年以來，河泊所遺址考古揭露出主體為兩漢時期的文化堆積，發現灰坑、房址、墓葬、水井、灰燼、道路、河道、田埂、田塊等遺跡600余個及大量器物。其中，重要發現為封泥、簡牘、道路、大型建築基址等。

這批帶泥簡牘有1100多箱，已全部完成清理，清理出的簡牘90%已完成掃描，發現有字簡牘1300多枚、無字簡牘1萬餘枚，已辨認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始元四年”等文字。

經過清理，出土封泥共計837枚，包括官印封泥、私印封泥和無字封泥等。其中，數量最多的是官印封泥，包括“益州太守章”及“建伶令印”“同勞丞印”等，涵蓋西漢設置的益州郡及下轄24個縣中的20個縣名。

此外，河泊所遺址還發現了大型建築基址、寬達12米的道路、長達0.48米的瓦片和瓦當等。專家推測，益州郡郡治就在2021年和2022年考古發掘現場附近。目前，旨在尋找益州郡郡治的新片區考古發掘正在進行，下一步將加強簡牘、封泥保護和釋讀研究。

古城村遺址

雲南晉寧古城村遺址位於昆明市晉寧區晉城街道北部，地處雲南滇中滇池盆地東南部沖積平原北端，西南距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遺址直線距離僅8公里，是雲南目前已知保存最完整的商周時期的環壕聚落遺址。遺址面積4.2萬平方米。

目前，在對晉寧古城村遺址的兩次發掘中，共發現壕溝、護坡、土坑墓、甕棺葬、棧橋、房址、灰坑、螺殼坑、灰燼、燒土面、路、溝、石頭堆、螺殼堆、水井、石墻基等商周至明清時期的各類遺跡1000多處，出土青銅器、陶器、玉器、石器、骨器、木器等各類遺物4000余件，通過浮選和濕篩採集到大量碳化植物種子、果核、魚骨、銅渣等。

根據出土遺物特徵，晉寧古城村遺址的文化堆積由早至晚可分為商代、兩周、明清3個階段，商代和兩周時期遺存是遺址的主體堆積。

“古城村人”或是地道“吃貨”

古城村遺址地處雲南滇中滇池盆地東南部沖積平原北端，遺址的文化堆積形成于滇池湖濱緩坡地帶一個高出地表約3米的橢圓形土臺上，上部被現代村莊古城村疊壓。

走進晉寧古城村遺址核心區，目光所及之處是堆積如山的螺螄殼。“我們所看到的這些貝類絕大部分是來自滇池的螺螄。古人食用過螺肉後丟棄的螺殼與灰土層層交替堆疊，就形成現在我們看到的居住面、活動面、路面、螺殼坑等貝丘遺址獨特的遺跡現象。”考古工作人員謝桃雲介紹，眼前的貝丘遺址是雲南目前已知保存最完整的先滇時期環形貝丘遺址。

正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發掘的器物中還有與當代魚鉤形狀十分相似的銅魚鉤及精巧的錐形器。考古工作人員推測，滇池螺螄也曾是古人的食物來源，精巧的錐形器可能是“古城村人”用來挑螺肉吃的專用工具。從眼前堆積如山的螺螄殼不難想像，智慧的“古城村人”可能是地道“吃貨”。首席記者 姚丹蘋 記者 杜仲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