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推進文化自信自強）

2月2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2022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在北京舉行。專家委員會從來自全國的43項考古新發現申請中，評選出6項入選項目和6項入圍項目，時代跨度從舊石器時代到宋元時期。湖北十堰市學堂梁子（隕縣人）舊石器時代遺址、河北尚義縣四台新石器時代遺址、甘肅慶陽市南佐新石器時代遺址、河南安陽市殷墟商王陵區及周邊遺存、雲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銅時代遺址、寧夏賀蘭縣蘇峪口西夏瓷窯址等6項入選“2022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專家表示，入選項目學術目標清晰、學術價值重大、考古理念先進、考古過程精準。

考古遺存勾勒出不斷延伸的歷史軸線

“將4平方米的頭骨探方分為4個1平方米的亞方，再以2釐米為操作層進行精細發掘，系統採集了1400多份用於年代、環境、分子生物學等多學科研究的沉積樣品，對每個操作層都做高清晰度的三維建模。”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陸成秋介紹。湖北學堂梁子（鄖縣人）舊石器時代遺址的學術重要性決定了對它的考古嚴謹程度也非比尋常。

這一遺址位於湖北省十堰市，1989年、1990年先後出土2具古人類頭骨化石，年代距今110萬年至80萬年左右，屬於早期直立人，被學術界命名為“鄖縣人”。這也是2022年新發現的“鄖縣人”3號頭骨引發世界關注的重要原因。

出於文物保護和為後續多學科研究保留樣品的目的，提取出土的頭骨上部右側保留厚約2釐米的地層堆積物，下方保留約10釐米厚的地層堆積物基座。在經過必要修復後，“鄖縣人”3號頭骨化石將被送至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利用專門開發的高精度儀器進行斷層掃描、數據提取與形態重建。

3號頭骨是迄今歐亞內陸發現的同時代保存最完好的古人類頭骨化石，保留了重要的解剖學特徵。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王幼平2022年7月曾到達該遺址現場，他認為：“這是一處兼有古人類化石、古動物和石製品的舊石器時代遺址。面對這樣一個平面，可以想像當年人類生活的場景——茂密的森林、豐富的動物群、以錘擊法簡單加工的小石片。”動物化石同古人類化石一樣重要，對於舊石器來説它是非常標準的證據鏈條，這就相當於新石器的陶片、青銅時代的青銅器，是測年的依據之一。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趙戰護將尚義縣四台新石器時代遺址稱為“北方文明的曙光”，這個北方指的是西遼河流域和燕山南北的廣大區域。人類從流動性棲居準備開始轉向定居生活，這一轉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四台遺址實證了這一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的階段。

四台遺址面積約15萬平方米，考古發現房址40余座，可以區分為年代不同的5組文化遺存，其中第一、二組遺存處於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新偉介紹：“這是通過多年艱苦的考古工作收穫的成果，明確的半地穴性房屋，擺放有序的器物，告訴我們正是從那個時候，北方的人類開始創造宜居的生活。”

“不可思議”的考古發現，産生新的學術課題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張弛用了很多“不可思議”來形容甘肅慶陽南佐遺址。600萬平方米以上的規模，相當於兩個二里頭、兩個良渚古城、一個半石峁，幾乎是北方地區商代以前單體量最大的遺址。

南佐遺址基本確認是一處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為主體的遺址，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臺及其環壕圍成的面積約30萬平方米的核心區，中部偏北是數千平方米的由“護城河”和夯土宮墻圍成的“宮城”，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貴遺存和大量水稻，從多個方面顯現出早期國家和文明社會的氣象。

寧夏蘇峪口西夏瓷窯址是目前發現最早的西夏瓷窯址，揭示了一個全新的窯業類型，這是首次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區發現大規模用釉封匣缽口的裝燒技術，首次在西北地區發現在瓷胎、瓷釉和匣缽中大量使用石英的制瓷技術，複雜的窯業面貌也反映出兩宋時期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實。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王光堯説，要從歷史的大背景下理解當時的民族大融合。西夏通過吸納多民族文化産生了很高的文化水準，在瓷器製作方面也有民窯和官窯之分，只是過去發現的少。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不同區域的人們在瓷器的生産管理上、品質的追求上，應該是可以做到同步或者有些區域稍微滯後的，從瓷器生産這樣細小的環節，就可以看出文化上的認同。

考古發現，一方面可以解決很多過去的問題，同時也會産生很多的“不可思議”、産生新的學術課題，這也是考古的魅力所在。

重大學科進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為功

河南安陽殷墟考古90多年來，發現了豐富的晚商文化遺存，實證中國有文字可考的歷史早到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也見證了中國古代青銅時代鼎盛時期的輝煌文化、政治形態以及技術水準，在古代世界中彰顯出中國古代文明的獨特風格。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殷墟遺址範圍的洹河以南和東面的大司空地區發現商代晚期幹道；從殷墟西部、今安鋼廠區向東貫穿有商代晚期的幹渠及其支渠，兩者構成殷墟大邑商都城空間的骨幹框架。但這樣一些重要的現象，在洹河北岸以商王陵區為中心的區域都沒有發現。

最新的考古探明王陵區有兩個圍溝，東西並列，各自閉合。綜合多重因素可知，兩個圍溝屬於圍繞商王陵園的隍壕。“這些發現改變了商王陵陵園的格局，將推動對商代陵墓制度乃至於商文化、商史的研究。”社科院考古所安陽工作站研究員牛世山説。

首都師範大學副校長、歷史學院教授雷興山説：“殷墟的佈局、功能區的劃分，包括小屯宮殿區的功能劃分，都是大家關心的課題，對於一個城市，它的框架型遺跡，如水系水網、道路、空白地帶，都是需要尋找的骨幹型遺跡。西周遺存的發現也很重要。商周如何分界，殷墟何時廢棄，都是很好的學術課題。”

提及雲南河泊所青銅時代遺址，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蔣志龍介紹，1956年“滇王之印”的出土轟動了考古界，2019年“滇國相印”封泥的發現，表明漢武帝在設立益州郡、賜滇王印的同時，也設立了“滇相”，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體系。本次發掘的大型建築基址、道路、筒瓦和鋪地磚等，為尋找西漢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提供了線索，表明郡治就在發掘現場附近。而大量簡牘與數百枚封泥相互印證，是反映西漢益州郡行政司法制度的物證，也是雲南跨入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的實證。

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白雲翔認為，這是雲貴高原地區考古的突破，進一步確認了漢置郡縣之後滇王國的存在，是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貢獻，“這一遺址發掘已經進行了近10年，這也再次提醒我們，重大學科進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為功。”

圖片均由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提供

版式設計：蔡華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