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文明》深度解讀：中國“西部電影”的崛起之路

《紅高粱》——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獎；《菊豆》——第43屆戛納電影節路易斯布努艾爾特別獎；《過年回家》——第56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黃河謠》——第14屆蒙特利爾世界電影節最佳導演獎……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部電影曾經為中國影壇創造出許多經典之作，其豐富的文化底色、多元化的空間呈現和現實性的美學表達在備受行業矚目的同時，也成為中國電影學派建設中重點觀照的領域。作為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個理論概念，應該説，西部電影是一種連綿不絕的文化現象，也是一種不斷演進的電影藝術思潮。

然而此後若干年，西部影視漸漸沉寂。“有高原，無高峰。”這是去年11月陜西省政協圍繞“做大做強西部影視文化品牌”主題召開的月度協商座談會上，多位委員、專家對西部影視現狀發出的感嘆。

那麼，在經歷了上世紀末的輝煌後，中國西部電影能否再次迎來它的崛起與輝煌？

由來

1958年，我國西北地區第一家電影廠——西安電影製片廠成立，開啟了西部電影發展的光輝歷程。

1984年，時任西安電影製片廠廠長的吳天明特邀鐘惦棐等專家學者在年度創作會議上作專題報告。鐘惦棐在題為《面向大西北，開拓新型的“西部片”》的講話中，首次提出“西部電影”這個概念。

他説：“太陽有的時候會從東部的對角線——西北升起來的”。“美國有所謂的‘西部片’，我們是否可以有自己特色的西部片？”

從此之後，“西部電影”的名號便傳遍天下——應該説，它既是一種美學追求，更是一面電影創作的旗幟。

《百鳥朝鳳》是中國大陸導演吳天明生前執導的最後一部電影。該片獲得了第13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

西部電影理論由此步入中國電影理論和評論的視域。

與黃土地有著濃厚情結的吳天明，果決地舉起了“西部電影”的旗幟。在這一面旗幟的引導下，中國電影在20世紀80年代迎來了一次讓世界矚目的輝煌——從《人生》肇始，起伏的黃土地、九曲的黃河、大漠落日……這些獨特而充滿魅力的場景，漸漸成為一種符號，也成為“西部電影”的一種標誌。其後，《黃土地》《野山》《紅高粱》《老井》……一大批電影精品，以集群的方式不斷問世，給電影界帶來一個又一個驚喜，從而也使得“西部電影”從討論變成了一種理論與實踐相互促進的藝術現象。

在此期間，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何平、孫周、黃建新、周曉文……一批胸懷抱負的青年電影人，加上“第四代”的中堅吳天明、顏學恕、滕文驥等，紛紛聚集到“西部電影”的麾下，成為“西部電影”創作的先頭兵。《默默的小理河》《野媽媽》《黑炮事件》《盜馬賊》《神鞭》《黃河在這兒轉了個彎》，加上《老井》《紅高粱》《野山》《孩子王》，以及其後的《黃河謠》《菊豆》等，一大批影片大放異彩，先後在數十個國際電影節上折桂奪冠，蜚聲國際影壇。這批電影精品，將“西部電影”的創作推向了高峰。同時，也讓西安電影製片廠成為令國際影壇刮目相看的一家中國電影機構。

這個時期的“西部電影”，大多以中國西部的現實生活或歷史故事為題材，通過古樸的影像風格，原生態式的場景，濃厚的生活氣息，獨特的風土人情，來反映西北人的生活狀況和生存狀態——西北人，尤其是西北的農民，成為了影片的敘事主體。生存是敘事的母題，故事則圍繞生存而展開。惡劣的自然環境，錘鍊和造就了他們堅韌、敦厚、自強不息的西部精神，也促成了他們對命運，對人生，對生命的另一種思考。

通過對西北人生活的真實描摹，影片往往會滲透出一種對傳統文化的深刻反思，並以此拓展影片的內涵，深化主題。這也正是中國“西部電影”的魅力所在。“西部電影”之所以能在國內外引起轟動，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

毋庸置疑，20世紀80年代“西部電影”的崛起，是西安電影製片廠的一個輝煌，也是中國電影的一個輝煌，對其後中國電影的創作和發展産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衰落

20世紀90年代後，西部電影仍然在積極探索，紀實性電影《秋菊打官司》、武俠電影《雙旗鎮刀客》、後現代主義經典電影《大話西遊》，以及黃建新的《黑炮事件》、周友朝的《陜北大嫂》、馮小寧的《紅河谷》等多部佳作，構成了西部電影最為壯闊的景觀。

但隨著電視機逐漸走進各家各戶，看電視成為人們茶余飯後逐步被認可的主要消遣模式之一，以電影故事為主的西安影視製片廠進入了沉寂衰落期。

竹子，著名編劇，國家一級作家，仰恩大學常務副校長，長安大學教授，陜西省電影家協會副主席，陜西省編劇協會副主席，陜西省電影行業協會副會長

20世紀90年代也是中國“西部電影”發展歷程中一個明顯的界碑——進入90年代後，“西部電影”熱不斷降溫，昔日的風光已經不在，過去的喧嘩與熱鬧復歸沉寂——“西部電影”從繁榮開始走向衰落。

特別是進入到新世紀之後，觀眾看到更多的是華誼兄弟、光線影業、博納影業、萬達影業、愛奇藝影業、中影集團等影視機構製作的電影。熱鬧的電影院線，幾乎在銀幕上看不到當初令陜西人自豪的那七個字——“西安電影製片廠”。它離觀眾越來越遠，甚至漸漸變得陌生起來。

曾經給中國電影製造過一段輝煌，讓世界矚目，讓國內其他電影機構難以望其項背的西安電影製片廠，在此期間變得一蹶不振了。過去的輝煌，已經變成了一座紀念碑，只能供人們去憑吊，去懷念。當初的親歷者，也只能去回望他們曾經爬過的那一片高地了。

在此期間，“西部電影”的創作一直在蕭條中掙扎，在迷茫中尋找出路，尋找屬於自己的位置。一些導演對“西部電影”的情懷依然滿滿，在這片有硬漢有血性的土地上辛勤地尋找藝術靈感，執拗地在繼續創造著“西部電影”——比如何平的《雙旗鎮刀客》、蘆葦的《西夏路迢迢》、陸川的《可可西裏》、王全安的《圖雅的婚事》、寧浩的《無人區》、陳建斌的《一個勺子》、劉建華的《血狼犬》，以及根據陳忠實同名小説改編的《白鹿原》等等。一群堅守藝術精神的電影人，真誠地希望通過他們的影片重新燃起觀眾對“西部電影”的熱情，讓西部片再現生機。

然而，除了《雙旗鎮刀客》，這些零零散散問世的“西部電影”，大都遭遇了叫好不叫座的一種尷尬。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陜西電影走下坡路的時候，與電影並稱“姊妹”藝術的電視劇開始蓬勃發展。1992年陜西電視臺拍攝的《半邊樓》一劇在全國風行，此後又製作的《莊稼漢》《神禾垣》《秦川牛》《道北人》等劇目，都以其鮮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初步形成了陜西電視劇特有的文化風格，得到觀眾的廣泛認可。

此後，陜派電視劇開始向規模化、品牌化方向發展，憑藉“關中題材”“革命題材”“農村題材”三大題材優勢，推出了《激情燃燒的歲月》系列、“關中”系列以及《熱血兵團》《西安事變》《大秦帝國》等一大批電視劇，其投入規模、産出數量及影響力方面，都在全國名列前茅。這一部部優秀的作品，凝聚成一個閃亮的品牌——西部影視，打造出一支在全國極具影響力的影視創作團隊——影視陜軍。

緣由

那麼，曾經盛極一時的“西部電影”，為何會遭遇如此的“滑鐵盧”？

2022年12月30日至2023年1月3日，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陜西省人民政府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第九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在古絲綢之路起點城市西安舉辦。

著名電影編劇、陜西省電影家協會副主席、長安大學教授竹子接受記者採訪時分析了其中的緣由。

他以為，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市場經濟的衝擊，對“西部電影”的生存和發展可謂是致命一擊。“西部電影”是在計劃經濟的土壤中誕生並繁榮的。進入90年代後，市場經濟的潮水，在各個領域波濤洶湧。隨著電影發行體制的改革，以及電影製作對民營資本的放開，製作“門檻”一降再降，“西部電影”被席捲的經濟大潮拍打在了海岸上。

面對“刀光劍影”的市場，重藝術品質、強調歲月感和沉重歷史感、悲劇風格濃重、傳達精英文化的“西部電影”有點水土不服，無所適從，找不著北了。應該説，在計劃經濟土壤中孵化出來的“西部電影”，有著“市場化、商業化”先天不足的缺陷。它過分強調了電影的藝術性，卻忽略了電影的娛樂性，以及商品屬性。

同時，人才流失，創作隊伍潰散。這一點，有大“氣候”的原因，也有人為的因素。

進入90年代後，吳天明已經無力再作“西部電影”的“領頭羊”了。這個時候，市民文化開始日益繁盛。當初以“西部電影”嶄露頭角的許多導演，個個都功成名就，農民和鄉村的影子在他們心目中開始淡化，電影界內部的競爭和巨大的個人利益，誘惑著他們走上了另一條路：拍攝大片，參與國際競爭。這種競爭，實質上也是城市化電影的競爭。原本是“西部電影”的排頭兵，如張藝謀、陳凱歌等，這個時候便成了這種競爭的領軍人物，拍攝的大片一味地製造視覺衝擊力，但卻沒了他們早期作品中豐富的意蘊了，內容及主題都很蒼白。對他們，對中國電影，應該説都是一種遺憾。

張藝謀和陳凱歌如此，其他的導演也是如此——原本實力雄厚的“西部電影”創作團隊，一下子土崩瓦解，大家各奔東西，紛紛作鳥獸散——用潰不成軍來形容毫不過分。他們拎著長槍短炮，各自為戰，左衝右突，懷著不同的心態在尋找他們的生活出路。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現在的“北漂”大軍裏，西影人的身影幾乎隨處可見，確切地説，他們是“北漂”的一支主力軍。由此可見，創作隊伍的潰散，對於“西部電影”來説，無異於雪上加霜。

此外，定位模糊、概念太大、泛“西部片”化，是“西部電影”的一個先天性的缺陷。

西部電影集團外景

竹子認為，鐘惦棐先生所説的“西部”，應該是專指的西北——西北的地域，西北的文化、西北的風情，西北人的精神……正因為此，他才説“太陽有的時候會從東部的對角線——西北升起來的”，而不是“西部”。

然而，“西部電影”在發展的過程中，卻是不斷地泛溢，最後竟然覆蓋了中國的整個西部——只要是在西部拍的電影，都是“西部電影”，不分類型，不分城市和鄉村。將南北方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精神、不同風土人情的故事，都揀到“西部電影”這個籃子裏，顯然有點不倫不類，貌似強大了，實質上卻是失去了獨特性，失去了獨有的一種魅力。失去了魅力，也就失去了對觀眾的吸引力——如是，觀眾漸漸遠離，也就不足為怪了。

最後，創作隊伍各自為戰，沒有形成有效的“集團”力量。

上世紀90年代後，雖然斷斷續續還有“西部電影”問世，但總是單兵作戰，總是以零星的方式推出。面對商業大片狂轟濫炸式的宣傳攻勢，“西部電影”勢單力薄，掙扎出的一聲類乎于蚊嚶式的吶喊，很快就被市場的一片喧嘩所淹沒。

“西部電影”總是在單打獨鬥。所以很難産生文化上的集束效應。自然，也就很難引起電影界的高度關注，也就不會在觀眾中引起較為強烈的反響。正因為這樣，這個時期的“西部電影”，總是像流星一樣，急匆匆來，又急匆匆去。

出路

“西部電影”的發展雖説一路迷茫，處境艱難，但過去的輝煌依然引人嚮往。它還會不會再度崛起，再度輝煌呢？作為一名親歷和參與過20世紀80年代“西部電影”崛起的老電影人，竹子的回答是肯定的，並且一直試圖為它探尋出路：

他認為，借助“一帶一路”國家戰略，“西部電影”完全有可能涅槃重生。“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實施，使電影率先成為絲路經濟帶沿線國家文化聯結、藝術交流、産業互融互通的重要窗口。如是，也便為“西部電影”提供了一個再度崛起的新歷史機遇和時代機遇。

絲路文化的中國部分，其實就是西北文化。西安是絲綢之路的起點，也是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起點——“西部電影”自誕生的初期，浸潤和滋養它的其實就是絲路文化中的西北文化。

西影集團”星光大道“的獎盃主題雕塑，讓你觸摸西影曾經的輝煌——《紅高粱》獲得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

所以，陜西電影人必須不失時機，抓住機遇，果決地重新扛起“西部電影”的大旗——竹子竊以為，這極有可能成為陜西電影的一個突破口，起碼可以成為“西部電影”突圍的方向之一。

同時，將“西部電影”風格化，類型化。中國的“西部電影”與美國的“西部片”有著極大的差異——英雄和征服，是美國“西部片”永恒的主題，所以美國的“西部片”總是帶有濃厚的浪漫主義風格；中國的“西部電影”則更鍾情于關注個體的生命價值，所以帶有強烈的現實主義風格。然而，中國的“西部電影”概念太大，界定模糊，類型不清——界定的泛化，極有可能讓“西部電影”失去其存在的價值。

所以，竹子主張，在“西部電影”的大旗下，儘量讓電影類型化——比如：類似于美國的“西部片”樣式；表現人和自然的“西部紀錄電影”；以及“西部家庭片”，“西部愛情片”，“西部傳奇片”，“西部警匪片”等等，類型越純粹越好。面對電影産業化發展，類型化是一種必然選擇。中國“西部電影”只有順應這個潮流，才有可能重新贏得觀眾的認可和熱捧。

竹子在教學之餘，曾經作過一些類型片方面的嘗試和探索，先後創作了《殺漠》《拼了》《決戰狂沙鎮》《浴血邊關》4部電影，在CCTV6播出時均創全國同時段播出節目收視率第一位的佳績，影視機構也獲得了較為理想的盈利收入……由此可見，將類型片中的元素融合到“西部電影”中，不失為一種新的發展可能。

此外，政府扶持，集體“出征”。要讓“西部電影”再度輝煌，政府必須在政策層面上給予扶持，並進行方向上的引導——因為“獨唱”總不如“合唱”動靜大，“單兵作戰”自然比不上“集團軍”整體推進的力度，文化的推廣與經營也需要這種“抱團”精神。陜西電影如果每年有一半拍攝“西部電影”，且達到一定的藝術水準，大家相互抱團，組成“集團軍”，集體“出征”，集體亮相國內外各大電影節，肯定會有多部電影折桂抱獎。如是，便會産生一種文化上的集束效應，自然也就會在觀眾中引起較為強烈的反響。

這樣一來，那些熱衷於“藝術電影”，有強烈藝術表達的電影人，也就極有可能重新匯聚到“西部電影”的麾下。精英團隊的參與和介入，從另一方面又會帶動和刺激“西部電影”的創作和繁榮，從而形成一種良性的發展態勢。

1990年以來，儘管中國“西部電影”的發展一路風雨，一路迷茫，生存空間不斷遭到其他因素的擠壓。但竹子堅信：“西部電影”之火絕不會熄滅，“西北風”一定還會再颳起來的！

當然，這還需要中國電影人，尤其是陜西電影人對“西部電影”進行持續不斷的努力探索，除了在商業化的平臺上建構豐富的投資路徑，還要重新建構為觀眾所認可的現代西部風格，兼顧電影的商業性與娛樂性，講好陜西故事，講好西部故事。

由陜西省、福建省輪流主辦的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將打造成為繼上海、北京之後的中國境內最有影響力的國際電影節之一。

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重新喚醒觀眾對“西部電影”的記憶和熱情；也唯有如此，“西部電影”才有可能贏來新一輪的崛起。（文/《絲路文明》記者 周金柱 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