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文明》獨家專訪“金絲路獎”唯一入圍的中國 紀錄片導演劉漢祥

2022年11月，第九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執委會公佈了入圍“金絲路獎”競賽單元的19部影片，包括15部劇情片和4部紀錄片。其中中國影片入圍4部，包括三部劇情片和一部紀錄片。這部紀錄片是《冰上時刻》。

在2022年舉辦的第44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冰上時刻》也入圍了該電影節的紀錄片競賽單元。

《冰上時刻》由北京欣欣向陽影視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出品，青年紀錄片導演劉漢祥執導，于去年1月份走上大銀幕。該片講述了北京某俱樂部一支少年冰球隊中的成員于力凡、曲瑞晨、翟子男追求冰雪之夢，從稚子懵懂到少年初長的故事。並涉及了他們的父母和家庭在此過程中的共同“成長”。

近日，劉漢祥向《絲路文明》雜誌講述了《冰上時刻》背後的故事，回顧了多年來的紀錄片創作之路，以及紀錄片拍攝中不為人知的故事、作為紀錄片從業者的內心聲音。

《冰上時刻》劇照

從農村孩子到城市孩子

《絲路文明》：您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入圍“金絲路獎”競賽單元？

劉漢祥：《冰上時刻》入圍“金絲路獎”競賽單元的消息是出品方告訴我的。因為以前對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有所了解，因此，《冰上時刻》入圍“金絲路獎”競賽單元，我覺得非常開心，也很意外。

《絲路文明》：這部作品契合了北京冬奧會的舉辦、國家對於冰雪運動的號召，並切入了當下教育熱點，這是一開始就有的立意，還是後來自然而然達到的效果？

劉漢祥：為了拍攝這部作品，我們從2017年開始調研，2018年開始拍攝。那時離北京冬奧會的舉辦還有幾年時間。因此，我們最初並不是因為北京東奧會而拍攝《冰上時刻》，它不是“命題作文”。拍攝時，我們也不知道這個片子能拍幾年、什麼時候能上映。

《冰上時刻》劇照

很多人覺得冰球是貴族運動，但在拍攝中，我們注意到這項運動已經進入到了城市普通家庭。我們也注意到很多城市裏的孩子在練習冰壺、花滑一類的冰雪項目，這種現象確實是在北京冬奧會大背景下産生的。

我拍攝的第一部紀錄片叫《馬蘭的歌聲》，講述的是河北省阜平縣馬蘭村有一群熱愛音樂的孩子，他們組建了馬蘭小樂隊。年近古稀的鄧小嵐女士，多年來無償教孩子們學習音樂。我從2009年開始拍攝這部片子，于2012年完成，片子時長45分鐘。當時好多人喜歡這部片子，鄧小嵐女士和她的學生們也得到了很多關注。非常巧合的是，在今年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馬蘭村的孩子們唱了希臘語版的《奧林匹克頌》，鄧小嵐也來到了觀眾席上。

《馬蘭的歌聲》是我紀錄片生涯的源頭。日後，我延續了以孩子為拍攝對象的創作路線。我從小在山東農村長大，對鄉村的孩子有著更深了解。從事紀錄片拍攝後，也是從最熟悉的領域出發，拍過鄉村的孩子、震後災區的孩子等。

我也注意到，城市裏的孩子和農村的孩子，在很多時候面臨的問題不一樣。就拿學習音樂來説，城市孩子能接觸的樂器很多，學習的資源很充沛，但在鄉村卻非常匱乏。我以前對城市裏的孩子感到比較陌生。在拍攝《冰上時刻》的時候，我發現城市裏的教育資源非常豐富，孩子們有了自主選擇空間。

《冰上時刻》劇照

每個時代的人有每個時代的議題，每個時代的人有每個時代的選擇。作為80年代的我們，似乎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好好學習，走高考這條路。而《冰上時刻》裏的孩子，則是80後們養育的下一代。

這些孩子面對全新的時代，該如何走向未來，這既關乎未來也關乎當下。他們接受什麼樣的教育、為什麼會選擇冰球、如何長大、未來又會走向哪，他們面臨的這些課題是我沒有接觸過的，因此我比較好奇，這是我當時拍攝的出發點。《冰上時刻》也是我第一次拍攝城市裏的孩子。

“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

《絲路文明》：您從事紀錄片行業已有10餘年時間。是什麼力量讓您一直堅持下來？結合自身從業經驗，您如何看待現在的紀錄片行業及從業者現狀？

劉漢祥：從事紀錄片行業純屬機緣巧合。我上學時學的是劇情片專業，當時就知道“紀錄片是電影的長子”，要學習電影史必然要學習紀錄片。我發現紀錄片擁有著非常鮮活的人物觀念，並聚焦于他們當下遇到的問題、困境，以及在此過程中他們做出的選擇。這些東西非常吸引我。

《冰上時刻》劇照

現實題材的劇情片也觸及現實，但劇情片和紀錄片有各自的規則和講述方式。它們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有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我們可以把劇情片拍得像紀錄片，並且面對真實的社會問題，但劇中人物都是演員扮演的，紀錄片則是直接面對當下的人和事，我認為它更直接、更生動。

我做紀錄片不久之後，中央電視臺開通了紀錄片頻道，不少地方電視臺也有了紀錄片播放渠道。但紀錄片的人才儲備還是非常少。跟劇情片相比，它的商業空間也非常小。剛開始做紀錄片的時候，它的展播平臺基本是電視臺和網路，很少有紀錄片上院線。後來紀錄片慢慢地在院線拋頭露面，《冰上時刻》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映的。但目前紀錄片的處境仍然很艱難。跟商業大片比，能夠上院線的紀錄片，其票房微不足道。偶爾出現了高票房的紀錄片，也不能作為典型案例來分析。

《絲路文明》：什麼原因導致了您所説的現象？

劉漢祥：如果單論院線紀錄片，其處境艱難的原因很複雜。有點像“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沒有好的內容産出，資方機構就不會去投資。沒有好的投資環境，創作者也不會投入進來。這兩者互為因果。

當時做《冰上時刻》，也是非常艱難，因為要搭建團隊、尋找資金，還牽涉跨國拍攝。一些投資機構覺得拍攝週期太長，就沒有耐心等待。我們拍攝時候最多只有4個人。我做導演的時候，有時也兼做攝影，甚至參與剪輯。搭建一個完善的團隊，成本會非常高。所以我們儘量減少人數，用最笨的方法去做這些事情。這個過程雖然達不到工業化的標準，但我們在現有條件裏做到了最好，符合了院線規格。如果有更好的條件，我們就能做得更好。

《捕虎記》劇照

後面遇到了專門做紀錄片的北京欣欣向陽影視文化發展有限公司，還有一些同行，以及相關電影節給我們的一些支援。在多方幫助下，我們才逐漸做起來。但這都是後來的事，如果沒有我們前期的積累，後面可能就什麼都沒有。

作為創作者，我當時想的是首先要解決“有沒有”的問題，至於好不好觀眾有自己的判斷。後來走向院線，有人批評有人喜歡，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它能像電影一樣以院線的方式得到發行。電視節目可以免費觀看，電影需要買票才能看，兩者的賽道不一樣，能在院線上映意義也不一樣。

時間才是導演

《絲路文明》：您所拍攝的紀錄片週期都很長，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具體過程？

劉漢祥：《馬蘭的歌聲》歷時兩年半拍攝，呈現出來的卻只有45分鐘。所以説，對於觀察類的紀錄片，我不是導演，時間才是導演。我是在跟日常搏鬥、跟時間對賭。因為我們不知道以後會怎麼樣，就只能一直拍。

《馬蘭的歌聲》劇照

拍攝的中途可能會發現，原來自己拍攝的一直都是生活中非常日常的事，就會覺得似乎又沒有什麼好拍的。它不像劇情片那樣，可以用波瀾起伏的方式呈現一些很激烈的矛盾衝突。而且孩子和父母之間的一些衝突又是憋在心裏，是欲説還休的，也不容易呈現。

但是這種紀錄片就是得通過日常細節的累積來完成。它沒有劇本，只有一個大概的出發點和主題，然後主題也一直在變。每到一個階段，我們就在想後面要拍什麼，以及我們到底在講什麼。因此，拍攝的素材量非常大，有時幾百小時的素材才能産出幾十分鐘的成片。

對於我們所拍的人物來説，我們不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只是在他們的生活中出現了幾年而已。對我們來説，拍攝他們的生活卻是我們的工作和事業。因此我們要照顧被拍攝者的情緒，一方面要客觀觀察，一方面要跟他們積極互動，處理一些關係。

而且紀錄片的拍攝不像劇情片一樣，雙方有共同的目標、具體的協作方式，在契約下共同創作。紀錄片拍攝中，被拍攝者只需要真實呈現自己的生活。對於一些家庭來説，他們可能沒有辦法在鏡頭前展示真實的對話、真實的生活場景，也受不了我們長期跟拍。例如在拍攝《冰上時刻》時，我們選擇了6個家庭，最後成片中只有3個家庭。

《少年少年》劇照

我之前拍過孤獨症家庭，拍了一段時間後，對方就不想配合拍攝了。這讓我們前面拍攝的所有素材都作廢了。拍攝的結果對被拍攝者來説是好是壞無法預知。拍攝對象對我們無所求，我們對他們也沒有任何限制的手段和可能。但對我們來説，損失卻是巨大的。所以紀錄片的拍攝充滿了不確定性。這就讓我們要隨時做一些預判，實時跟拍攝對象處理關係。尤其是牽扯到孩子，一些家長會變得非常謹慎、敏感。

就拿《冰上時刻》來説，直到首映禮那天，我才滿懷忐忑地邀請被拍攝家庭來觀看。在首映禮現場，我非常害怕多年以來在拍攝中形成的情誼，會因為一些因素遭到破壞，也怕有些內容對他們的孩子造成不良影響。我們的片子結束了，但他們還要在現實中面對生活。好在他們觀看後，對影片都非常認同。

“月亮和六便士”的問題

《絲路文明》：作為專業從業者，紀錄片不僅是一種職業還是一項事業。但這其中會存在一些非常現實的問題。兩者間如何平衡？

劉漢祥：這是“月亮和六便士”的問題。想把紀錄片做好的導演其實很多，只是好多時候沒有機會和發揮空間。一個行業的發展需要很多人努力。作為創作者，我只能控制自己，希望通過我的努力，讓大家看到一種可能性，即作為紀錄片創作者，我們身邊的事情是可以被拍出來的，而且可以被推向院線。我們應該考慮的是怎樣把身邊的故事、中國的故事講好，然後面向世界。要堅信我們的勞動和努力是可以被大家看到的。作為創作者，就要盡到自己的責任。

《夏日流動影院》劇照

我也希望整個電影行業發展得越來越好，電影的種類越來越多元。只有這樣，一些小成本的片子和紀錄片才有更多的院線空間。而讓紀錄片走入院線，我們要考慮的因素很多。面向國內的市場，首先要有正向的價值輸出。面向世界，要考慮如何讓世界看中國，以及我們能呈現什麼樣的中國故事、進行什麼樣的思考和價值的輸出。

就拿《冰上時刻》來説，它貼近於當下生活、當下的家庭以及家長和孩子的相處方式，許多人因此找到了共鳴。但面向國際，我們還有一條線索，就是講中國幾代人的成才觀，以及教育理念的變化。影片雖然是講冰球運動，但不同程度地涉及了三代人。

冰球是團體類項目，父母在陪著孩子練習的過程中，有時候是拉拉隊成員，有時候是隊友，有時候又是教練和朋友。因此，中國的父母有著非常複雜的身份，這跟國外很不一樣。影片裏牽扯到一個孩子的出國問題，這本來是一件小事情，但成了一家三代人的大事。這不是我把它闡述得複雜，而是植根于當下現實。

《絲路文明》：中國紀錄片和國外紀錄片的差距在哪，如何彌補這種差距？

工作中的劉漢祥

劉漢祥：在莫斯科國際電影節期間，組委會曾對我進行過一個線陳情談。他們談到中國的紀錄片在慢慢地受到關注，品質也越來越高，然後問到國內年輕紀錄片創作者的狀態。

我當時告訴他們，我們現在和國外優秀紀錄片在技術上沒有太多壁壘。目前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意識、觀念要跟上國際水準。另一方面的差距在於國內許多從業者沒有很多機會去實踐和嘗試。實踐非常重要，有時需要拍好幾部作品，才能解決創作中的一個小問題。然後還有資本等方面是否願意接受創作者的創作觀念、創作方法等問題。

從創作者角度來説，無論國內外，我們面臨的題材大同小異。中國紀錄片走出去，我們要嘗試切入的角度能否更加國際化，在處理方式、講述方式上如何跟國際上的優秀紀錄片實現對話。我們不能太保守，但也不能説國際上有什麼方法一定最先進，拿來之後就一定有用。

劉漢祥

《絲路文明》：最近有什麼拍攝計劃？

劉漢祥：我最近還在關注孩子，聚焦于一個我關注多年的公益組織，看他們如何幫助一群孩子“從吃飽到吃好”。紀錄片具有公益屬性，這跟公益組織所做的工作是契合的。（文/《絲路文明》吳軍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