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簡牘——“簡”述千年往事

在紙張發明、普及前，簡牘是中國最普通、最常用的書寫載體。東漢許慎《説文解字》稱：“簡，牒也”，“牘，書版也”。簡牘是古代書寫有文字的竹片或木片的統稱。

甘肅是文物大省，歷史上歷代遺存下來的文物異常豐富。簡牘能在甘肅保存，有賴於歷史和自然條件的因素。20世紀30年代，學術界把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經洞文書、敦煌和居延木簡、故宮明清檔案列為四大發現。20世紀80年代，簡牘研究成為國際顯學，甘肅簡牘在這門顯學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甘肅不僅是近代以來最早發現漢簡的地方，也是百年來出土簡牘最多的地方之一。

甘肅簡牘基本情況

甘肅簡牘以秦漢簡為主，出土數量達7萬枚，大體由5部分構成：

（一）放馬灘秦簡。1986 年 3 月出土于甘肅省天水市北道區（今麥積區）黨川鄉境內的放馬灘一號秦墓。竹簡按形制可分為甲乙兩種。

放馬灘秦簡的主要內容是古人選擇時日吉兇的《日書》。甲種簡內容單一；乙種簡內容較複雜，除部分內容與目前已公佈各批《日書》基本相同或大體類似外，尚有大量篇幅為其他《日書》所未見，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放馬灘秦簡以日數、時數占卜疾病、盜賊，以十二律配三十六禽占卜疾病等占卜術，大大豐富了我們對於秦漢時期術數體系的認識；有關二十八宿距度的記錄，是我們研究古代天文曆法的珍貴原始資料；有關十二律數、生律法的記載、表述比《呂氏春秋》等典籍中的相關內容更明確，為我們最終解決早期音律學中聲律次序究竟為“先益後損”還是“先損後益”等問題提供了可靠的證據。

（二）居延漢簡。居延地區指黑河中下游地區，位於今甘肅省金塔縣和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屬漢代張掖郡居延都尉府和肩水都尉府管轄。近百年來居延地區出土了3萬餘枚漢代簡牘。具體出土地點有30處左右，大都是長城烽燧、城鄣、關卡遺址。

居延漢簡的內容主要是與軍事、政治活動相關的漢代屯戍文書，也有和地方行政及社會、經濟相關的其他文書，以及個別文獻典籍。居延簡牘內涵豐富，除了漢簡外，還有個別西晉簡牘。如：1982年8月在甲渠候官遺址塢墻外層土坯夾縫中就曾出土一枚晉武帝“大（太）康四年”紀年簡。這枚西晉簡的出土，證明了居延地區有魏晉遺存存在和中原王朝經略古居延地區的延續性，有特殊的學術價值。

（三）敦煌漢簡。它是1907年以來在今酒泉境內的敦煌、瓜州、玉門、金塔北部漢晉邊塞及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的總稱，由於其中漢簡佔絕大多數，故經常被學界概稱為“敦煌漢簡”。

從內容、性質來説，敦煌漢晉簡牘與居延漢簡基本一致，同是當時邊疆地區軍事屯戍的遺物。從出土地來説，主要出土于疏勒河沿岸長城烽燧遺址，其中大部分烽燧屬漢代敦煌郡管轄，小部分屬酒泉郡。敦煌漢晉簡牘的出土，豐富了我們對漢晉邊疆軍事屯戍和河西歷史地理的認識。與作為軍事重鎮的居延相比，敦煌還具有交通要道的特殊地位，其簡牘不僅代表了邊塞防禦制度的一般概況，還較多地反映了中原王朝與西域各國的關係，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情況，意義非常特殊。

1990年—1992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懸泉置遺址發掘木簡35000多枚，有字簡23000多枚，內容多為郵驛資料和中西交通方面的記載，學界稱之為“敦煌懸泉漢簡”。懸泉漢簡以木質為主，竹質極少，按形制可分為簡、牘、觚、兩行、封檢、削衣等六種。字體有隸書、草書和半隸半草的草隸體，及習字者所書的小篆和早期楷體字。懸泉漢簡的數量、內容和發掘工作的科學化、規範化都可推為近百年西北簡牘之最。懸泉漢簡的發掘拓寬了漢代郵驛制度、漢羌關係和中西交通研究的視野和思路，對進一步深入研究兩漢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交通、民族、文化、習俗等至為重要。

（四）武威漢晉簡。從1945年武威剌麻灣木簡出土至今，武威已近十次發現漢晉簡牘，總計600余枚，其中主要有“儀禮簡”“王杖詔書令”“武威醫簡”等對推動學術研究有極大意義的簡牘材料。主要有：1.剌麻灣木簡。1945年11月夏鼐、閻文儒在武威縣（今涼州區）南剌麻灣掘得有字木簡7 枚。2.磨嘴子6號漢墓簡。1959年7月甘肅省博物館發掘位於武威縣新華鄉纏山村磨咀子的6號漢墓，出土簡牘近500枚。這批簡牘是西漢後期之物，主要內容是《儀禮》的部分篇章。武威儀禮簡的出土和整理是中國歷史文獻學在二十世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3.磨嘴子18號漢墓“王杖十簡”。在該墓出土了松木簡10枚。墨書隸體，字跡清晰，內容即是漢代養老尊老、尊禮高年“受王杖者”的規定，故被稱為“王杖十簡”。4.磨嘴子徵集漢簡“王杖詔書令”。內容類似“告地冊”，與秦漢時期的神秘主義文化有關。5.旱灘坡19號晉墓木牘。這批簡牘應是東漢初年之物，內容主要是律令條文，其中有些律文與優撫高年、保障農時、度田有關。

武威簡牘數量雖然不是很多，但在數以萬計的甘肅簡牘中卻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這除了與其學術、文化價值有關外，還與其特點有關。武威出土簡牘主要是隨葬用的墓葬簡，為喪葬目的而有意埋藏的墓葬簡，其出土簡牘歷時豐富，跨越的時代較多。武威簡牘包含有較豐富的語言材料，除有漢語材料外，還有西夏文等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材料。

（五）其他甘肅簡牘。是指甘肅其他地方零星出土的簡牘，主要有：1.甘谷漢簡。1971年12月出土于甘谷縣的一座東漢墓中。松質木簡共23 枚。簡正面抄錄正文，墨書隸體。現存簡文 964 字，內容為東漢桓帝延熹元年（西元158年）宗正劉櫃因為宗室特殊權益不斷受侵而上報皇帝的奏書，而後又以詔書形式于次年頒行天下，要全國一體遵行。甘谷漢簡雖有殘斷，但首尾基本完整，反映了東漢後期宗室貴族和地方豪強官吏之間的矛盾。2.永昌水泉子漢簡。2008年出土于甘肅永昌縣紅山窯鄉水泉子漢墓群M5。經初步整理，簡牘較為完整者700多枚，連同殘損嚴重的殘片大約1400枚。水泉子漢簡的主要內容是七言本《倉頡篇》和《日書》。3.臨澤黃家灣晉簡。臨澤黃家灣晉簡于2010年出土于張掖市臨澤縣，有37枚，是一份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間對一起“兄弟爭田”民事案件的審理記錄，完整記述了一次民事經濟糾紛案件的審理過程。簡文內容涉及漢晉時期的佔田制度、家庭與宗法制度、佔物入官制度等若干經濟史問題，對於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經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4.玉門花海晉簡。2002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玉門花海鄉畢家潭五涼十六國墓地發掘，出土木牘9枚，內容為衣物疏。

甘肅簡牘的價值

甘肅簡牘是秦漢時期的原始檔案，幾乎涉及人類文明、文化的各個層面，既有兩千年前的文獻典籍，又是古人孝文化、宗教文化、交通文化、飲食文化、醫藥文化、書法文化的體現。甘肅簡牘的價值主要有以下5個方面：

1.補史、證史、正史價值

甘肅簡牘儘管歷史久遠，很多殘缺不全，但是它們作為當時政治、經濟、社會活動的真實記錄，呈現了當時社會的原貌，具有補史、證史和正史價值。首先，甘肅簡牘可以補充歷史文獻記錄的不足。如1974年出土的居延漢簡《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令》，是一份追查西漢廣陵王劉胥集團謀反案的協查令，所記載的內容與《漢書》記載基本一致。但《漢書》內容很簡略，而簡牘則有較大補充，提供了追捕涉案人員的細節及廣陵王集團成員與蓋長公主集團成員之間的某些聯繫，為我們研究西漢中期上層政治集團內部的競爭提供了新的線索。其次，甘肅簡牘印證了傳世文獻所記載的某些歷史事實。如20世紀初，王國維的《殷先公先王考》《殷先公先王績考》等就利用簡牘材料證明了《史記·殷本紀》的準確性。20世紀晚期學術界利用新出郭店楚簡《緇衣》證明了今本《禮記》的可靠性，大大推動了近二十年儒學史、思想史研究的新步伐。第三，甘肅簡牘可以修正某些史書的記載。今天我們看到的漢晉史籍，大都經過了兩千多年的流傳，受書寫者個人觀念及輾轉傳抄的影響，部分內容存在錯論在所難免，我們可利用漢晉時期的原始檔案去糾正古籍錯論。

2.文獻學價值

中國古代，尤其是紙質文獻出現之前的文獻形態、書籍形態，是文獻學的重要研究對象。簡牘作為魏晉之前最普遍的書寫載體，顯然具有至為重要的文獻學價值。甘肅簡牘內容豐富，有官方文書、私人信件、法律檔案，更有《儀禮》《論證》《孝經》等書籍材料，最大程度保存了漢代簡冊書籍的原貌，對於我們了解古代的簡冊制度、書籍制度，認識古代文獻，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甘肅簡牘中最為系統的書籍無疑是武威磨嘴子18號漢墓出土的《儀禮》簡，該批簡牘涉及七篇《儀禮》材料，它們的內容以及編寫、書寫、削改、題記方式都為我們了解古代書籍制度提供了珍貴資料。居延漢簡主要出土于邊塞候望、關卡遺址，其中也仍有不少書籍簡，如鑒別刀劍優劣的專著《相利善劍刀》，很可能就是漢代《相寶劍刀》的部分抄本。另外，還有《算數書》《九九表》、醫藥方、《倉頡篇》《急就篇》《論證》等書籍簡以及各種形式的“歷書”“干支表”等，都為文獻學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資料。

3.檔案學價值

相當一部分甘肅漢簡在漢代即是作為檔案保存的。河西屯戍漢簡中有一種被稱“楬”的簡牘，頂端被削尖並涂以黑色或畫上網格紋，中間穿孔，有的孔中還係有麻繩，這些楬即是挂于笥上以提示笥中物品的標簽。通過這些標簽上書寫的“建昭二年十月書三年九月吏受府記”“鴻嘉二年五月以夠吏會入官刺”等文字，我們可以知道這些標簽所繫連的笥中存放的物品正是甲渠候官這一機構中的文書檔案，標簽起到了對檔案分類、標識以便核查的作用。而甲渠候官簡牘中的一些出土于灰坑且明顯被火焚燒過的簡牘則很可能反映了當時的定期檔案銷毀制度。通過這些，我們不僅可以了解漢代的基層行政、社會風貌，更可以了解漢代的檔案形成、保管、銷毀的細節，這無疑可以補充我們對中國古代檔案史的研究。

4.文字學價值

漢字形體的演變是文字學尤其是古文字學的重要內容。在文字研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各時期的文字材料不能夠互相佐證。而數以萬計的甘肅簡牘無疑為我們提供大量各具特色的漢代文字資料，從而有力地推動漢代隸書及早期草書文字的研究。漢字是一套比較完整的符號系統，其成熟不晚于商代，到今天至少已有三四千年的歷史。在這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漢字的形體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化，總體趨勢是形體由多變到穩定，筆畫由繁到簡，書寫由隨意到定型，逐漸走向成熟和穩定。漢字分為古文字和今文字兩個階段：大體來説，漢代以前為古文字階段，漢代以後為今文字階段。漢代處於兩個階段的交替過程中，主要字體為隸書，輔助有草書和行書。通過對甘肅簡牘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漢字形體演變的軌跡——篆、隸、草、行、楷。漢簡書法承上啟下，在中國文字變化較大的漢代完成了漢古文字的改造，開啟了後世的草、行、楷書等字體。

5.書法價值

漢字是方塊形體，有基本固定的筆畫組合，但書寫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習慣，改變形體結構，自然形成不同的風格，這就有了書法，並逐漸形成為一門藝術。漢代的書法作品，由於年代久遠，絕大多數早已失傳，我們只能從碑刻、題字及殘留的比卷中，看到它的風采，從文獻記載的描述中，想像它的風格。甘肅簡牘反映了當時文字的演變和書寫水準，真實地保留了當時的原貌，通過對漢簡的研究，我們可以了解漢代書法演變的情況。

甘肅簡牘記錄了漢晉時期西北地區的璀璨文明和當地居民生産、生活的點滴細節，是研究西北史、秦漢史的重要資料，並深刻影響了一個世紀以來的學術研究。目前發現的甘肅簡牘，從時間上看，貫穿秦、西漢、新莽、東漢、西晉、十六國前涼、唐、宋、西夏、元等時代；從語言文字看，既有漢語，又有佉盧文、粟特文、婆羅米文、吐蕃文、西夏文等；從出土地點看，既有墓葬簡，又有遺址簡，其中遺址的性質也豐富多樣，不僅有居延、敦煌那樣的屯戍烽燧遺址，也有懸泉置、肩水金關那樣的郵驛、關卡遺址；從具體內容看，既有各種行政文書，也有《儀禮》《論語》《倉頡篇》等文化典籍，及《日書》《遣冊》、藥方等反映民間神秘主義文化和社會生活禮俗的資料。這種時代、語言、內容的多樣性，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出土簡牘中是絕無僅有的。根據現有資料,甘肅有秦、漢、晉、唐、西夏五個時代的竹木簡牘6萬餘枚。一個世紀以來這片神奇土地上出土的眾多簡牘，真實而生動地記錄了歷史長河中的朵朵浪花，既有大漠孤煙、絲路駝鈴，也含禮儀信仰、衣食住行。作為研究古代西北文化和秦漢魏晉歷史的重要資料，其形成了甘肅古代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一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寶藏。

本報特約撰稿人 梁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