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全世界背過身去 書依然平等待你

推薦理由：本書精選白岩松、周國平、劉震雲、馬未都、陳魯豫、武志紅、李昌鈺等國內一線文化思想名家的演講實錄，聚焦求學、擇業、責任、情感、心理等與青年人密切相關的主題，分享各自的成長經歷與生命感悟，是一部面向當代青年的優質人生指南。內容極富感召力和傳播性。

回望一下我自己的人生書架，或者説我的人生目錄。10歲以前，對我最重要的一本書是《新華字典》；10—20歲對我最重要的一本書是《朦朧詩選》；20—30歲對我最重要的一套書是長篇歷史小説《曾國藩》；30—40歲對我最重要的是老子的《道德經》；40—50歲對我最重要的是為學生們看的書，因為我已經開始帶研究生；50—60歲對我最重要的書，還沒有答案，我猜測有可能是正在重讀的《紅樓夢》。

這份書單中的前四種，在以前的聊天中也經常提及，但是今天想換一個角度解讀它們。

首先説《新華字典》，如果沒有《新華字典》，我們走不進浩如煙海的漢字世界。這個答案其實有點兒像抖機靈。但是，當我總聽到有人抱怨“中國人怎麼不讀書”的時候，經常會反問一句：“中國人什麼時候讀過書啊？”

新中國成立前，我們國家的文盲率超過80%，相當一部分文化傳承是靠爺爺奶奶講的故事、戲班子走街串巷的演出、説書人的講讀。民國時期發行量很大的報紙《大公報》，1938年的發行量也不過七八萬份，因為識字的人不多。因此，新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取得了兩個巨大的進步：一是男女平等，二是“深抓猛抓”的掃盲運動，連陳毅都當過掃盲委員會的會長。20世紀60年代，中文拼音的大力推廣，對掃盲運動起到了繼續深化的作用。

想想看，一個文盲率曾經超過80%的民族，到現在為止，青壯年文盲率已經低於2%，國民文盲率已經低於5%。這是一個多麼巨大的飛躍。只有當文盲越來越少的時候，全民閱讀才成為一種可能。

在河南這片土地上，能看到很多文物。殷商時期，老祖宗把漢字刻在龜背上，這些甲骨也是在河南安陽出土的。作為一個中國人，不讀書去哪兒感受漢字之美？漢字是象形文字：眼睛死了就念“盲”；心死了就念“忙”；在這片很重家庭觀念的土地上，家裏有女兒，有兒子，就湊成一個“好”字。除了中國，全世界都找不到這樣優美的表意文字。

更重要的是，漢字有其組合之美。我經常告訴我的學生，要認真對待寫作，要有字斟句酌的“潔癖”，因為你的每一次寫作都是在“重新發明”中文。“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短短二十個字，無一生僻，但組合在一起，是千古名篇。這就是讀書的一個重要理由，讀自己的母語最美的內涵。

接下來，到了第二本書《朦朧詩選》。有本書叫《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我的十八歲給了我一個樂隊和一本詩集。那個樂隊曾在1986年5月登上北京工人體育館的舞臺，主唱崔健唱了一首《一無所有》；那本詩集是《朦朧詩選》。一個人年輕的時候遭遇什麼，什麼就有可能深深地改變你的一生。我很慶倖我在十八歲的時候與它們相逢，由此得到了一種全新的人生態度，全新的價值觀。

比如“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我只想做一個人”，比如“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再比如“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仿佛永遠分離，卻又終身相依”。直到今天，這一切仍在我內心深處。年紀越大，十八歲對我的影響越清晰。

這就是我選出這本書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今天我要通過自己的“十八歲之書”反問在座的各位：你的青年時代也有這樣一本書嗎？它塑造你、改變你了嗎？

再來説20—30歲的《曾國藩》。1993年，我二十五歲，開始做《東方之子》節目主持人。在我前面，沒有可模倣的對象，因為我們是第一撥新聞主持。面對我要採訪的每一位“東方之子”，一個二十五歲的年輕人自然還是困惑的：我該問什麼樣的問題？人是什麼？人性是什麼？

剛做了幾個月的《東方之子》主持人，我的製片人時間（他的名字就叫時間）推薦給我一套他自己正在讀的書《曾國藩》，上中下三卷。我斷斷續續用了一兩個月的時間把它讀完。永遠記得我將最後幾十頁看完的那個下午，捨不得告別，太陽照在我當時住的那間半地下室的墻上，光影不斷變化，直到完全落山。

那個下午為什麼令我印象深刻？因為二十五歲的我，讀懂了人性之複雜，從而改變了很多觀念。我不再把人簡單地分為“好人”和“壞人”，書裏的每個人似乎都是好中有壞，壞中有好。閱讀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讀懂人性的複雜。當你真的讀懂了，未來的路就好走了。

到了我30—40歲之間……誰説男性沒有更年期？可能我的更年期來得比較早。這個時候，所謂“小有成就”，內心卻越來越惶恐：我是誰？我從哪兒來？我要去哪兒？什麼是成功？成功重要嗎？成功之後又是什麼？……這些問題開始迎面襲來，而且沒有答案。我很慶倖，這個階段我遇到了我的生命之書《道德經》。

為什麼叫生命之書？

我覺得人到了一定的歲數，一定要有一本時常翻閱且常讀常新的書。它可以在你迷茫不已的時候，幫助你答疑解惑；在你歲月靜好的時候，提醒你未雨綢繆。

對於西方人來説，他們的生命之書可能是《聖經》；對於阿拉伯世界的人來説，他們的生命之書可能是《古蘭經》；對於信仰佛教的人來説，他們的生命之書也許是《心經》《金剛經》。

我們的生命之書是什麼？是《論語》？是《紅樓夢》？抑或是有些人所推崇的《厚黑學》？都有可能。

我幸運地遇到了《道德經》，它解決了我的很多問題並在繼續解決著我的問題。比如，當我在某些事情上“成了”，可能會産生一種驕傲自滿的情緒。可是《道德經》告訴我：最遼闊的水域是江和海，因為它位於低處。海納百川嘛。於是我會突然明白，自己應該從一種“高”的狀態，回歸到一個“低”的位置。

再比如《道德經》告訴我：人活著的時候身體是柔軟的，死亡之後就僵硬了；草木在生命旺盛的時候是鮮嫩的，一捏都能出水兒，死亡之後就乾枯了。因此，強硬是死的資訊，柔軟是生的信號。懂得了這一點，你還會像年輕氣盛時那樣，時時處處呈現一種強硬的姿態嗎？《道德經》之所以是“生命之書”，因為它可以不斷地給我答案。

到了40—50歲之間，我無法單獨列出某一本“生命之書”了。在這個階段，我更多的是陪學生看書，引領他們閱讀。平時我不給別人開書單，因為沒法開。我不知道你當下的需求是什麼，困惑是什麼。但是，帶學生總要開書單。也正是在這十年，為學生開書單、領著學生看書的過程中，我越發感受到了大學校園裏的很多問題。

現在中國的閱讀問題不是不讀書，而是原本該讀書的人不怎麼讀書了，比如大學生，甚至大學的老師；而原本“不該”讀書的人──最廣泛的普通民眾，在網際網路的內容普及之下開始閱讀文字了，且不説閱讀的內容是什麼。

我帶的研究生都來自非常好的學校，每屆十一個學生，學制兩年。除了每月要上一天課之外，其餘的重要學習內容就是按照我給他們開的書單去讀書、寫書評、評書評。每月至少讀三本書，認真看，不能偷懶。這些名校生經常為此叫苦不迭。我説過這樣一句話：“我怎麼覺得你們是高中畢業直接上的研究生呢？”這句話的潛臺詞是，我認為這些大學生在本科階段該有的閱讀訓練沒有完成。

一個月讀三本書就很辛苦嗎？在國外，像耶魯、哈佛這樣的大學，文科的研究生一年不讀一二百本書過不了關。英國的文科本科教學中，每學期都有閱讀周。這一週，什麼課都不上，就是按老師開的書單去讀書，下周回來就考試。大學老師，尤其是文科老師，除了正常的課堂授課，相當重要的教學內容就是給學生開書單，引領學生去讀書。

如果我們的老師都不怎麼讀書了，孩子們怎麼會讀書呢？從小學讀到大學乃至讀研究生，其實，受教育的過程就是一個被某種壓力驅趕著讀書的過程。如果一個人在上學期間沒有養成讀書的習慣，指望他走出校園以後開始愛讀書，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學階段是要完成基礎的閱讀任務的，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必讀書目。就像我跟夫人結婚後，兩人打開各自的書箱一看，幾乎大半的書都是一樣的，因為它們是必讀書。

在我們那個年代，不要説尼采、薩特、叔本華等人的作品，像《傅雷家書》《美的歷程》、代表當時前沿思考的“走向未來叢書”和“走向世界叢書”，等等，我們都是讀過的。那個時代如果不讀書，想談戀愛的可能性都不大。一個男孩聊不了這些，哪個女孩會理你？

最後，50—60歲期間，對我來説最重要的書可能是《紅樓夢》。大學畢業那一年，我認真地讀過一遍《紅樓夢》，最近是在重讀。

關於重讀，我想多談一點感受。我在二十五歲那年第一次讀《曾國藩》，時隔二十四年又重讀了一遍，發現了一個有趣的事實：書裏的大部分細節我都忘了，就像很多人抱怨自己“看完書記不住”一樣，但讓我欣慰的是，二十多年來，我已經是那本書中所呈現的道理和價值觀的踐行者了。它已經改變和塑造了我。

《紅樓夢》具有同樣的概念，我在重讀的時候，感受跟原來完全不同。《紅樓夢》的核心不是寶黛之戀，不是風花雪月的故事，它的核心蘊藏在“葬花”這個細節之中：看萬紫千紅開遍，轉眼間，誰關心落花流水？這是一個生命的大迴圈，週而复始。紅樓為什麼是場夢？到了50—60歲這個年齡，才具備了深讀《紅樓夢》的基底，而且也的確要細讀《紅樓夢》了，這也是生命自身的需要。

通過解讀這樣一份生命書單，梳理了我自己的心靈成長之路。同時與各位年輕的朋友分享：讓自己在人生的每個階段都有所學，有所悟，從拿得起，到放得下，再到想得開──這是我們讀書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