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故事：村支書吉章娃“執掌”晨鐘村的43年

編者按：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項重大戰略，是關係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全局性、歷史性任務，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 。為全面展現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陜西農業農村發展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生動講述陜西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程中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精彩故事，由中共陜西省委網信辦、陜西省農業農村廳和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中國網）聯合主辦，中國網絲路中國頻道承辦，推出“春風又拂面 鄉村振興正當時——讓世界傾聽陜西聲音”主題宣傳活動，向新中國成立70週年獻禮。

1971年，21歲的吉章娃當上了韓城晨鐘村的幹部，那時候村民還在為溫飽焦心；2019年，在吉章娃做了43年晨鐘村黨支部書記後，村子年總産值已經超過五億元。

吉章娃“執掌”晨鐘村這43年，參與並見證了晨鐘村集體經濟從無到有的風雨歷程，同時也經歷了晨鐘村發展歷史的各個階段。

吉章娃向記者講述晨鐘村的發展故事。賀冬鵬/攝

集體經濟誕生出億萬村莊

“村民曾經有兩次把金塔賓館門堵了不讓開飯，要求支書和村長回答他們的問題。”坐在會議室凳子上接受記者採訪的晨鐘村黨委書記吉章娃，説起48年來他當村幹部期間與村民發生的最大一次衝突時，語氣仍微微有些激動。

晨鐘村，地處陜西省韓城市新老城區結合部，下轄9個村民小組共3218人。2018年，村辦企業置業集團下屬企業達到18家，産值4.5億元。全村總産值達到6.3億元，村民每人平均純收入達到26000元，是遠近聞名的富裕村。

晨鐘村亮眼的成績並非一蹴而就，而是歷經了幾十年集體經濟的漫長積累。

“1979年的時候，我們是100斤面、10斤油、100塊錢起家的，一毛錢一個的油糕在第一個月就給村上掙了400塊錢。”第一家小作坊生意的成功，激勵了晨鐘村村民的信心，也挑動了吉章娃帶領村民發展村辦企業的熱情。

從開辦全縣首家村辦甜食店起步，吉章娃領著村級班子開展一系列小型村辦企業的創建，相繼成立了食堂、麵粉廠、機磚廠等企業，這是晨鐘村集體經濟的初級階段。1984年，韓城建設新城區，緊挨著新城區的晨鐘村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吉章娃便帶著村上幹部組建了建築隊，一天一人補助1塊5毛錢，一年就給村上掙了近7000塊。逐漸地，村子先後成立了建築公司、房地産開發公司、金塔賓館等企業。

“當時我們高興得很！”吉章娃説，村幹部牽頭帶動村辦企業逐步發展，到上世紀90年代末，企業滾雪球式發展積累資産已經到2千萬左右，然而村上每年給村民一個人只有象徵性的10塊錢。

於是晨鐘村便爆發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政企與村民之間的矛盾衝突，村民佔了金塔賓館的大廳要求分配資産。

“當時啊，村辦企業産權不清，再者政企不分，老百姓沒有直接利益，他們就干擾企業。”吉章娃説，那時候他意識到，該是轉變的時候了。

2003年，晨鐘村對村辦企業進行了産權制度改革。

一是組建集團公司。通過清産核資和資産評估，摸清家底，整合組建晨鐘置業集團，村集體企業作為置業集團的子公司。二是完善管理制度。實行企業、村務分開，公司按照現代企業制度運作。三是明確收益方式。村民通過持有置業集團股份進行分紅，實現收益。

其中股份主要分為四部分，第一是贈送股份。置業集團30%股份，贈送給全體村民。第二是配送股份。置業集團20%股份由村民一配一購買。第三是村上持股。村委會持有置業集團40%股份，由村農工商總公司代表村委會持股；分紅主要用於全村公益事業和公共事務辦理。第四是經營股份。置業集團10%股份由企業管理人員和企業職工一配一購買。企業改制後，解決了産權不清、政企不分、融資不暢等問題。通過改革，村民收到了實質性的收益。

主動改制集體企業，對晨鐘村來説意義重大。不僅核清村集體資産，並且也建立了村民與村幹部之間的信任。

“通過清産核資村民們心裏立馬明清了，原來這多少年村幹部給咱積累了這麼多的錢，從那以後再也沒有人不願意。”吉章娃説當時有些村民自發敲鑼打鼓來領錢，拉著的橫幅上寫著“慶晨鐘産權改革成功”。

以村促企，以企帶村。多年來村民從不理解到理解，吉章娃從一開始就堅持的集體經濟道路早已開花落地，滿地芬芳。

“爛桿村”翻身 發展集體經濟

現在的晨鐘村早已成為一個遠近聞名的富裕村，寬敞靚麗的村民委員會裏面配套的辦事大廳和各級辦公區域也十分完善。

晨鐘村村民委員會大門。賀冬鵬/攝

在幾十年前，晨鐘村發展也同樣艱難，甚至吃不飽飯，被譏諷為“欄杆村”。

1971年，同全國大多數農村一樣，晨鐘村農業發展落後，村民生活捉襟見肘。更為特殊的是，晨鐘村處於韓城市新老城結合部，有發展農業的基礎，也有城市化的潛質。

“當時主要問題是好多人心不在集體、不在農業。”吉章娃説話時皺著眉頭，他表示當時村上的男勞力已經開始不種地了。

1976年村上推廣了一種新的種植技術，小麥收割後要快速滅茬以保證玉米苗儘快長出來，但當時在地裏幹活的“凈是婦女”，男勞力卻在家開小作坊搞起了“副業”。

剛當上書記的吉章娃決心要改變現狀。於是，他帶著新組建起來的領導班子收了村民的製作工具開始主抓農業生産，由村長帶頭一人包辦一個點。那時的晨鐘村，幹部和社員一起開會、一起勞動、一塊兒學習，至改革開放前，晨鐘村的農業發展已經走在所屬公社前列。

隨著社會制度的不斷完善，1978年韓城市部分村民小組開始實施包乾責任制，至1982年晨鐘村徹底實行了生産責任制。之後，晨鐘村村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下子解決了過去的溫飽問題。

村民生活向好，但吉章娃卻開心不起來：“生産責任制實行以後，大家都各幹各的，要幹部幹什麼？”

他説，晨鐘村當時出現三種傾向：集體經濟的空殼化；村級組織的弱化；貧富差距的分化。接下來的路要怎麼走？這是擺在吉章娃眼前的一個大問題。

吉章娃與村幹部協商決定，仍然堅持走發展集體經濟共同富裕的道路，並制定了配套的“三不準”保障機制：不準挪借集體資金；不準承包本村企業；幹部不準有第二職業。該政策的制定，既解決了村幹部“近水樓臺先得月”自己賺錢的問題，也為村幹部一心發展集體經濟提供了制度要求。

“這三條的制定，保證了村上幾十年的穩定和一心一意走發展集體經濟的道路。”吉章娃如是説。

“走上村幹部這條路就沒有回頭路”

1986年，《晨鐘村經營管理條例》制定，內容有對村級事務，包括人口、戶口、分紅、土地等問題的處理意見。2000年，在此基礎上，在全體村民參與下，由村民代表大會決議形成了《村務事務規範化管理章程》。

該章程的制定，不僅促進了晨鐘村各級組織、各項事務規範有序運作，而且這一整套科學完善的規章制度首開韓城村級制度建設先河。

晨鐘村自辦刊物與管理章程。陳榮/攝

“老百姓有次拿章程摳字眼跟幹部説話，説明他對這個章程非常認可，章程的制定把幹部的隨意性變成規範化。”

“實際上，鄉村振興的核心問題就是幹部班子。”吉章娃認為，想要當好幹部，不僅要能“一碗水端平”，章程就是村幹部端平水碗的“法寶”，還要有“打鐵還需自身硬”的思想覺悟。

吉章娃一開始並不想當村幹部，他説一般人不當幹部。那時候在村上當幹部就意味著整天領導大家在地裏頭幹，不能自己搞副業，結果就是沒有錢。“幹一年掙幾十塊錢，糧食一買就沒錢了，看病都看不起。”

“但是，這種事壓在身上就得好好幹，走上那條路就沒有回頭路。”吉章娃説當村上幹部就要有帶領大家發展的決心。

他表示，經過産權改革，晨鐘村村民對村上領導班子十分信任，但面對很多大的決策和困難時，大家其實都在看著自己。而他只堅持一個想法：“當幹部目標定下以後只有一行字——堅持下去不退縮，總會達到。”

在吉章娃的堅持下，不斷適應當下發展階段的《村務事務規範化管理章程》開始了第三次的修訂過程。這次修訂，新增了鄉風民約、精神建設、家庭道德等內容。

在對未來的規劃上，吉章娃説要按照高標準建設的思路發展農業，並且要引導村民的就業意識，而精神文明建設將是下一步規劃的重點。

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展現給世人的不僅是億萬集體經濟的晨鐘，更是一個鄉風文明的新晨鐘。（陳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