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檢查變“拆臺”一次“迎檢”花掉20萬

編者按：精準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三大攻堅戰之一，各級政府卯足了勁加油幹，一塊塊硬骨頭正在啃下來。但是，越是攻堅期，越要實打實，堅持問題導向，把好事辦好。近段時間以來，一些地區反映，頻繁填表報數、迎評迎檢、陪會參會等扶貧領域的一些做法，，耗費了基層幹部大量精力，干擾了基層脫貧攻堅工作。一些幹部群眾呼籲，少一些形式主義扶貧，多一些走村串戶服務。

最近，內蒙古自治區一個旗上下氣氛緊張，由於在上次檢查評比中排名靠後，旗委書記已被約談做檢討，而本月末又將迎來新一輪檢查，如果第二次排在後五名，他的上級領導將直接被問責，“迎檢”已成全旗頭等大事。

為推動脫貧攻堅工作，自治區於今年9月啟動了全區脫貧攻堅交叉檢查工作，各旗縣抽出20人左右的檢查組，對貧困旗縣進行交叉檢查。在半年時間內，這個旗除了要接受2次全區“大檢”，還要接受專項審計、巡視、盟市抽查3次“小檢”。開展檢查評比的初衷是為了推動工作，但次數過於頻繁、操作與實際脫節、問責壓力過大，扶貧檢查在基層走了形、變了味。

各顯神通“上手段”

互相檢查變“互相拆臺”

近段時間，這個旗把上千名幹部派到村裏，他們負責完善扶貧手冊，教老鄉回答問題。有的幹部囑咐貧困戶記住他的名字，一旦問到誰誰有沒有來，可得説實話。“你説認識我，我就幫你搭牛棚。”

他們對上次評比心有餘悸。這個旗的扶貧辦主任説，另一旗檢查組來“交叉檢”時明顯帶著火藥味兒：“這次檢查就是要旗縣間互相監督的，給你們打了低分別埋怨。”在資訊不對稱、不透明的情況下，只有盡可能把對方旗縣的分數壓低，才能防範自己不被排在後幾名。

為了排名靠前，有的地方想盡辦法“上手段”。因為調查問卷中有一項群眾滿意度測評，檢查組當天抽完需要入戶的村子後，幹部們連夜給需要入戶的貧困戶發錢。有的地方千方百計做上級工作，打聽別的旗縣分數，這個旗把給其他旗縣的評分剛交自治區有關方面，相關旗縣就打來電話質問為啥打分不高。有的地方儘量在規定時間內最後一個交卷，待摸清其他地方的分數後，想辦法提高一下分數。

如此“交叉檢查”，已造成一些盟市、旗縣、部門間的隔閡。上次該旗檢查打分的另一個旗，恰巧11月份也來交叉審計，審計組便明顯“鬧情緒”，毫不客氣給該旗打了低分，根本沒有充分考慮實際扶貧工作成效。“檢查結果涉及考核問責，高壓之下，有的地方難免用一些手段，嚴重違背了檢查工作的初衷。”該旗一位分管扶貧的領導幹部憂慮地説。

一次“迎檢”花掉20萬

無效評比勞民傷財

扶貧本是件十分具體、客觀的工作，但一些幹部反映，評比分數帶著明顯的主觀傾向，未能真實反映扶貧效果。

測評分值包括60分精準識別與退出過程，20分群眾認可度，20分教育、健康、産業等扶貧措施。該旗的扶貧幹部坦言，這樣的測評體系多依託于檢查大量的表格是否填寫完整，側重於工作程式，較難反映出當地扶貧工作的重點、優勢、可持續的脫貧措施，也容易引導基層把功夫下到建檔立卡上，相對忽視了基礎建設和産業發展。“我們旗有些産業扶貧舉措還曾當作典型推廣，而在評比中根本沒有體現出來。”

事實上，打分極易受到人為干擾。根據當地的評比要求，若群眾對幫扶工作滿意度為85%及以下，群眾認可度一欄直接就記成零分。有的蒙古族群眾不懂漢語，檢查組在問有關問題時，因為根本沒有聽懂便搖了搖頭。還有的檢查組問“包聯幹部來過嗎？”，牧民們連“包聯”兩個字是啥意思都不明白，只好搖頭。檢查組便據此判定為群眾不滿意。工作人員確實沒有時間和精力來聽解釋，他們三天要入四百多戶，一個人每天得走訪十幾戶，只好按部就班地提問，答對了加分，答錯了減分。

從實際情況看，評比檢查有些勞民傷財。哪個地方“迎檢”，都要做展板、拉橫幅、準備各種材料和辦公用品，還得好吃好住好招待。這個旗一位幹部透露，上次為迎接另一個旗縣來交叉檢查，全旗花在培訓、差旅費、接待費上共計20萬元，這20萬元至少夠給20個貧困戶每家買頭牛了。倘若是實事求是的暗訪，哪能花這麼多冤枉錢？

基層扶貧幹部因頻繁“迎檢”身心俱疲。該旗一位駐村幹部説，這一年自己就顧著“迎檢”和整改了，除了大的交叉互檢還有各種小檢查，11月份當地就要接待三批檢查團，巡視組扶貧專項檢查、扶貧交叉審計檢查、市紀委扶貧檢查，扶貧幹部們天天疲於往這些人的駐地跑，一會兒調這個人過來，一會兒調那個人過來，一會兒要這個材料，一會兒要那個材料。為了準備檢查材料和迎接檢查，經常開會到晚上十一二點，根本沒有時間走村入戶。這位駐村幹部坦言：“最近30天裏我只有2個晚上沒會。”

“虛功”太多脫不了貧

考評要問責和激勵並重

內蒙古這個旗的檢查評比“怪圈”，暴露出當前基層脫貧攻堅工作存在的一些共性問題。

第一，“虛功”過多。內蒙古多地旗縣的基層扶貧幹部反映，他們幾乎用了整年的時間反覆做表格、調整數據、完善表達方式、應付上級檢查。在評比結果問責的巨大壓力下，有的地方大部分精力用在扶貧“虛功”上，反而少有時間為貧困戶解難。

第二，存在重復建設。為了監督考核扶貧幹部有沒有下到基層，還得動用現代化技術手段。比如，扶貧系統內有國家大數據平臺、自治區大數據平臺、市大數據平臺，旗縣也要單獨做大數據平臺，而建一個大數據平臺需要上百萬元。一些基層幹部抱怨説：“當然查崗只是這個大數據平臺的一個功能，還有其他許多關於扶貧的資訊化工作內容，但本該節約資源綜合利用，沒必要燒錢自立門戶。”

第三，“假扶貧”問題。有些地方為了向檢查組交差，按照要求製造了表格，但內容卻不實不真。記者在貧困戶寶山一家的精準扶貧手冊看到，産業扶持一欄寫著幫扶購買兩頭基礎母牛、協調金融扶貧貸款5萬元、種植青貯10畝，並都顯示“已完成”。表格中還顯示政府為該戶危房改造60平方米房子。“沒給我買過牛，也沒給過買牛錢。沒給我協調金融貸款，我家今年根本沒種青貯玉米。危房改造後的房子滿打滿算才35平方米，哪來的60平方米？如果是以後要這樣幫扶我，那也不能寫上‘已完成’了啊？”寶山説。

一些基層幹部呼籲，脫貧攻堅要高壓也需減負，要問責也需激勵，發生在內蒙古某旗的頻繁評比檢查，擾亂了基層扶貧工作的正常節奏，而大範圍的通報批評和約談檢討，也挫傷了一些扶貧幹部的積極性，有必要進行糾偏，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幹實事、見實效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