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貧賬，究竟該咋算(脫貧一線新觀察③)

　圖①：寧強縣毛壩河鎮草川子村78歲的張菊英（右一）在為遊客繡制羌繡産品。
　　   圖②：寧強縣巨亭鎮流溪溝村村民在稱挖到的豬苓。
　　   圖③：寧強縣巨亭鎮流溪溝村食用菌大戶王興華的父母正在翻曬香菇。
　　   黎德華攝

脫貧賬，不能把貧困戶算丟

識別機制固化後難以跟上變化，需要動態調整

找出真正的貧困戶，是脫貧攻堅的基礎。沒有找出貧困戶，扶貧就沒有了準頭。誰是貧困戶，誰不是？誰過去是現在不是了，誰過去不是現在是？這些，都要科學地核算脫貧賬。

精準識別扶貧對象，各地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完善制度設計，做出一系列機制安排，出臺系統的識別辦法，細化工作程式，紮實工作籬笆，為脫貧攻堅取得階段性成果奠定了基礎。

辦法是具體的。在辨識貧困戶的機制安排上，各地都根據當地具體情況，竭盡全力，完善精準識別貧困戶的制度設計。陜西省寧強縣專門制定了《貧困人口建檔立卡銜接工作實施方案》，程式是“兩入戶、兩評議、兩審核、兩公示、一公告”，並在貧困村安排“五牌六檔一圖一簿二冊”、為貧困戶安排“一冊二牌”等檔案資料。

要求是細緻的。內蒙古自治區在9852個有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的嘎查（村）全面推行挂圖作戰法，全面推行“四個清”，即底數清、責任清、辦法清、工作要求清。

寧強縣毛壩河鎮草川子村支書程遠宏説：“一看糧，二看房，三看屋裏有沒有病床，四看家裏有沒有讀書郎。結合辨別貧困戶的制度和算賬，是不是貧困戶，基本上能搞個七七八八。”

辨識貧困戶的效率高不高呢？畢竟，貧困戶的收入是動態的，家庭成員生活的變化是多樣的，識別機制跟不上貧困戶家庭的變化有時是難以避免的。內蒙古自治區扶貧辦副主任青格勒圖坦陳，脫貧攻堅要做到扶持誰底數清，誰來扶責任清，怎麼扶辦法清，如何退要求清。辨識貧困戶如果缺乏動態管理和因應，這些目標就很難精準實現。

但調研中發現，在貧困戶識別上，還出現了一些新問題。

一是辨識制度和機制安排動態管理跟不上。已有的貧困戶識別機制在得到不斷強化的同時，也出現不斷固化的徵兆。隨著時間的推移，就會呈現出辨識效率衰減。

二是幹部對辨識貧困的自信與貧困戶的實際底數不匹配。

內蒙古自治區科左後旗旗委副書記烏力吉説，在辨識貧困戶的安排中，有嚴密和完整的工作機制，有大量的駐村幹部和包點、挂片、幫扶幹部入戶，這是幹部辨識貧困戶的底氣。

調研中，記者發現兩組有説服力的數據，説明貧困戶的實際底數還需要更精準。一組是中觀數據。截至2015年底，陜西仍有貧困人口316.7萬人。2016年，陜西全省共清理不符合條件的貧困人口42.97萬人，清退率佔前年建檔立卡戶總數的13.5％。

另一組是微觀數據。2014年初，科左後旗建檔立卡戶3.75萬人，2015年11月，全旗對貧困戶和貧困人口開展進一步識別“回頭看”，通過認真逐戶核實，逐級審核把關，清退了不符合貧困標準的貧困人口9124人，清退率佔建檔立卡戶總數的24.33％。

一些貧困戶當初是貧困戶，但經過幫扶後脫貧了還位列貧困庫中；一些農戶可能最初就徘徊在貧困邊沿上，不在貧困戶之列，卻被納入了貧困戶。陜西省漢中市扶貧辦副主任李興華説，脫貧賬不能把貧困戶算丟了，該入貧的沒入，已脫貧的沒退出，就會讓脫貧工作陷入尷尬和被動。

於是，“吵辨識”土法開工。

調研中發現，識別機制之外讓貧困戶識別更有準頭的補充辦法，就是“吵”。在村裏，一錘定音的辦法要靠“吵”，程遠宏道破“天機”。

草川子村處在大巴山深處，村內山大溝深，全村166戶602人中，建檔立卡貧困戶就達到83戶304人，貧困發生率達到50.4％。由於耕地少，又是喀斯特地貌，地里長出來的馬鈴薯和苞谷穗，都要比平原地區正常的小好幾號，鄉親們生活艱難。

咋個“吵”法？都住在一個村子裏，大家彼此知道根底。村民代表大會推薦時要吵，農戶申請時要吵，入戶調查時要吵。民主評議時要吵，公告公示時要吵。吵來吵去，最後，貧困戶水落石出了。

“吵”是不得已，但有用。寧強縣委宣傳部長丁世鵬表示，“吵”的背後，急需設計科學、可操作、動態的脫貧識別管理制度。

脫貧賬，不能稀裏糊塗

幹部算“大賬”，貧困戶算“大概”，還需更細更實

脫貧不脫貧，脫貧賬要核得準，算得細，理得清。

農村賬不好算，是普遍現象。調研中發現，對貧困戶收入的“雞毛賬”，幹部算不準，貧困戶算不清。記者進村入戶，解剖麻雀看脫貧賬究竟是咋算的。

收入賬，算大概。

在科左後旗巴彥毛都蘇木（鄉）莫麥嘎查的貧困村民嘎達家裏，記者和村幹部一起跟他算了一個下午的賬，算來算去，直到太陽落山，幹部們算出了“大賬”，但嘎達還是一頭霧水。

扒拉來扒拉去，算出這樣一個種養業收入基本賬——2016年種植玉米30畝，黑豆7畝，種植業收入7900元，支出6225元，凈收入1675元。養黃牛3頭，2016年底出欄1頭，除掉成本，增值7000元。養豬2頭，還養了5個豬崽，除掉成本，增值1500元。累計嘎達家的種養純收入是10175元。

寧強縣毛壩河鎮草川子村，脫貧賬同樣是“大概賬”。貧困戶王正彥不在家，老伴向宗翠説，家裏種了點玉米和馬鈴薯，收成多少不清楚，都用來給豬當飼料了。家裏養了2頭豬，一頭豬留著家裏吃，一頭豬留著賣。要算毛收入，大概就是4000元了。

收入賬，貧困戶往少裏算。

“有那麼多嗎？”對於幹部算出來種養業收入“大概”，嘎達心存疑問。村幹部和嘎達一筆一筆對，最後，嘎達不作聲了。

轉移性收入是大頭。這個賬，一清二楚。禁牧補貼、退耕還林補貼、農資補貼等項合計，嘎達一家有20100元。這樣，嘎達家所有收入算在一起，就是30275元。

按照向宗翠的演算法，她家3口人，每人平均就是1333元。村幹部問她兩個兒子在外打工不算收入嗎？向宗翠説，老大已經分家立戶，收入賬不能算在她家，老小是在外打工，“孩子的打工收入，基本上都在外地花光了，哪有錢帶回家呀？”

算來算去，貧困戶家庭支出盲區大。

家庭支出賬，花頭多，難算。核算貧困戶的家庭支出，經常是幹部一個賬，貧困戶一個賬。嘎達家老人一直有病，妻子有慢性病，吃藥看病費用和孩子上學費用，總支出不算小。究竟是多少？嘎達算不出來，只能估算。一筆一筆地估，最後，村幹部堅持總支出17000元，嘎達堅持19000元。這樣，家庭凈收入就是兩個：13275元、11275元。6口之家的嘎達，家庭每人平均收入也就出現兩個賬：幹部算是2213元，嘎達算是1879元。

對於家庭支出和轉移性收入賬，向宗翠更是説不清。怎麼追問，也沒有個結果。村支書程遠宏説，大夥兒都不記賬，村幹部只能算貧困戶收入賬的大概了。説著話，他自己也搖頭。

整個算賬過程，幹部算“大賬”，貧困戶算“大概”。算大概，只能説賬目基本靠譜，但在脫貧賬的精準上存在缺陷。

為什麼脫貧賬村幹部算不準、貧困戶算不清呢？烏力吉分析，深層次的原因是責任沒有壓實，緊盯農戶收入賬本不夠，深入農戶家庭是身到了心沒到，要用更加細緻的工作方法，讓貧困農戶如實記下“雞毛賬”，作為因戶施策的依據，作為脫貧不脫貧的依據。

脫貧賬不能算成糊塗賬。漢中市市長王建軍表示，金融部門算貧困戶的賬值得駐村工作隊借鑒。農村信用社、郵儲銀行、涉農保險公司的職員，他們深入農戶，賬算得細，跟得實，摳得準。

脫貧賬，要經得起時間檢驗

內涵要算清“雞毛賬”，外延要算清相關性

啥時脫貧？賬本是關鍵。按期實現現有貧困戶全部脫貧出列，是一場艱巨的硬仗。時間緊，任務重，更要算好脫貧賬。脫貧時間的設定，不能急躁冒進，對一些不切實際急於完成任務的情況，需要約束、規範、指導和管理。

“脫貧的賬本，要真正經得起實踐和時間檢驗。”科左後旗旗委書記劉士海説，“這個賬有內涵，有外延。內涵要算清‘雞毛賬’，外延要算清相關性。”

其一，脫貧時間要因戶設定、因村設定，不能拍腦袋，更不能僅用熱情來脫貧。

聽村支書程遠宏説，按照計劃，草川子村2016年底要實現整體脫貧，著實讓記者驚訝。因為一來，當年全村貧困發生率為50.4％，咋説脫貧就脫貧了呢？二來，2014和2015年每年也就是實現了10多戶人家脫貧，咋2016年一下子就能實現剩下的83戶304人整體脫貧呢？

“我們不僅僅是用熱情來脫貧，草川子村2016年底就脫貧，是有依據的。”程遠宏講了四個理由，條條充分。

一是産業扶貧有基礎支撐，家家有産業，戶戶有項目。二是省裏縣裏下達的扶貧專項資金80萬元，解決了資金瓶頸問題。三是村裏打工人數眾多，一般每人打工都能實現每年四、五萬元的打工收入。全村現有勞動力356人，其中126人外出打工，貧困戶中有65人外出打工。四是經過這些年的脫貧攻堅，大量貧困戶的收入雖在脫貧標準線以下徘徊，但已經十分接近了。

寧強縣委副書記楊帆介紹，按照陜西省脫貧標準，寧強所在的漢中市貧困戶2016年每人平均實現純收入3015元，就出列了。

但草川子村這個脫貧賬，是個毛收入賬，還沒有考慮生産性支出。再説，按照村子裏脫貧賬本，大面積的貧困戶不過是2016年毛收入超過了3015元。因此，這個“整村脫貧”，是不是站得住腳，還是需要打上問號，從長計議。

其次，脫貧賬要看脫貧産業鏈上有多少盈利空間，能不能給群眾真正帶來收入。

寧強縣長黎建軍説，以貧困戶能接受並願意接受的穩妥方式，發展因地制宜的産業，是貧困戶穩步脫貧的支撐。

查看草川子村裏的産業賬發現，在示範戶和種養大戶帶動下，貧困戶發展種植海螺七、黃連、杜仲等中藥材210畝，出欄生豬195頭，土雞3500隻。初步估算，全村貧困戶可實現收入140余萬元，每人平均達到4580元。

這些都是預算的賬，究竟能不能實現這4580元的每人平均收入，還有待觀察。畢竟，預算的賬需要脫貧産業鏈上足夠的盈利空間來保障。

其三，脫貧賬，要看貧困戶收入在變化的市場面前，有沒有保障，有多大保障。

只有不斷加強市場的預見性分析，才能確保貧困戶熟悉市場，參與市場，並通過市場，實現相對穩定的收益。

戶主不在家，草川子村村民王天左的妻子王仕秀是個爽快人。進屋得看看廚房，一看嚇一跳，又大又乾淨，鍋裏蒸著饅頭，一看這個家，日子過得還不錯。“可恨的桔梗，讓我家變成了貧困戶。”王仕秀答著話。

原來，老王家在2012年種了30畝桔梗，種的時候，行情特別好，市場價每斤4元錢，到2014年開始有收成，桔梗就變成了每斤1.4元。“真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我們家連本都虧進去了。那時我已經流轉了100畝地種桔梗，60畝地種當歸。2016年又到收的時候了，價格又不行，只能讓這些藥材爛在地裏了。”

其四，脫貧賬，要看科技支撐和金融服務的外部環境有沒有可持續性。

農業科技支撐和各種農村金融服務，是貧困戶脫貧的基礎性平臺。但在貧困地區，科技支撐和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和有效性，依然是短板。儘管歷史欠賬較多，但這些短板正在不斷得到彌補。

寧強縣扶貧辦主任胡代平説，經過充分論證，毛壩河鎮現在開始鼓勵和引導貧困戶種海螺七，市場價格很穩定，又適合在草川子這樣的村子種植。鎮裏有海螺七種苗合作社，為貧困戶提供種苗，有收入後再還付苗款。到信用社貸款，對貧困戶實行貼息。現在，種海螺七一畝地産值最高可達5萬元，王仕秀的心眼又動起來了。“借錢也要幹，還是要脫貧呀！”

脫貧賬，要算長遠賬

改窮山，挖窮根，用長效機制穩定脫貧成果

眼下，脫貧攻堅的政治優勢、體制優勢正在充分發揮作用，推動著扶貧工作的進一步深化。調研中發現，倒推脫貧工期情勢下，“短脫”與“長脫”在打架。

短期脫的臨時思想與長期脫的長遠打算，是貧困地區一個深刻的矛盾，處理不好，會影響脫貧攻堅的效果。“短脫”是應急之策，“長脫”才是解決貧困之患的根本手段。

調查中發現，“短脫”有短脫的路數。

科左後旗查日蘇鎮公司嘎查貧困戶陳小平家中幾乎一貧如洗。勞動力不夠，媳婦常年患慢性病，自己又沒有什麼勞動技能。貧困戶登記冊上，他家的種植業填報收入項是零。養殖業是養羊，今年共養了10隻羊，每只增值1500元，年養殖業收入是15000元。3口之家的凈收入2397元，每人平均收入就是700多元。

當地的幹部反映，如果只追求短期脫，也有辦法，比如把扶貧資金直接分給貧困戶。這樣雖然能解決眼前問題，但不能保證穩定脫貧。

根據公司嘎查的脫貧進度安排，陳小平家脫貧的手段是養殖小黃牛，由專項扶貧資金扶持他家蓋一間牛舍，養殖3頭黃牛，一年出欄1頭牛，價值1萬元，加上他家原來的養羊收入，在2017年底可以脫貧。以脫貧産業為依託，是陳小平傢具備“長脫”的條件。

“長脫”，需要相對完整和成熟的脫貧産業及産業鏈。

寧強縣巨亭鎮流溪溝村王興華在全鎮都有名聲，過去是出了名的窮，家裏唯一的老宅子被洪水衝得風雨飄搖，原來的村主任代表村裏給他救濟1500元，就是靠著這點資本金，他搞起了庭院經濟，養豬，養羊，養食用菌，結果他成了全村脫貧先進戶。食用菌1萬多袋，養了8頭能繁母豬，年出欄仔豬100多頭，家庭每年純收入接近20萬元。他脫貧後指導鄉親們搞庭院經濟，幫助貧困戶5戶共18人，戶戶都養食用菌、養豬，被村民推舉為村委會主任。

“長脫”，金融扶貧力度還需加大。

在許多貧困地區，金融扶貧短板明顯。一方面，扶貧擔保資金注入不足，滿足不了扶貧信貸資金總體需求；另一方面，小額信貸組織發動不夠深入，貧困戶産業貸款有效需求不足，“放不出”和“缺資金”現象並存。

“長脫”，需要用新型經濟組織帶動。

要採取“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基地+貧困戶”“專業合作社+基地+貧困戶”等模式。陜西省洋縣朱鹮湖果業合作社，跨行政區域吸收建檔立卡貧困戶入社，統一進行技術培訓和銷售産品，帶動扶持的470戶貧困戶，2015年戶均增收2600元，2016年戶均增收600元左右，寧強縣一些貧困戶也從中受益。

青格勒圖説，整體上看，脫貧攻堅任務十分艱巨，貧困戶難以擺脫靠天吃飯困境，發展生産脫貧措施有限，社會兜底任務重。

脫貧賬要算成“長脫”賬。“長脫”才解貧困之患，無論是脫貧産業還是社保制度安排，都需要長效機制。無論是貧困人口、貧困村退出，還是貧困縣退出，都要立足長遠，實事求是，穩妥推進。

本版製圖：郭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