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陽光照進柴房 《宣言》響徹東方

(報告文學)

作者：徐錦庚《光明日報》( 2021年06月18日 13版)

　　陳望道(1891—1977)，浙江義烏人。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先驅，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者，著名教育家、語言學家。早年求學于金華中學、之江大學。1915年赴日本留學。1919年夏回國任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國文教員，同時投身新文化運動。1920年翻譯出版《共産黨宣言》第一個完整的中文譯本。在復旦大學任教近五十年，1952年任復旦大學校長至去世。郭紅松繪

　　【中國故事】

　　1920年2月中旬。這天黃昏，一條杭州來的客貨混裝船，沿著浦陽江溯流而上，緩緩靠上黃宅碼頭。一個身手敏捷的年輕人，身子一縱，從船上跳下。年輕人身著長衫，留著三七分頭，眉間開闊，眼眶凹陷，鼻梁堅挺，嘴唇棱角分明，手拎一隻舊皮箱。

　　皮箱有些分量，年輕人換了一隻手，撩起長衫前擺，掖在腰間，邁開步伐，朝山谷快步行走。夕陽下，兩側群山一陰一陽，陰面深黛，陽面金黃。山這邊，是浦江縣。山那邊，是義烏縣。他的家鄉分水塘，就在半山腰的埡口。

　　這位年輕人，便是陳望道。

　　自我革命

　　一別經年，陳望道發現，家鄉雖然年味濃濃，卻掩飾不住暮氣沉沉，鄉親們眼睛渾濁空洞，舉止緩慢遲滯。是生活粗糲所致?還是這世道暗無天日，讓他們看不到希望?陳望道心裏沉甸甸的。

　　大半年前，有感於國內局勢混亂、國民沉淪，他激憤寫就《擾亂與進化》，發表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此時，他想，《擾亂與進化》寫的，雖是泛泛國民，何嘗不是寫自己父母，還有分水塘的父老鄉親?看來，自家的命運，分水塘的命運，是與泱泱中國的命運係在一起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在浙江一師任教期間，陳望道唸唸不忘社會改造，在《校友會十日刊》撰文，呼籲廢除舊制度、改換新制度。沒想到，有朝一日，這事兒會落到自家頭上。

　　這天上午，陳望道正在收拾行李箱，有人在門外喊：“重陽伯在嗎?”鄉親們把陳望道的父親陳君元尊稱為“重陽伯”。

　　陳望道走出房門，見是一個小老頭，扶著一把鋤頭，倚在大門上，朝裏面探頭探腦，一看到他，滿臉綻出笑容：“喲，是參一啊，多年沒見，還這麼白白凈凈。”陳望道原名參一，在日本留學時改的名。

　　小老頭皮膚黝黑，滿臉皺紋，約莫五十開外。陳望道覺得面熟，一時想不起來，只好茫然應著，“進屋坐坐吧。”

　　“不了，站著就行。”小老頭有些拘謹，“不認識了?我是先塘的張水財呀。”

　　“哎呀，是水財哥啊，快快進來!”陳望道跨前一步，要拉張水財的手，張水財慌忙後退一步，擺擺手，“不了，不了，我還要去幹活，説幾句話就走。”

　　先塘村是陳望道外婆家，張水財比陳望道略大幾歲。陳望道去外婆家玩時，常跟著他上樹摘果、下河摸魚。一晃幾年不見，才30齣頭，竟衰老得不敢認了。

　　陳望道一把拽住張水財胳膊，用力握住他的手，這才發現，他手掌像鋼銼。

　　張水財趕緊抽出手：“我手上凈是灰，別弄臟了你。”

　　陳望道毫不介意，問道：“水財哥，你沒外出做生意?”

　　“做啥生意……”張水財訕訕地笑著，有些不自在，“我是你家的佃戶。”

　　“啊?!”陳望道大吃一驚，“你自家不是有田嗎?怎麼成我家佃戶了?”

　　“唉!”張水財長嘆一聲，“前幾年，為給我爸媽治病，把田都賣了。”

　　“這樣啊!”陳望道十分關切，“老人病治好了?”

　　“唉!都走了。”張水財又長嘆一聲，“我是人財兩空，只好租你家的田。”

　　陳望道默然片刻，忽然想起：“你找我爸有事?”

　　“這個……”張水財撓撓頭，面露難色，“我家孩子多，日子本來就緊巴巴。前些天，縣裏來徵丁，不去當兵的，要交徵丁稅，我家只我一個壯勞力，離不開，只能交稅。今年年成不好，稻穀歉收，這一交，谷桶就見底了，只夠勉強過個年。所以，想來向重陽伯求個情，能不能減減租。”

　　陳望道急忙問：“你要交多少稅?”

　　張水財苦著臉：“要交三成田租。”

　　陳望道心裏一沉。自古以來，村裏就有規矩，租佃三七分，東家得七分，佃戶得三分。佃戶糧食本來就不多，再交徵丁稅，無異於雪上加霜。想不到，苛捐雜稅這麼重，鄉親們活得這麼苦，怪不得衰老得快!他問道：“你想減多少?”

　　“我和幾個佃戶商量過了，想求重陽伯減兩成，這樣勉強能挨到夏收。他們抹不開面子，托我來求情。”張水財説。

　　“走，我領你去找我爸。”陳望道説罷，轉身在前面走。

　　祠堂裏，陳君元正同幾位宗親議事，看到陳望道走進來，就説：“參一啊，我們正商量祭祖的事呢，你來得正好，給出出主意。”

　　陳望道朝幾位長輩道一聲安，垂手對父親説：“爸，水財哥有事求您。”

　　張水財碎步趨前，低聲下氣地説明來意。

　　陳君元吸著煙，瞇著眼，沒吭聲。

　　“減租?”一位長輩接過話茬，“我家的佃戶也説要減租，我沒答應。交稅是按收成定的，我家交的稅更多，如果再減租，一大家子喝西北風啊?”

　　“我家佃戶也提了，我也沒答應。”旁邊一位長輩附和。

　　“小戶人家家底薄，經不起折騰。大戶人家家底厚，省著點就過去了。”陳望道人朝著父親，話説給幾位長輩聽。

　　“什麼話!”一位長輩不樂意了，“小家有小家的難，大家也有大家的難。自古以來，這租田交租，天經地義。租不起，可以不租嘛。”

　　陳望道微微一笑，不緊不慢，遞上一頂高帽子：“我問過了，以前年成不好時，老輩人也給佃戶減過租。幾位長輩都是善人，向來慈悲為懷、憐貧惜弱，老輩人的這份善心，想必也傳承下來了。”

　　聽了此話，幾位長輩面面相覷，一時語塞。

　　沉默一會兒，一位長輩脧陳君元一眼，踢過皮球：“重陽哪，你是族長，這破規矩的事，還得你拿主意。凡事得講個理兒，講個公平，對吧?七里八鄉，戶看戶、村看村，都盯著呢，不能光拍腦袋，要看看左鄰右舍。不然的話，一碗水沒端平，別人會戳脊梁骨。”

　　陳望道聽出話裏有話，接過話頭：“爸，三伯説得對。這是積德行善的事，如果見危不助、見死不救，別人會戳脊梁骨的。”

　　三伯一聽著急了，趕緊説：“我的意思是……”

　　陳望道打斷他的話：“三伯深明大義，教導得對，我記住了。誰家沒個急事難事?我們應該互幫互助，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不能光顧自己吃肉，也要讓別人喝點湯。今後，我要向各位長輩學習，多幫幫別人，多積德行善。”

　　三伯幹咳一聲，尷尬地笑笑：“參一啊，你這幾年洋墨水沒白喝，我説不過你。還是讓你爸拿主意吧。”

　　“是，是。三伯説得是，聽我爸的。”陳望道就坡下驢，對著父親，“爸，您説呢?”

　　陳君元白了兒子一眼，拔出煙嘴，沉吟片刻，説：“是啊，大家説得都在理。小家有小家的難，大家也有大家的難，凡事要講個公平。我看，要不就折中一下，減一成，行不?”

　　幾位宗親對視了一下，不情願地點點頭：“好吧。這已經不少了。”

　　“爸，您看……”陳望道有些失望。

　　陳君元手一舉，阻止兒子往下説，轉向張水財：“你看呢?這樣行不?”

　　“欸，欸!好，好，我這就去告訴他們。”張水財哈著腰，轉身欲走。

　　“等等。”陳君元想了想，補了一句，“你家人口多，如果糧食不夠，我給你賒些，明年再扣。”

　　“欸，欸!那敢情好。這個年，我可以過安穩了!”張水財大喜過望，朝陳君元鞠了一躬，扛起鋤頭，樂顛顛走了。

　　待幾位宗親走後，陳君元朝兒子狠狠瞪一眼：“哼，這幾天，整天聽你説這革命、那革命。這下倒好，先革起老子的命來了!今後，家裏的虧空，你給填上!”説罷，一跺腳，背著手，氣呼呼地往家走。

　　“是，是，我來填，我來填!”陳望道吐一下舌頭，連忙跟上。

　　寒夜孤燈

　　庚申春節過後，陳望道惦記著翻譯《共産黨宣言》的事。

　　陳望道留日歸國後，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任教半年。因“一師風波”，年前憤然離開杭州，去了上海。邵力子把他介紹給戴季陶，戴季陶又引他見了陳獨秀。倆人鄭重託付他翻譯此書。戴季陶説：“別看這麼薄薄一本，要準確翻譯，難度不小。你試譯一下，譯成後，我就在《星期評論》上連載。”

　　要翻譯，得找個僻靜地方。哪合適呢?他轉悠到柴房，眼睛一亮，騰出一塊空地，擺上兩條長凳，擱塊木板當桌。

　　吃過晚飯，陳望道來到柴房，點上一盞煤油燈。漆黑的小屋，霎時光亮起來。他把英日版本《共産黨宣言》和參考資料擺在案板上。

　　煤油燈光昏黃搖曳，陳望道攤開兩個譯本。雖然他中文功底深厚，兼修英文和日文，留日期間大量接觸社會主義，但細細研讀後，仍感到十分棘手。這時，他才理解，為什麼戴季陶説請他“試譯”。

　　開宗明義第一句，就讓陳望道頗費躊躇。他在紙上寫了劃，劃了寫，絞盡腦汁，反覆修改，最後敲定為：“有一個怪物，在歐洲徘徊著，這怪物就是共産主義。”

　　油燈下的陳望道，並沒有意識到，他鄭重寫下的這句話，在民眾心裏回蕩了數十年!直到22年後，在延安窯洞的另一盞油燈下，共産黨的理論家博古反覆推敲，才將“怪物”改為“幽靈”，把“徘徊”改作“遊蕩”。

　　日譯本中的漢字詞彙，陳望道沒有完全照搬。最明顯的，是對國名的翻譯。日譯本中，國名採取音譯，這是舊式譯法，他採用現代的國家名稱。有一個國名，日譯本稱“和闌”。開始，他譯作“荷蘭”，但對照英譯本，發覺不對。反覆琢磨後，他得出結論：日譯本譯錯了，正確的國名應是“丹麥”。

　　得益於深厚的中文功底，陳望道注重在韻律節奏、直白易懂、生動形象上下功夫。如“同業組合”“被雇職人”，他換成簡短的“行東”“傭工”;“陣營”“渣滓”“革命要素”，他換成形象的“營寨”“贅疣”“革命種子”。這麼一換，想像力和理解力大增。一些原本抽象難記的詞，如“生産機關”“社會組織”“農業的革命”，他換成具象易懂的“生産工具”“社會的狀況”“土地革命”，既易懂，也易記。特別是“土地革命”，此概念融入《共産黨宣言》思想後，使《共産黨宣言》猶如教科書，在後來的革命實踐中，産生直接的現實指導作用，影響廣泛而深遠。

　　為了體現鮮明的立場，使《共産黨宣言》更具號召力、戰鬥性，他還增加一些更為尖銳的詞彙，體現更為激烈的鬥爭立場。如，表示兩種階級對立狀態時，日譯本用的是“相敵視”，他改為“對壘”。分析資産階級發展狀況時，日譯本用的是“沒落”，他換成“傾覆”。

　　陳望道發現，日譯本中的一些詞彙，偏重於書面語，嚴謹有餘，不易傳播。於是，他有意識口語化。如，將“戰栗”譯為“發抖”、將“精神”譯為“智識”。現在，“智識”已很少用，“精神”倒是常見，但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智識”是個高頻詞，知識界無人不曉。

　　陳望道注意到，英譯本的第三人稱代詞“they，their”，日譯本卻變成第一人稱代詞“吾人，吾人の”，即中文“我們，我們的”。他心生狐疑：兩位日譯者翻譯時，為什麼要轉換人稱呢?是無意的敘事視角轉變，還是特意的立場轉換?

　　對兩位日譯者幸德秋水和堺利彥，陳望道並不陌生。他想，他們轉換人稱，絕不是無意，肯定是特意。因為，他倆都是著名的社會主義運動活動家，視自己為共産黨人，使用第一人稱，更能表達立場。

　　“那麼，我是忠於英譯本，還是像兩位日譯者，表達鮮明立場呢?”陳望道一邊哈著氣，給凍僵的手取暖，一邊原地轉著圈，陷入深思：兩位日譯者，都是我仰慕的對象，他們信仰社會主義，視自己為共産黨人，我雖然還不是共産黨人，但他們的信仰，就是我的追求，我也應該朝這個目標前進，早日做一個共産黨人!

　　“對，我也要表達鮮明立場!”陳望道立刻坐下，拿起毛筆，鄭重寫下“我們”“我們的”。

　　早春的江南山區，春寒料峭，晚上寒氣逼人。每天晚上，家人都要給他準備兩樣東西，一是火熜，二是湯婆子。火熜暖腳，湯婆子暖手。

　　靠著這點溫暖，伴著不熄油燈，陳望道熬過一個個長夜，反覆推敲每一個詞、每一句話，力求既準確、又通俗。實在睏了，收攏筆墨紙硯，打開鋪蓋卷，將書案當床板。

　　“十大綱領”，是非常重要的內容，常被人段落翻譯。陳望道發現，日英譯本完全相同。他譯完之後，隱隱約約，總覺得不對勁。

　　哪不對勁呢?他一會兒站起，一會兒坐下，苦思冥想。這種感覺，若隱若現，稍縱即逝，就像空氣中有道光，他一伸手，明明抓住了，又倏然不見了。如此多次反覆，攪得他心神不寧，無法繼續進行。

　　“我就不信，今晚非要找到你!”陳望道發起狠來，筆一撂，起身又轉起轱轆。油燈下的身影，一會兒長，一會兒短，一會兒圓，一會兒扁。

　　漸漸地，窗戶開始發白，天破曉了。油燈慢慢暗淡，燈芯昏昏欲睡。陳望道忽然覺得，自己就像這根燈芯，也快熬幹了。他俯下身子，“噗”一聲，吹熄燈芯。

　　燈芯熄滅的一剎那，陳望道心裏，忽然冒出一束亮光：“十大綱領”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和指導性，可以在實踐中照方抓藥，但在兩個譯本中，都是採取“名詞化”的敘事性翻譯，感染力和號召力都打了折扣。

　　“我們為什麼要翻譯《共産黨宣言》?難道僅僅是為理論研究，僅僅是宣揚政治主張?不!是為了指導行動、付諸實踐，儘快改變舊中國的面貌，改變中國人的命運!”陳望道的思緒如電閃雷鳴，似暴風驟雨，“對!應該採取‘動詞化’的施事性翻譯，把‘十大綱領’變成可複製、可實施的措施，增強其理論的行動推力，激活它的革命實踐性!”

　　此時，天已大亮。晨風中，飄來一陣炊煙味，肚子受不住誘惑，“咕咕”叫起來。他貪婪地吸了幾口，端坐下來，添水研墨，輕蘸墨汁，靜心屏息，筆下行雲流水。

　　“吱呀。”門開了，母親張翠婠拎著籃子進來，取出粽子、紅糖，擺在案桌上。

　　陳望道迫不及待地夾起一隻，張嘴往裏塞。張翠婠心疼地説：“慢點，蘸著糖吃，別噎著。”

　　過了一會兒，她在門外輕聲問：“紅糖夠不?”

　　屋裏回答：“夠了，夠了!”

　　又過一會兒，張翠婠探頭進來，小心問：“甜不?”

　　“甜，甜!”

　　張翠婠近前一看，紅糖好好的，感到奇怪：“咦，咋沒蘸紅糖?”

　　陳望道抬起頭來。兒子這一抬頭，把母親嚇得不輕，連退兩步：“你嘴上黑乎乎的，啥東西?”

　　“沒啥呀。”陳望道抹了一把嘴，“咦，怎麼儘是墨汁?”低頭一看，不由得哈哈大笑。原來，自己稀裏糊塗，竟然蘸著墨汁吃粽子!

　　“你呀你，著魔了!”母親又好氣，又好笑。

　　轉眼到4月底。這天上午，當一縷陽光投進柴房時，陳望道擱下筆，長吁一口氣：終於完成了!

　　《共産黨宣言》問世時，馬克思30歲，恩格斯28歲。陳望道翻譯《共産黨宣言》時，比馬克思小1歲，比恩格斯大1歲。

　　錯印封面

　　一天傍晚，陳家正在吃晚飯，門外有人喊：“陳先生，陳先生，有你的電報!”

　　電報是星期評論雜誌社發來的，邀請陳望道去擔任編輯。他帶上譯稿，告別家人，興衝衝趕往上海，直奔星期評論雜誌社。

　　陳望道正欲上樓，忽然傳來男人哭聲。三樓陽臺上，圍坐著5人，哭者正是戴季陶，另外4人在勸慰。有倆人他見過，叫李漢俊、沈玄廬，是雜誌社主力。另倆人，一位面龐瘦削、梳著背頭，一位戴副眼鏡、剃著光頭。戴季陶止住哭，介紹了一番。原來是沈雁冰、李達。

　　坐下後，陳望道才知原委。

　　原來，《星期評論》創刊一年來，刊登了不少觀點激進的文章，社會各界反響熱烈，發行量有十幾萬份。當局十分忌憚，截留各地寄給編輯部的書報信件，又沒收編輯部寄出的雜誌。自47期以後，當局乾脆勒令禁止。他們正在商量，打算出滿53期後，6月6日停刊。

　　陳望道四下打量，過道上，角落裏，堆滿《星期評論》舊刊。他忽然想起來，打開皮箱，取出厚厚一沓稿紙，“糟糕，我的譯稿咋辦?”

　　“本來是要在刊物上連載。現在看來，連載是不可能了。”戴季陶接過來，瀏覽了一遍，露出讚許神情，“譯得非常好!刊物沒能連載，真是可惜了。”

　　李漢俊讀過大量馬克思原著，深知《共産黨宣言》的重要性，曾動過翻譯念頭，自忖中文功底不夠而作罷，聽説陳望道翻譯好了，十分吃驚，接過來，邊看邊叫好。

　　陳望道沒趕上編輯刊物，卻趕上給刊物收攤子，幫著李漢俊，把雜誌拿到街上，避開警察，悄悄分發給市民。待收拾停當，已是6月27日。

　　雜誌社編輯俞秀松，是陳望道在浙江一師的學生。晚上，陳望道找到他，把《共産黨宣言》譯稿和日、英文譯本交給他，托他帶給陳獨秀，請陳獨秀校閱把關。

　　俞秀松不敢怠慢，第二天上午，來到陳獨秀寓所，將譯稿鄭重交給陳獨秀。

　　陳獨秀看罷譯稿，連連稱好：“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基礎薄弱，沒有本像樣的理論書指導，怎麼行?這譯稿可是及時雨啊!”

　　他找到李漢俊：“陳望道立了大功，把《共産黨宣言》翻譯出來了，你這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好好看看，幫忙潤色潤色。”

　　李漢俊説：“我已經先睹為快了，只是不知如何處理。別看這本書字數不多，翻譯難度可不小，有很多新名詞，我自感力所不逮，不敢動手。望道了不起!”

　　“是啊，有志者，事竟成。”陳獨秀感慨不已：“你尚且知難而退，望道不事張揚，卻終成大事，就更值得欽佩了。你多費點心，幫他把把關。”

　　對陳望道的才學修養，陳獨秀大為讚嘆。此時，新青年雜誌社正需要編輯，他覺得陳望道堪擔重任，便邀請陳望道擔任。

　　1920年8月，上海共産主義小組成立，這是上海第一個共産黨組織。小組發起人共有8人，即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楊明齋、李達，陳獨秀任書記。小組成立後，把出版《共産黨宣言》譯本列入計劃。

　　這天，陳獨秀約陳望道和李漢俊等人碰頭，商議出版譯本的事。

　　李漢俊撓撓頭：“現在局勢趨於緊張，《星期評論》也被迫停刊了，公開出版《共産黨宣言》會有麻煩。”

　　陳望道眉頭緊鎖：“是啊，上海的華界在軍閥統治下，租界在帝國主義統治下，哪能容忍《共産黨宣言》公開印刷發行?”

　　李漢俊接著説：“還有一個難題，到哪籌集出版經費呢?”

　　“錢的事，我想辦法。”陳獨秀踱著步子，“聽説維經斯基帶來一筆共産國際經費，我找他商量。”

　　維經斯基是蘇共中央和共産國際代表，這年春天秘密來華。聽説要出版《共産黨宣言》中文譯本，維經斯基當即拍板：“在中國組織出版工作，是我們的工作內容之一。給你們一筆經費，你們乾脆建一個印刷所，今後還要經常印資料呢。”

　　陳獨秀、陳望道等人立刻張羅起來，在拉斐德路(今復興中路)成裕裏12號租了一間房子，秘密開設又新印刷所。

　　這天，陳獨秀和陳望道、李漢俊等人來到印刷所。《共産黨宣言》剛印出，散發著油墨清香。

　　這是一本小32開的小冊子，高18.1釐米，寬12.4釐米，封面是水紅色的，中央印有大幅馬克思半身坐像。在書封底，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價大洋一角。原著者：馬格斯、安格而斯;翻譯者：陳望道;印刷及發行者：社會主義研究社”。

　　翻開書本，裏面無扉頁，無序言，無目錄，內文共56頁，每頁11行，每行36個字，採用繁體字和新式標點，用5號鉛字豎版直排。

　　“哎呀，糟糕，印錯了!”眼尖的陳望道驚叫一聲。陳獨秀仔細一看，可不是嘛，封面上，印著“共黨産宣言”!

　　“快停下，快停下!”陳望道連忙朝印刷工人喊。可是已經晚了，500冊已經裝幀好。

　　“怎麼辦?毀掉重印?”幾個印刷工人慌了。

　　“不行!”陳獨秀搖搖頭，“我們本來就缺經費，這樣太浪費了。” 陳獨秀思忖片刻，果斷決定，“再印500冊，這批書就不要出售了，全部免費贈送。把封面重新排版，下個月再印1000冊，封面改成藍色的。”

　　他們並沒有料到，這一錯誤，卻為後人鑒別這個版本的《共産黨宣言》提供了鐵證。

　　譯本出版後，陳望道寄贈給魯迅和周作人，請他們指教。

　　魯迅讀後，對周作人説：“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什麼‘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內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緊要的工作。望道把這本書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

　　(作者：徐錦庚，係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其長篇報告文學《望道——<共産黨宣言>首部中文全譯本的前世今生》即將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共産黨宣言》傳播年表

　　1847年12月至1848年2月

　　馬克思、恩格斯在比利時撰寫《共産黨宣言》全文(德文)，並於1848年2月1日完稿。

　　1848年2月

　　英國倫敦“工人教育協會”首次匿名出版《共産黨宣言》德文全文單行本，全書共23頁。4至5月，德文再版30頁本在倫敦刊行，成為後來各版本的基礎。

　　1872年6月

　　新的德文版在萊比錫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合寫了序言。此版本及其後版本都以《共産主義宣言》為名。

　　1905年底

　　朱執信(署名勢伸)在《民報》第二號上發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一文，第一次簡要介紹《宣言》的寫作背景、基本思想和歷史意義。

　　1919年4月

　　李大釗、陳獨秀主編《每週評論》第十六號“著”專欄內刊登成舍我譯《宣言》第二章最後部分及十條綱領全文。

　　1920年

　　陳望道在浙江義烏將《宣言》全譯為中文。同年8月，譯本由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初版刊行。9月，該社再版，糾正了初版封面的錯誤。

　　1921年7月

　　中國共産黨成立。

　　1930年

　　上海華興書局出版華崗據英文版翻譯的英漢對照本，第一次準確譯出“全世界無産階級聯合起來!”

　　1936年

　　毛澤東在延安與美國記者斯諾談到自己1920年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時説，有3本書建立起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其中一本便是《共産黨宣言》。

　　1938年8月

　　成倣吾與徐冰在延安據德文版翻譯《宣言》，由延安解放社出版。

　　1943年8月

　　博古在成、徐譯本基礎上參照1939年俄文版加以校訂，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新譯本並在各根據地發行。

　　1958年至今

　　中央編譯局組織專家對《宣言》進行重新譯校，陸續出版多個中文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