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房地産稅的話題熱到什麼程度?用“見風就是雨”來形容一點都不為過。只要任何關乎房地産稅的風吹草動，都會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引發此輪房地産稅熱議的，是國務院在年前出臺的《關於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的指導意見》。這篇長文有7000余字，只不過稍稍提及了房地産稅，便被輿論反覆研磨。
其實，該意見稿的原話是“在維護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前提下，支援各地區在新型城鎮化、國資國企改革、區域性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房地産稅、養老和醫療保障等方面探索創新”。短短幾十字，提及諸多的探索創新項目，輿論唯獨將“房地産稅”這個概念放大解讀，甚至得出“2017年房地産稅真的來了”的判斷。
但這個判斷似乎過於樂觀了。那麼，從2013年提出“加快房地産稅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3年過去了，已經進入立法程式的房地産稅為何遲遲不見“廬山真面目”呢?
房地産稅法2017年仍難出臺
近期媒體上刊發的一篇《注意!“房地産稅”快來了!2017年房價終於要跌了?》的報道在熱傳。報道援引的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劉劍文的觀點：本屆人大任期到2017年底，因此，預計房地産稅法最快在2017年底前通過，慢的話可能會在2017年底提交審議，在下一屆人大任期內通過。
就是上面的這段話，讓很多人誤讀為2017年將開徵房地産稅並全面推行。這讓劉劍文很無奈：“其實這個觀點是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後説的，後來在很多場合都糾正過，但都沒有真正修正過來。”
他借《中國經濟週刊》澄清道：“首先，本屆人大任期不是到2017年底，而是到2018年3月份。其次，房地産稅法草案已經完成，最快有可能2017年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但是，即便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也並不意味著就能落地和實施。從立法程式上，房地産稅法在2017年出臺是很困難的事情，也可以説是不可能的事。”
由於房地産稅不僅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利益，也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還涉及到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私有財産的保護，這樣一部重要的法律，慎重出臺也在情理之中。
房地産稅之所以久拖未決，劉劍文認為：“這個房地産稅法應該在什麼時候出臺，應該解決什麼樣的問題，目的是什麼，宗旨是什麼，這些都很重要，立法有法定程式，出臺也需要時間。”
劉劍文預測：“按照中央的部署，應該是在2020年前實施。還有4年時間。”
房地産稅法草案已基本完成
在我國的現行稅制體系中，並沒有房地産稅這一稅種，與房地産相關的稅種有房産稅和土地使用稅。
房産稅開徵于1986年，僅適用於單位和個人的經營性房地産，對個人住房則實行免稅，因此對百姓生活基本沒有影響。
房地産稅的前身是物業稅。2003年，我國開始提出物業稅改革，這項改革實際上是在土地公有制下如何對個人住宅徵稅。與物業稅改革同步進行的是房地産稅費改革。
之所以要進行房地産稅費改革，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稅收研究室主任張斌給出了答案：“在我國現行稅制下，房地産在開發、建設、交易的過程中，前端的稅費負擔較重;但保有環節稅負較輕，除重慶、上海試點地區外，自用住宅在保有環節不徵收房産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因此，在財稅改革中強調房地産稅費的綜合改革，這樣有利於稅負的均衡。”
由於房産稅是按照租金或者房屋原值進行徵收，近年來，國家稅務總局一直在推動房産稅和土地使用稅合併，合併後不按原值徵收，而按評估值徵收。這其實是在為推動房地産稅鋪道。
相較房産稅而言，房地産稅是一個綜合性概念。我國正式提出對居民住宅徵收房地産稅是近幾年的事情。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加快房地産稅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由此定下了房地産稅先立法、後改革的“稅收法定”原則，即“如果沒有相應法律做前提，政府則不能徵稅”。
之後，房地産稅的立法工作就此展開。但此次房地産稅的立法跟以往的部門立法大不相同。此次房地産稅法的起草，是由全國人大預算工作委員會牽頭，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職能部門共同參與，同時也吸收了一些專家，組織形成一個團隊來共同起草。
廣受關注的是，在房地産稅法中，是否會將現有的房産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合併起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倪紅日此前表示，房地産稅改革要把現有的房産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合併起來，已確定無疑。這則意味著，房産稅將增加房地産保有環節的稅負，而且是以房地産的評估值為徵稅基礎，其他諸如土地增值稅、契稅等暫不納入。
草案是否真如倪紅日所言“要把現有的房産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合併起來”，尚不得而知，不過，《中國經濟週刊》記者獲悉，目前，房地産稅法草案已經基本完成。
“草案起草已經有一兩年了。起草完成後，還要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現在初步草案已經有了，至於什麼時間出臺，取決於高層對整個經濟發展現狀的判斷以及納稅人的共識形成。”劉劍文説。
中國房地産稅的改革方向已經清晰明朗：重大改革要有法有據。但是，對於徵收房地産稅，目前仍有較大的爭議：一是徵收目的問題，二是如何徵收的問題。這些仍需時間厘清。
免征涉及人的居住權
張斌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社會各界討論房地産稅問題時涉及的目標主要有四個：一是打擊炒房抑制房價;二是調節財富分配;三是作為基層政府的主體稅種，完善地方稅體系;四是促進土地資源的有效利用。
老百姓比較關注的是降房價。事實上，上海和重慶出臺的房地産稅試點方案的起因，均是以抑制房價和打擊炒房為背景。
在抑制房價和打擊炒房的目標之下，在張斌看來，房地産稅徵收有兩個思路：一個是上海模式，對新增房産超過一定面積的部分徵稅，不涉及到存量;一個是重慶模式，涉及到存量，但只涉及少數高檔住宅。
如果以抑制房價過快上漲和調節財富分配為房地産稅徵收的目標，則應側重調節功能，設置較高的免征額，對基本住宅消費和改善型住房消費免征。這是老百姓最為關注的，畢竟房地産稅一旦實施，買房後每年是否要交錢，要交多少錢，這些錢都需要從老百姓的口袋裏拿出來。
2011年上海和重慶的房産稅試點方案，都有免征條款：上海本地戶籍居民每人平均60平方米免征，重慶對於新購房100平方米免征。除此之外，坊間熱議的還有每人平均30平方米或50平方米免征。
劉劍文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現在輿論一再強調並不是所有的私人房産都要徵稅，因為這涉及到納稅人的基本居住權和生存權保護問題。因此，在徵稅過程中需要有一個合理扣除，即有多少面積可以不徵稅。我很支援在徵稅過程中給予必要扣除，根據中國的現實狀況，我認為每人平均30平方米、50平方米的扣除都是可以考慮的。”
普遍徵收難度大
如果進行免征，就意味著絕大部分老百姓的自住型住宅甚至自住加改善型住宅兩套以內，可能都在免稅的範圍之內。
但是，隨著去年5月1日我國全面啟動營改增改革，房地産稅便被賦予了要扛起地方財政支出缺口這面大旗的重任。
長期以來，營業稅都是地稅收入的主要來源，且營業稅具有穩定性、可控性等特點。而營改增之後，原本屬於地稅的“營業稅”一下子改成了國稅的“增值稅”，地方稅收失去主體稅種，地稅收入大幅下滑，目前“營改增”後在過渡期中央和地方對增值稅5：5分成，但在過渡期後，如何建立完善地方稅體系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再加上地方負債沉重、土地財政難以為繼，多種情況下，房地産稅被賦予另外一層重要角色也在所難免。
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表示，當初房地産稅改革試點時提出了三個目標。第一個目標是增加地方政府收入。但現在看來，上海和重慶的房産稅收入規模都極小。第二個目標是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第三個目標是穩定房價。上海和重慶的房産稅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要期待它實現所有改革目標仍不太現實。
張斌的表達則更為直接：免征模式的房地産稅一定成不了地方政府的主體稅收，因為徵收的範圍有限，收入就有限。這種情況下的房地産稅，根本不可能替代地方政府的其他收入來源，也填補不了營改增之後的地方財政缺口。
在張斌看來，美國式的房地産稅，是普遍徵收，收上來的錢主要用於滿足當地公共服務的資金需求。如果我國出臺房地産稅的目的跟美國一樣，那麼，老百姓交的錢的數額要足夠大，才能享受到跟地方政府直接掛鉤的各項服務。
“總而言之，出臺房地産稅抑制房價的第一種思路，因涉及面小，社會爭論少，推出難度也小，相比之下更容易推出來;但是作為彌補地方財政缺口的第二種思路，如果推出就要慎之又慎。因為普遍徵收的話，千家萬戶都要繳稅，能否完全徵收上來很難説。”張斌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