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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這個商家打著所在城市的名號到異國他鄉進行虛假失實的廣告宣傳與水準低下的商業炒作，還順帶捎上了以所在城市命名的武漢大學這所著名學府，更是在無形之中觸碰到了這所大學乃至整座城市的歷史傷疤。武大校園的櫻花雖與東湖磨山櫻花園品種大致類同，但其具體來源卻很不一樣，後者大多是在中日恢復邦交後由日本政府和友人相贈，尚可理解為中日友誼的象徵，但是前者最早卻是由罪惡滔天的侵華日軍所引進，沾滿了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的鮮血，其所承載著的乃是一段不可磨滅的屈辱的國恥記憶，實在不宜毫無顧忌地輕易拿出來在昔日的侵略者面前大加宣揚。
值得一提的是，有相當一部分武漢大學師生校友在談論本校櫻花的歷史問題時，經常會抱著一種“不顧事實，只求臉面”的基本立場，長期堅持一些基於虛假事實的錯誤歷史認知，其最典型的一套觀點便是——由於侵華日軍當年在武大校園內種下的櫻花早已死絕，因此，“武大櫻花最初是由周恩來總理在1972年轉贈的”，與侵華日軍沒有關係!甚至還有武大學生如此描述校園裏的“櫻花大道”——“我想珞珈的先輩們是精心的栽種了這一方林子給後來的學子一個脫俗的聖地”!敢問誰是“珞珈的先輩們”?在1939年“精心的栽種了這一方林子”的侵華日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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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曾多次請教研究武大櫻花長達60年的蕭翊華教授(2007年去世)以及武漢大學園林部門負責人，得知武漢地區栽種的櫻花樹壽命一般為50年左右，1939年由侵華日軍在武漢大學校園內種下的第一批櫻花樹，到了20世紀末確實已經全部死亡殆盡。不過，在此之前，武漢大學的園林部門多次以其為 “母本”，通過枝條嫁接的方式，大量繁殖出第二代、第三代櫻花樹，就“血緣”而言，正是侵華日軍所栽櫻花的“後代”，而並非另起爐灶，另外引種栽植，這種 “一脈相承”的歷史聯繫，怎麼可能斬斷得了?!
1973年，在中日恢復邦交後不久，有關部門的確曾將日本友人贈送給周恩來總理的一批山櫻花(又名“福島櫻”、“青膚櫻”等)轉贈了20株給武漢大學，由學校栽植于珞珈山北麓的半山廬前，然而，這批山櫻花不僅數量極其有限，而且與武大校園中佔據絕對主流的日本櫻花根本就不是同一個品種。換句話説，在通常情況下，一般的武大師生與社會公眾在武大校園各處所看到的那些最具觀賞價值的五枚花瓣的粉白色櫻花，實際上都是1939年由侵華日軍所種下的那第一批“日本櫻花”的後代，而它們與周恩來總理轉贈的那些少量的“山櫻花”根本就沒有任何關係!而所有那些言之鑿鑿地聲稱武漢大學現有的櫻花主要由周恩來所贈的人們，大抵從來就沒有去往半山廬前親眼見識一下真正與周恩來有關的這一小批山櫻花究竟是長什麼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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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又有一些日本友人贈送給武漢大學一批日本櫻花樹苗，栽植於人文科學館東面的八區苗圃，不過，據武漢大學園林部門介紹，這批樹苗的長勢並不好，根本就無法取代1939年的那第一批櫻花樹種，成為校園內新的櫻花樹的主要育種基礎與來源。直到現在，武大校園內的諸多新栽的日本櫻花樹，仍然是在1939年那批櫻花樹的基礎上繼續進行繁殖的。
綜上所述，基本事實再清楚不過了，儘管侵華日軍在武大校園內種下的第一批日本櫻花樹確實已經死光了，但是，今日武大校園內的絕大多數日本櫻花樹，仍是它們的“後代”。有些人僅僅只是因為第一批櫻花樹已不復存在，就要完全無視、抹殺掉這段歷史，一廂情願地把武漢大學校園櫻花種植史的起點從 1939年篡改、推後到1973年，一方面掩耳盜鈴般地刻意回避抗日戰爭期間校園淪陷敵手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屈辱歷史，另一方面又要極力攀附一位已故的著名政治領袖，以至於在基本常識極為欠缺的情況下，將兩種不同的櫻花品種完全混為一談，這種心態和邏輯實際上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套用一句時髦話來説，這就是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對此，我們只需反問一句——若干年後，當周恩來轉贈給武漢大學的這批山櫻花也慢慢地全部死絕了，那武大櫻花的歷史又該從何説起?按照相同的邏輯標準，某些人是不是就不能再繼續咬定“武大櫻花最初是由周恩來總理在1972年轉贈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