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齊地強盛的軍事基礎、五音發端的優勢、豐富的砭石資源，及影響深遠的鳥圖騰文化，為扁鵲醫學，特別是針灸學的誕生，提供了天時地利人和的搖籃。作為中國第一個完整的醫學體系，扁鵲醫學早生《黃帝內經》數百年。
●從某種程度上説，扁鵲醫學與《黃帝內經》，是純種與雜交的關係。通過“雜交”融合，扁鵲醫學並沒有死亡，而是獲得了新生。扁鵲醫學的四行足跡，時間先後依次為：“扁鵲曰”版本——《脈經》所傳;“襄公問扁鵲曰”傳本——《刪繁方》所傳;“黃帝問扁鵲”傳本——倉公所受及《千金翼方》所傳;“雷公問黃帝”傳本——傳世本《黃帝內經》所傳。
●不了解扁鵲醫學，就看不清中醫理論脈絡，特別是整個古典針灸理論體系形成與發展的脈絡。因此，對扁鵲醫學這座千年寶庫的發掘與弘揚，既是一种醫學使命，更是齊文化大發揚的歷史責任。
為什麼被譽為中國醫學之宗的扁鵲醫學會誕生於齊文化圈?它與醫學聖典《黃帝內經》的關係是什麼?對它的發掘與弘揚將給齊文化，整個醫學體系乃至後世民眾帶來怎樣的影響?
聽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黃龍祥教授，為我們追本溯源，娓娓道來——
傳奇之生：天時地利人和的齊醫搖籃
扁鵲是中國醫學史上的一個傳奇。
解讀他的醫學地位前，先要弄懂什麼才是“扁鵲醫學”。
今天我們所熟知的扁鵲，是春秋戰國時期齊籍名醫秦越人，又號盧醫，由於醫術高超，被當時人們尊以上古神醫“扁鵲”的名號。少時學醫于長桑君，盡傳其醫術禁方，擅長各科，名動天下，並形成包括倉公、華佗、謝士泰等名醫在內的師承脈絡。因此，我們把由扁鵲學派在不同時期著作的總集稱為“扁鵲醫籍”。而由扁鵲醫籍所承載的完整理論體系，才是“扁鵲醫學”。
扁鵲醫學起源於齊文化圈，有它天時地利人和的深刻歷史淵源。
首先，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兵力強盛，軍事科學發達，二孫兵法集中國古代軍事理論之大成。兵學對醫學的影響，可以從針具“九針”與兵器“五兵”的對比中看出一端。從流傳至今的圖片及出土實物皆可看出，我國最早的針灸器具，堪稱一套古代的微型兵器。尤其是九針之鑱針、鈹針、鋒針，與出土的漢以前銅鏃、銅劍酷似。有些出土兵器圖如不註明，讓針灸人來辨認，幾乎都被認作針灸器具。在這樣一個善射尚武的土壤中，扁鵲醫學早期針具“鑱石”、“鈹針”、“鋒針”的誕生，便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望、聞、問、切”四診法由扁鵲醫學開創，而其中“聞”診的起源與發展，與五音出自齊國密不可分。齊文化代表作《管子》在《地員》篇記載：“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這是迄今古代典籍中對五音名稱及成音方法的最早記載。《黃帝內經》中也有五音療疾的觀點。由此可推，五音出齊國，對扁鵲醫學“聞聲”診乃至中醫五行發端，皆起著積極的奠基作用。
在自然資源上，齊國有豐富而優質的砭針製作材料。《山海經·東山經》雲：“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這裡記述的高氏之山位於泰山之北，而“箴石”即“可以治癰腫的砭針”。事實上，以山東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遺址，是中國砭石出土最多的地方，近代考古也印證了山東泗縣是砭石的重要發源地。這為“鑱石治病”在齊地最早出現提供了便利條件。《素問·異法方宜論》載：“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其病皆為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戰國策》載：“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癰腫也”。可見地理環境與醫學特點的內在關聯。
從文化和民族特徵上，早期的東夷鳥圖騰文化，是扁鵲鳥首人身形象生成並流傳的一個有力證據，善射重武的民族性，也成為針灸在齊文化圈發揚光大的良性土壤。
所有這一切，都為扁鵲醫學的誕生與發展備好了天時地利人和的胞宮。
失落之謎：從鼎盛到幽微的跌宕殊變
扁鵲醫學幾乎是整個中國早期醫學的基石。
他提出了“望、聞、問、切”四診法，創建了血脈理論、經脈理論，發現了俞穴，建立了湯藥藥論，確立虛實補瀉的治療原則，並將針灸與方藥融合，幾乎涵蓋了古典中醫針灸理論及其診療的全部要素。漢代以前，扁鵲醫學一直在中國醫學史上獨領風騷。
從《周禮》到《漢書》，論醫皆以扁鵲醫學為主流主體。《周禮》記載：以五氣、五聲、五色眂其生死。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漢書·藝文志》載：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劑和之所宜。《史記》更是對扁鵲醫學給予了大力肯定。《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載，扁鵲得長桑君之術，成為“方之宗”，並有《扁鵲內經》、《扁鵲外經》及《難經》傳世，形成了扁鵲之學術體系。而倉公得公乘陽慶之傳，繼承扁鵲學術體系：“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按陰陽》禁書……”太史公的這段敘述，説明瞭倉公引“脈法”，不論從臨證診脈，還是授徒教學，都極為看重這部扁鵲“脈書”。
遺憾的是，唐代以後，曾經煌煌著世的扁鵲醫學，卻迅速退出主流視線。《千金方》是傳世醫書中保存扁鵲方論最多的醫書，而在作者孫思邈眼中，只有岐黃之道、軒轅正經、黃帝明堂，唯獨不見扁鵲之名。今天的學醫之人皆知：凡欲為大醫，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侯、五臟六腑、表裏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如此龐大的典籍與宗師範圍，卻不見曾為“醫學鼻祖”的扁鵲身影，當真可嘆!
有觀點認為，東漢華佗繼承了扁鵲醫學成為當時最著名的醫方士，但因橫死於獄，書稿無傳，使扁鵲醫學一脈頓然衰微，迅速淡出主流醫學舞臺。但傳説畢竟是傳説，扁鵲醫學的衰落之謎，落差之殊，幾乎如白氏醫學一樣成為了中醫史學上的千載謎團。
試想一下：如果王叔和編《脈經》，以及六朝謝士泰編《刪繁方》時，還能直接撰用扁鵲醫書，扁鵲醫籍會突然失傳嗎?答案是：不會。由此可推斷，在此之前，人們便開始失去對扁鵲醫學的記憶，在這種情況下，不論有多少扁鵲醫籍存世，也不管出土多少扁鵲醫書，我們都會視而不見，或真假不辯。
指紋之秘：四根脈絡揭開“馬甲”真相
扁鵲醫學的失傳與失憶，對後世醫學的影響究竟多大?
從某種程度上説，不了解扁鵲醫學，就看不清中醫理論的脈絡，特別是整個古典針灸理論體系形成與發展的脈絡。因此，穿越歷史迷霧，從確定的文獻中提取出扁鵲醫學的特徵“指紋”，便成為當代醫學工作者的迫切義務。
扁鵲醫學的指紋，用四個字概括，叫“守數精明”，也即“守數據治”。這個特徵，反映在脈診、五色診、針灸方中，而根據這個指紋，我們就可辨識出《黃帝內經》包括新出土文獻中的扁鵲針灸方，又可正確理解漢畫像石扁鵲針刺圖。雖然目前還難以確定，扁鵲、倉公的針灸方是否被傳世本《素問》、《靈樞》完整地載錄，但至少可以給出這樣的判斷：那些“經脈穴”方、針灸方、鑱針刺血方、特別註明針刺數量的針灸方等，皆出自扁鵲學派。
從馬王堆帛書《脈法》、張家山漢簡《脈書》、三部九侯脈法，一直到傳世本《靈樞》最晚期的作品《經脈》篇，都是扁鵲醫學代代相傳的見證。
《靈樞·經脈》篇在十二經脈的每一條脈下都清楚反覆地強調著“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的治則，其審查皮膚“寒熱”，脈之“堅實”、“陷下”等，皆是標本脈法的特有內容。在傳世本《內經》中，也有對標本脈法之“堅實”與“陷下”的治則與治法規範。那麼，這些脈法是否都屬於扁鵲脈法?答案是肯定的。首先，“陷空”與“堅實”的脈形診法正是扁鵲早期脈法特徵;其次，診皮表之寒、熱、滑、澀是扁鵲診法的特色;第三，已知論述標本脈法及其臨床應用的《論疾診尺》出自扁鵲脈法文字中，並與標本診法臨床應用的專篇《邪氣臟腑病形》操作方法完全吻合;第四，《扁鵲倉公列傳》倉公“診籍”恰好記載了一例“診療齲齒痛”案，採用的即是標本診法。
在此基礎上，黃龍祥教授還有一個大膽推斷：倉公得陽慶所傳的扁鵲醫籍在魏晉時還存於世，王叔和因職務之便得以閱覽，並將其中色脈診的部分直接輯錄于《脈經》一書中，甚至連“脈經”這一書名也很可能直接借用倉公所提及的書名——脈書上下經。因此，《脈經》診法部分是以扁鵲脈書為主體，以其他諸家相關文字為補充編成。
在此之前，《難經·六十一難》明確記載了扁鵲醫學“望聞問切”四診，《內經》幾乎輯錄了扁鵲醫學的所有要素，獨缺聞聲。而六朝醫家謝士泰的《刪繁方》一書中關於扁鵲醫學五臟望色、聽聲的描述尤為詳細，這也是醫學文獻上第一次為我們補齊了“四診”欠缺的一條腿。這一扁鵲醫籍傳本發現的重大意義在於，它使得以往拾取到的扁鵲醫書佚文碎片得以正確連接，並形成一個可以釋讀的畫面，讓史書傳記中扁鵲醫學的“神診妙治”，從一個傳説變成一個可觸摸的實在。借助於這一傳本還可判定：《靈樞·五色》即便不是全文錄自倉公當年所受之《五色診》，至少也是以此篇為主體改編而成。這一發現在辨識和還原扁鵲醫學整體中的意義和價值，甚至不會低於老官山出土的扁鵲醫簡。
而《刪繁方》裏引前人文獻，只“扁鵲”、“倉公”和“華佗”三人，其中引扁鵲最多，因此推論謝士泰當屬於齊醫家，扁鵲醫學的傳人。
還有一個論證是《千金翼方》，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書引錄扁鵲醫籍文字中明確提到虛實補瀉的針灸治療大法，以及極具扁鵲醫學特徵的五色診的詳細論述，且其中有條文字明確提到“黃帝問扁鵲曰”，與《刪繁方》傳本中“襄公問扁鵲曰”明顯不同。據古書傳本流變的規律，問答名氏的不同常常是辨識傳本的一個重要資訊。再聯繫到《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黃帝扁鵲之脈書”的提法，很可能倉公所受傳本也是“黃帝問扁鵲曰”的問答方式。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兩個基本判斷：第一，《靈樞·經脈》傳承的“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這一名言的版權歸屬於扁鵲學派。第二，五色診是扁鵲醫學的“專利”，且《千金翼方》所引的扁鵲醫籍版本早于《靈樞·五色》所採用的版本。
傳世本《素問》中“著至教論”、“示從容論”、“疏五過論”、“徵四失論”等七篇文字中高頻出現《史記·扁鵲倉公列傳》的診脈術語及相關書目，皆提示與扁鵲醫學密切相關。這七篇在《素問》的特殊之處還在於：以“黃帝、雷公問答”形式敘述。再聯繫到《靈樞》中以“黃帝、雷公問答”形式敘述的《經脈》、《禁服》、《五色》三篇，其後二篇緊相鄰，《經脈》又明確引錄《禁服》之文，可見三者關聯之密。而《五色》篇不僅學術思想及望色之術皆與扁鵲色診一脈相承，其中“黃帝、雷公問答”文字簡直就是《千金要方》所引“襄公、扁鵲問答”傳本的翻版……
再結合其他各種證據，使得我們揭開了一個深藏字裏行間的重大謎底：如將傳世本《內經》中出現有“雷公、黃帝問答”篇中的“雷公”改作“襄公”，“黃帝”改作“扁鵲”，深藏其中的扁鵲醫籍輪廓主線條將變得清晰。再加上《素問》、《靈樞》其他篇，共24篇或整篇引錄、或整段引錄了扁鵲醫籍。由此可證，《黃帝內經》是引錄扁鵲醫籍最多傳世文獻，只是在引錄時有改編，而不像《脈經》、《刪繁方》等直錄原文。
再看《難經》，《難經》一書所解之“經綸”有不少見於《脈經》所引扁鵲醫籍，但從該書編者對所引部分經文的意義已不能明辨來看，編者距扁、倉時代已較遠，或者本身就不是扁鵲醫學的直系傳人。作為一部解經之書，私改經文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性較大的是，《難經》一書採用的是扁鵲醫書的晚期傳本，其學術思想較之早中期的扁鵲醫學已有明顯差異。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扁鵲醫學的四行足跡，也是發掘研究扁鵲醫學的四條脈絡。將傳世醫籍遺存的扁鵲醫籍佚文，據其問答名氏及時間先後，可概括為以下四種不同傳本：
“扁鵲曰”版本——《脈經》所傳;
“襄公問扁鵲曰”傳本——《刪繁方》所傳;
“黃帝問扁鵲”傳本——倉公所受及《千金翼方》所傳;
“雷公問黃帝”傳本——傳世本《黃帝內經》所傳。
由是可推，倉公當年所受之扁鵲《脈書》上下經的主體內容被王叔和《脈經》輯錄，併為傳世本《黃帝內經》以不同形式傳承，其晚期傳本的部分內容存于《難經》;《五色診》則由《脈經》、《刪繁方》引錄之“襄公問扁鵲”傳本、《千金翼方》引“黃帝問扁鵲”傳本，及《靈樞·五色》傳承;“藥論”部分內容被《素問·湯液醪醴論》、《刪繁方》傳承。
因此，失落在歷史深處的並非扁鵲醫學，而是辨識它的“指紋”。扁鵲醫學一方面由齊醫家傳承，直到唐代還有大量不同傳本的扁鵲醫籍佚文流傳;另一方面，作為漢代醫學整合結晶的《黃帝內經》，正是以扁鵲醫學為主體重構。
傳承之興：齊醫中國力踐3000年曆史使命
扁鵲醫學是包括理論、診法、治則、治法和養生於一體的醫學體系。它創建的四診方法、針刺技術、治未病思想、以人為本理念、“決死生、定可治”療效確定性的追求，已深深影響了幾千年來中醫針灸學的發展。扁鵲以及繼承扁鵲脈學的淳于意，其師長桑君、公乘陽慶、公孫光，傳承扁鵲脈書的王叔和等皆為齊人。如果以地域來命名，也可以稱作“齊醫學”。
通過它的鼎盛與衰微，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醫學發展的一個基本模式：整合整合，與時俱進。《黃帝內經》與扁鵲醫學的關係，正如張仲景《傷寒論》與漢扁鵲醫學傷寒方論的關係一樣——是繼承與發展的關係。
為什麼張仲景的《傷寒論》後來居上取代扁鵲“為方者宗”的地位，成傷寒學説聖典?主要在於它的六經辨症理論體系更先進，對傷寒診療實踐的指導更有效。在漢代以前的各家醫派中，扁鵲醫學擁有絕對優勢。漢代以後《黃帝內經》迅速成為醫學的正宗和主導，在這部醫經中，扁鵲醫學以兩種形式被整合：與新理論框架相容的內容被直接採用;與其不和的則作為素材被改編以適合新理論。
從某種程度上説，扁鵲醫學與《黃帝內經》，是純種與雜交的關係。通過“雜交”融合，扁鵲醫學並沒有死亡，而是獲得了新生，在更廣闊的時空裏發揮著更加深遠的影響。
今天我們研究扁鵲醫學的意義，第一，比重拾《傷寒論》之前的各家傷寒意義大得多。正如《傷寒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黃帝內經》也不是。對於中醫學，我們不僅知道他的爸爸媽媽，還想知道爺爺奶奶;第二，對於出土文獻、文物的正確解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已出土馬王堆、張家山、老官山的醫學文獻，如非基於確定傳世文獻對扁鵲醫學“指紋”的準確提取，就不可能確定此次出土的扁鵲醫籍的書名(或篇名)，甚至這些文獻究竟是否屬於扁鵲醫籍也無法斷定，更談不上正確解讀。再比如山東出土的漢畫像石，如果不是基於對扁鵲的基本認識，40多年前劉敦願先生也不可能辨識出四塊“扁鵲針灸行醫圖”。而如果沒有對扁鵲醫學“指紋”的準確提取，則不能揭開這四幅圖的最後一層面紗;第三，對於傳世中醫典籍的還原與正確解讀有非凡意義。如《扁鵲倉公列傳》、《黃帝內經》、《劉涓子鬼遺方》、《千金要方》等。基於此，才強調“從某種程度上説，不了解扁鵲醫學，就看不清中醫理論的脈絡，特別是整個古典針灸理論體系形成與發展的脈絡”。
如今，華佗的五禽戲已通過申遺，成為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借助老官山出土扁鵲醫書的契機，我們也應該認真思考：扁鵲醫書為何在四川老官山發現?齊文化圈影響力究竟有多大?我們應該怎樣梳理與傳承扁鵲醫學精髓元素，設計齊文化的名片與明天?
令人欣喜的是，“齊醫中國”大型公益活動，以及諸多有志於中國醫學發展的仁人志士，已在發掘、整合、昇華、展現與傳播中，為扁鵲醫學及齊醫文化傳承邁出有益且有力的步伐。
天時地利人和的基因造就了扁鵲醫學的奠基地位，也讓扁鵲醫學成為齊文化從衍生到鼎盛、失落乃至重新崛起的見證，二者的血脈交融，共同成就了齊地3000年曆史長河中的文明主脈。
因此，對扁鵲醫學這座千年寶庫的發掘與弘揚，既是醫學使命，更是齊文化大發揚的歷史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