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位“童工”此前生活的房屋。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田文生/攝
近日，有媒體曝光，江蘇省常熟市一些服裝加工作坊涉嫌雇用童工。事件撕開了社會的一道傷口。是什麼原因讓這些未滿16周歲、本應在課堂上讀書、無憂無慮地度過青春時光的孩子，站到了機器旁進行高強度的勞動?他們及其家庭是被欺騙還是主動作出的選擇?
近日，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前往此次事件中部分“童工”的家鄉貴州省安順市進行探訪。
年輕人“不讀書就打工”
安順市毗鄰貴州省省會貴陽市，是我國最早確定的甲類旅遊開放城市之一。市內有馳名中外的黃果樹、龍宮兩個國家首批5A級旅遊區，擁有“中國瀑鄉”“屯堡文化之鄉”“蠟染之鄉”“西部之秀”等美譽。
安順是世界上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集中地區，海拔1300多米的十二茅坡就位於這片風景如畫的土地上。
當地人介紹説，新中國成立後，十二茅坡曾是軍馬場的分部之一，為部隊繁殖養育軍馬。上世紀70年代軍馬場被撤，十二茅坡的農業開始興起，出現了一些致力於白芨、石斛等中藥材産業的公司，還有從事禽業的公司，漫山遍野種植了茶樹和煙葉。
這片地廣人稀的前軍馬場上，“原住民”並不多。如同工地附近經常出現打工族聚居區一樣，隨著各種企業的興盛，十二茅坡也開始吸引那些偏遠地區的人前來淘金。
外鄉人在這裡以相對低廉的價格購買下破敗不堪的房屋，自此駐留。
楊某朋(本版圖文中人物均不顯示全名——記者注)是此次媒體曝光後官方解救出的“童工”之一。此前，他就隨著奶奶王某英一起生活在十二茅坡某間破舊的房屋裏。
記者費盡週折找到王某英時，她正在成片茶山中的茶樹叢間，蜷伏著身體，扒開茶樹枝丫，在茶樹的根部小心而費力地挖掘蟲草。
“只有一兩個月的時間能尋找蟲草。”她拿掉頭頂的茶樹枝説，因為大量的採掘，蟲草已經難以找尋。
某位“童工”此前生活的房屋。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田文生/攝
“這裡的蟲草沒有西藏的那麼值錢。”她説，為了找尋到收購價為每根1.5元的蟲草，需要運氣，更需要勞作，“彎著腰挖半天，累得腰酸背疼”，每天能挖出三五十根，她就非常滿意了。
此前，老人一家居住在鎮寧布依族苗族自治縣本寨鄉。寨子曾被火燒了3次，“沒法住了”。於是，2011年，他們遷徙到十二茅坡。
購置“新家”花費了3萬多元，幾年前，老人的丈夫去世，買墓地、安葬也花了不少錢，家裏由此欠下了債務。
迫於經濟壓力，老人的獨子楊某海——“童工”楊某朋的父親——和妻子去福建等地打工，砍毛竹。“很勞累的體力活，下雨天還做不了，收入低，每年給家裏的錢也不多，過年過節或者家裏有大事才回來。”王某英説。
在“童工”楊某朋外出打工前，65歲的王某英帶著他和他的兩個妹妹留守，艱難地一起生活。
老人説，家裏一方面希望孩子多讀書，“長大了成才”，另一方面，又實實在在地承受著經濟上的壓力，楊某朋此前在鄰近的雞場中學念初一，“喜歡玩手機，管不了，孩子自己也不想讀了”。
今年春節，也就是15歲的楊某朋念完初中一年級第一學期後，一個“老闆”來到他們家門口，向大人表示可以帶孩子出門去打工賺錢。
根據老人和當地民眾的描述，眼看著老家和“新家”周圍的年輕人都出遠門去打工，長輩們似乎已經確認了“年輕人就該出去打工”的鐵律，年輕人“不讀書就打工”儼然成為無需討論的固定模式，沒有其他選擇。至於什麼年齡才能外出打工、“童工”是否違法等問題，他們並不太懂，也不在意。
家長和孩子都有這樣的認識，就很容易和前來招工的“老闆”達成共識。
當時，“招工”很快就完成了。大人主要關心兩個問題，一是孩子的起居生活有沒有著落，安全有沒有保障，有沒有誰能管教孩子讓他不要學壞。對此，“老闆”説，有老闆管著，沒事的。
大人關心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工資。雙方口頭約定，過年時，“老闆”將孩子和錢一併送回來。
關於工資的數額，低收入的鄉親們很容易滿足，往往是“老闆”報出一個價格，父母感覺“大體差不多”就成交了。
就這樣，今年農曆正月，在鄰居眼中“有點叛逆”的楊某朋被父母交給“老闆”，“老闆”承諾保證孩子的安全。隨後，楊某朋便和後來出現在新聞裏的“童工”一道坐車去了廠裏。
王某英和他的兒子兒媳並不認識前來招工的“老闆”，之所以能産生信任，是因為有一個當地的成年人曾在“老闆”那裏幹過兩年，認識對方，“知道是做活的，不是做壞事的”。
至於孩子到“老闆”的工廠每天干什麼活、有沒有任務、工作的時間有沒有上限等問題，“什麼都沒説。”老人搖搖頭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孫子學習成績不算好，自己也不想讀書，“不怎麼服管教，讓他出去吃點苦，懂得生活的辛苦以後，再看他願不願繼續讀書。”
這是楊某朋第一次外出打工，老人説，家裏不指望他掙多少錢。
楊某朋到了工廠後，曾給家裏打過電話，但沒寄過錢。他在電話中告訴老人，“別擔心，吃的穿的都有，住的也不錯”。
老人帶著他的兩個分別念三年級和四年級的妹妹，繼續在十二茅坡留守。
楊某朋的離開，並未顯著減輕一家人的生活壓力，老人仍然過得非常拮據，盼望著能在撫養兩個孫女長大的間隙，能有點零工做。
但這個65歲的老奶奶在勞動力市場上並沒有什麼競爭力，除了採茶，其他每天能掙幾十元不等的工作都不要她。
相比未來的規劃，生活的艱辛迫使這位老人和她的家庭更重視當下怎樣能活得更好。就這樣，少年楊某朋離開十二茅坡，成為一名“童工”。
“家裏條件不好，兒子也想出去”
本次被發現的“童工”中，14歲的黎某龍和楊某朋一樣居住在十二茅坡，兩人的房屋前後排挨著。
黎某龍的家裏擺放著一台“songli”牌電視機，其螢幕大小和15英寸的筆記型電腦差不多，此外，除了電飯煲、已不能脫水的老式洗衣機、電燈，就沒有了任何電器。
房屋的墻壁裂開了口子，石灰大片脫落，露出凹凸不平的火磚。
對於記者的造訪，黎某龍的母親楊某妹有些不知所措，“我沒進過學堂，連名字都不會寫。”她風一般地跑出去，叫來自己的親戚、同時也是鄰居的熊女士和記者一起交談。
前些年，黎某龍48歲的父親黎某昌在安順等鄰近地區打工，維繫一家6口人的生活。今年，孩子黎某龍也開始打工後，父親就去了福建，希望能掙得更多。
黎某龍是家裏的第二個孩子，16歲的姐姐黎某健現在念初三，成績比較好，獲得了獎狀，希望能繼續唸書;10歲的三妹正在念小學三年級;8歲的四妹念一年級。
熊女士告訴記者，楊某妹一家生活的貧困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在她看來，這種極度的貧困，是黎某龍小小年紀便不得不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
“就在前幾天，楊某妹身上一分錢都沒有了，碰巧有人過來收廢品，她就把一個廢舊的烤火爐子當廢鐵賣了，3毛一斤，賣了15元。”熊女士説，“她靠這15元支撐了幾天，現在又沒有錢了。”
“孩子上學的時候，楊某妹會一個人吃午飯，中午從來沒有見她吃過肉。”熊女士噙著淚説，楊某妹經常用一點辣椒、加上沒油的野菜，就著一碗飯，衝點水，“泡著就吃了”。
“有一次，她生病卻沒錢了，發燒、頭疼，還暈倒了，我就借給她100元，讓她到醫院去看看。”熊女士説，“沒想到，過了幾天，她把錢還給了我，説自己在床上睡了幾天，多喝開水，沒去醫院，病也好了。”
在搬到十二茅坡之前，這一家子住在安順市紫雲苗族布依族自治縣貓營鎮某村，因為那裏的房子已經破舊得無法住人，“實在沒辦法了”，10多年前，一家人搬到了十二茅坡。在這個看上去能找到打工機會的地方，楊某妹希望能分擔丈夫的壓力。
“老闆需要零工的時候，我就去。”讓她沮喪的是，沒文化還得照顧孩子的婦女並不吃香——老闆需要的是可以長時間幹活的人，“我很難打上工，一個月能打三五天就不錯了。那些老闆説，‘你是帶娃娃的人’。”
46歲的楊某妹只能退而求其次，依靠傳統農業補貼家用。她收割的稻穀能讓一家人吃上飯，“實在沒錢了也能賣一點錢”。
某位“童工”此前生活的房屋。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田文生/攝
儘管生活得非常節儉，但這個收入有限的家庭仍然欠下了1萬多元的外債。
債務源於購房，也因為醫治孩子的病：今年上半年，三女兒黎某芊不小心摔傷了手臂，在紫雲縣醫院治療，花了1萬多元;前年，四女兒黎某歡也曾到貴陽做過手術，花了5000多元。
這樣貧困的家庭，為什麼會生育4個孩子?楊某妹稱“大家都這樣”——在偏僻的山鄉，一帶又一代的老人傳遞著“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認為多幾個孩子，孩子們之間也相互有個幫襯。
夫婦倆的收入除去日常不可避免的開支外，都用於供孩子讀書。
念幼兒園時，半年就需3000多元，他們勉力維持。到了義務教育階段，仍需要給孩子一定的生活費，為了安全，兩個女兒每半年還需要分別交納500元和1000元的接送費。
這些開支讓這個家庭一直處於困境。“家裏條件不好，兒子也想出去。”楊某妹説，自己勸過孩子繼續讀書，可兒子説，家境不好，自己成績也不好，“不如出去掙點錢”。
“我們就讓他出去試一試，如果能適應，以後再説。”楊某妹説，“如果適應不了，就回家繼續讀書，長大一些以後，再決定是不是出去打工。”
黎某龍在念完小學六年級後，今年開始外出打工。無論是在紫雲縣的老家，還是在十二茅坡的新家，幾乎所有離校的年輕人都出門打工了。在殘酷的生存壓力面前，沒有太多家庭介意孩子是否屬於“童工”。
黎某龍沒有手機，每次和家裏聯繫都要借別人的電話，如果家裏打來電話，也需要打通別人的手機後，約定一個時間再撥打過去。
電話中，黎某龍告訴家人，“老闆”對他很好，吃的也可以，“有時也會抱怨，説加夜班受不了”。
聽見這樣的話，楊某妹就覺得心裏難受，勸孩子回來，可孩子錶示，至少要堅持1年，“過年回來了再看”。
黎某龍離開家庭的過程，和楊某朋幾乎是一樣的。
“‘老闆’到我家門口來，説帶孩子出去打工。”楊某妹回憶説，對方提出工資為包吃管住2500元/月，家人也沒有討價還價就同意了。
至於具體去幹什麼工作、每天干多長時間、必須完成多少工作量、如何保證孩子必要的休息等細節，雙方並沒有明確議定。
雙方也沒有簽訂任何書面的合同，僅僅口頭約定，過年時“老闆”把孩子送回家，到時候把錢一併交給大人。
為了讓“老闆”對孩子好一點，心疼孩子的楊某妹還給“老闆”送了花生核桃，這是她當時唯一拿得出手的禮物。
楊某妹和丈夫並不知道將自己孩子帶走的“老闆”姓甚名誰，也不知道這個人是“老闆”還是“仲介”。
這些沒有太多社會經驗的父母，堅信“老闆”會恪守當初面對面許下的承諾。
在採訪中，對於記者的提問，楊某妹很少清晰回答，記者只能不斷地從不同側面和她交談，盡力拼湊出她的生活方式和內心世界。對於“是否相信過‘知識改變命運’”“周圍有沒有人通過讀書考上大學而獲得好的工作和收入”“是否希望複製那些‘榜樣’們的人生”等問題，儘管記者用最平易的話進行了“翻譯”，楊某妹仍顯得茫然，沒有正面作出清晰的回答。
“沒辦法，要不就要餓肚子”
記者輾轉找到此次事件中另一名“童工”韋某勝家裏後，聽到的是同樣悲傷的故事。
15歲的韋某勝居住在安順市寧谷鎮某村，家門口就是學校，記者到訪時，學校里正傳出瑯瑯讀書聲。
韋某勝79歲訥口少言的爺爺韋某華呆坐在火爐旁，爐裏燃燒著他砍來的樹枝，老人的背部幾十年都長著一個碗大的瘤子。火爐旁還有78歲病重的奶奶——她的身體狀況看上去非常差，鄉鄰説，她“不能動，不能講話，坐著就不能起來”。
韋某華共有5個兒女，目前隨小兒子韋某平——“童工”韋某勝的父親——一起生活。
韋某華説，小兒子從未念過書，“沒什麼文化”，此前曾到浙江、廣東等地打工，“幹體力活”。今年，因為母親病重，韋某平不敢外出打工了，只得留在家裏守護母親，偶爾去打零工。
每一個細節都透出這個家庭的貧困：石頭砌成的房子已經裂口，裂口最寬的地方，足以將手掌放進去，“要不是用棍棒撐著，可能就會垮”。
貧窮深深地改變了這個家庭，“有時甚至連吃鹽都成問題”，幾年前，韋某勝的母親決絕地離開了這個家庭。
“童工”楊某朋65歲的老奶奶在茶樹叢間尋找和挖掘蟲草。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田文生/攝
“雖然窮，我們還是儘量節約，想讓小孩多識幾個字。”韋某華盯著記者的眼睛説。
在鄉鄰們看來，小學和初中階段儘管交錢並不多，但仍有一些各種名目的費用，“還是得花錢”。而外出打工，雖然未必能賺多少錢，“但過年起碼能買一件衣服”。
部分鄉親已經聽説了韋某勝成為新聞中的“童工”的事，但他們並不認為做“童工”是錯誤的決定，相反，是一個“不得不這麼做”的決定，“沒辦法，要不就要餓肚子”。
“要養活這一大家人，他父親只能出去打工，他70多歲的爺爺還得去幹農活。”鄉親們説，去年的行情是玉米每斤七八毛、穀子每斤一元零幾分，老人種的所有糧食“值不了幾個錢”，“現在種地基本不賺錢，年輕人還能喂牛喂馬，可是他一個快80歲的老人已經不能喂牛喂馬了”。
按照這樣的邏輯，鄉親們認為，在韋某勝的父親因為奶奶的病情而不能外出打工的情況下，韋某勝成為“童工”就是在情理之中的。
鄉親們掰著手指頭介紹説，村裏14~18歲的孩子出去打工的，估計有一二十人。他們並不清楚“童工”的定義，對於其中16歲以下的打工孩子的數量並沒有印象，“但可以肯定，不止韋某勝一個人”。
在交談中，鄉親們固然並不認為“讀書無用”，但對“讀書有用”的觀點也並不堅守。對於是否每個家庭都能承擔高中、大學階段的投入，以及“砸鍋賣鐵”式的投入能否必然帶來體面的工作和高收入，他們並不抱有絕對的信心，“有一些大學生也掙不到錢”。因此，對於那些成績較差、未體現出讀書潛質的孩子，這些農村的父母和甚至孩子自己，都更容易放棄。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一個令人擔憂的狀況是，“童工”家庭甚至都不認識前來招工的“老闆”，也未對其身份、工作方式、管理方法等資訊，進行必要的了解和核實。
當地有傳言説，曾有“童工”誤入傳銷行業。這樣的悲劇，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在探訪中，貧困是顯而易見的，對很多問題的答案，卻藏在每個人的心裏，沒有人説出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生活的貧窮、對教育投入和産出的不同理解，讓孩子們離開了課桌，過早地在成人世界的驚濤駭浪中拉扯起自己並不結實的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