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究竟該不該控制人口?這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卻常談常新。
最近，一篇《控制人口規模對治理北京“大城市病”有害無益》文章頗引人關注。文章中有一個很“抓人”的數據：北京應該按照5000萬人口來規劃。
北京真能裝下5000萬人嗎?人口調控真的無用嗎?嚴控北京等超大城市的人口規模合理嗎?政府調控是在“趕人”嗎?
北京能裝下5000萬人?
5000萬，這是迄今坊間流傳的北京能裝下的最多的人口數量的説法。文章得出這個結論的理由很“充分”：根據可比的Demographia數據，北京建成區(指街區在空間上的連續區域，不含隔斷的郊區)的人口規模1800多萬，在全球排在第11位。而一億多人口的日本，其最大城市東京有3700萬人口。考慮到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經濟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北京應該按照5000萬人口來規劃。
文章還指出，實際上，北京的建成區只用了可開發面積的20%到30%，所以用北京的土地做一個5000萬人口的城市規劃是綽綽有餘的。
而今年3月份公佈的北京市“十三五”規劃建議指出，“十三五”期間全市常住人口總量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2300萬跟5000萬相比，兩者相差了2700萬，這個體量快要重塑一個“北京”了。
北京大學楊開忠教授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一個城市能夠承載的人口目標，和人口增長的過程要區別開來，不能混為一談。目標總是設在未來的某個時期;而要達到這樣一個目標，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直接拿北京跟東京相比，不具有可比性，城市區域之間的比較一定要在性質上和空間尺度上具有可比性。北京城六區、北京城六區加通州、京津廊地區、京津冀地區，分別與日本東京區部、東京都、首都圈和本州島具有可比性，一一對應的這四個區部的人口密度基本一致，一些尺度範圍甚至高於東京相應尺度的人口密度。”楊開忠説。
資料顯示，東京分為“東京都”及都市圈，平常人們所説的東京一般就是指狹義上的“東京都”，東京都面積2188平方公里，都市圈面積13400平方公里。東京都的人口1333萬，東京都市圈的人口3680萬。
仔細研究可以發現，除了人口密度，一個城市能承載的人口數量，還跟這個城市的可利用的水資源密切相關。
對北京而言，水資源是非常重要的制約因素，是“短板”。在一定條件下，北京這塊土地能承載多少人口，取決於北京的可利用“水”資源量及其利用效率。楊開忠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北京及京津廊地區、京津冀地區降雨量不到東京及其所在的首都圈、本州島的一半，水資源極度短缺。再考慮到技術和管理水準，我不太同意北京能夠承載5000萬人口這個説法。”
即使從國際比較來看，北京現在水資源利用效率也已經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準，雖然進一步提高用水效率還有潛力，但楊開忠認為，剩下的空間並不大了。“加上北京居民生活水準有進一步提高的需要，北京承載更多人口潛力不大了，到2020年甚至更長遠時期努力保持在2300萬以內是合適的。中央提出到2020年北京人口控制在2300萬以內，是有科學依據的。”
人口調控無用嗎?
我國政府一直都在嚴格控制大城市人口規模，但總是逃不脫“越控越漲”的怪圈。
198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對〈北京市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的批復》指出，要“堅決把北京市到2000年的人口規模控制在1000萬人左右”。僅僅3年後，1986年北京市總人口已達1000萬。
1993年批復通過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方案(1991—2010)》，要求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250萬左右。事實是，200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達1382萬人，比規劃提前了10年。
2005年初通過國務院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明確指出，2020年北京的總人口規模要控制在1800萬。然而2009年底，北京市實際常住人口為1972萬人，其中登記流動人口763.8萬人。另有數據顯示：2014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經達到2151.6萬人;2015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70.5萬人。
北京的人口規劃已經走入了一個“屢設屢破”的怪圈。
在北京人口規模又超出原規劃以後，北京再次提出“十三五”期間全市常住人口總量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的新標準。然而，基於以往北京人口規劃“屢設屢破”，最近網上出現“調控無效論”説法：北京從人口800萬的時候就説要調控，現在變成2000多萬人，這不就是無效了嗎?
“這種説法是值得商榷的。”楊開忠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城市人口增長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的某個時點，城市最適宜的人口受這個時點相應的經濟、社會、技術、交通、土地、資源、環境條件的制約，其增長應與這些制約因素的變化保持協同。這種協同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作用;但應該看到，即使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場經濟體中，也並非完全能夠通過市場機制自動完成，需要政府良好的調控。現代城市人口正是在這種市場決定和政府調控綜合作用下增長的。
不僅是中國，幾乎所有的國家對城市人口的增長，都有相應的調控措施。據記者了解，美國對城市人口調控採取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城市成長邊界管制”，即在一定時期內，城市提供有限的土地，而土地供應量的多少就會影響地價和房價，以此來調控和引導人口的遷入或遷出。“從美國來看，這個過程不能完全交給市場來做，因為市場不是萬能的，也有失靈的地方。政府調控必不可少。”楊開忠説。
人口調控是在趕人?
今年，北京市政府加大了人口的調控力度。6月召開的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會議，東城、西城及定位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通州等7個城區，紛紛曬出了各自的“瘦身健體”方案。
其中，東城區按照常住人口下降3.5%的指標，即凈疏解常住人口3.2萬人，疏解影響人口12.9萬人;西城區，今年全年計劃疏解人口3.6萬人;作為北京面積最大的朝陽區，今年常住人口要控制在85.7萬人以內，較去年底調減9.8萬人，在此基礎上，朝陽還將在年內調減25萬流動人口;海澱區今年則計劃將全區常住人口凈減少12.9萬人。
按照部分城區已公佈的人口調控指標，今年北京至少要疏解30萬以上人口。另外，備受矚目的通州，將有效疏解中心城區約40萬的人口，且按照北京城市副中心規劃，未來通州總人口將不超過200萬。
7個城區的人口疏解，也引發了誤讀，甚至有人得出了“非首都功能疏解等於人口疏解，北京正在‘趕人’”的結論。
楊開忠向《中國經濟週刊》記者介紹，人口調控的方式大致可以分為直接調控和間接調控。直接調控就是政府代替個人和家庭決定遷入還是遷出這個城市，個人沒有抉擇權;而間接調控則是政府通過一定的杠桿來影響個人和家庭遷移決策，“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和家庭的遷移是自願自主的，不宜稱為‘趕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人口遷移調控逐漸從直接調控轉變為間接調控，目前已基本實現間接調控，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非首都功能疏解等於人口疏解?
北京的大城市病已成共識。當前，北京由於人口和功能過度聚集導致的“大城市病問題”，使得北京的功能優化與品質提升受到阻礙。
去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調整經濟結構和空間結構，走出一條內涵集約發展的新路子。同時，會議強調，要嚴控增量、疏解存量、疏堵結合調控北京市人口規模。
但部分人將非首都功能疏解，解讀成了“疏解人口”，對此，楊開忠表示，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協同發展國家重大戰略的重中之重。“近3年來，按照‘多點一城、老城重組’的思路，已經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績。儘管疏解非首都功能包括人口調控，但不能把它僅僅解讀為人口調控，其實已經遠遠超出人口調控的範圍。”
什麼是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意指那些與首都功能發展不相符的城市功能。當北京重新定義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四大首都功能，要疏解非首都功能，就是要瘦身健體、轉型升級。
於是，我們看到，北京的一些工廠外遷了，北京動物園服裝批發市場疏解了，還有一些商品交易市場、一般性製造業和倉儲物流基地等也被清退了，醫院有的也挪到了郊區，還有的到京外開分院了，職業學校校址也有騰退計劃，未來一些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也會陸續到城六區之外的地方找新家。
按照規劃，未來5年裏，北京市將通過“禁、關、控、轉、調”5種方式來完成疏解非首都功能目標，如嚴格按照新增産業的禁止和限制目錄，就地關停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企業;對不符合首都城市戰略定位的勞動密集型、資源依賴型一般製造業實施整體轉移，對高端産業中不具備比較優勢的製造環節實施調整，主動在京津冀進行全産業鏈佈局等。
正像楊開忠所説：“疏解非首都功能，遠遠不止所謂的人口調控，而是要著力解決北京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使北京成為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形成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宜居城市群，帶動北方腹地發展，平衡中國南北方關係，惠及京津冀地區、北方和全國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