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下跌、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上漲、央行研究加強銀行表外業務風險管理……最近，貨幣市場的一系列最新變化引起了各界廣泛關注，其中不乏“中國貨幣政策可能轉向”的猜測。不過，專家指出，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新舊動力轉換的關鍵期，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貨幣政策既不能“放水刺激”，也不能過於緊縮。因此，儘管未來貨幣政策制定會將各種最新情況考慮在內，但穩健仍然是中國貨幣政策主基調和關鍵詞。
匯率波動並不大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指出，從定位上看，“保持物價穩定”與“促進經濟增長”是央行貨幣政策的兩大核心職能。目前，中國經濟正處於結構調整與新舊動力轉換期，“穩定就業”“保障國際收支平衡”“支援小微企業”“促進精準扶貧”亦成為了當下貨幣政策的重要目標。
“事實上，經濟運作中出現的各種新現象、新問題和新變化對貨幣政策目標的影響並不容易被精確探知，很多變化只有積累到一定程度才能使趨勢變得明顯。因此，貨幣政策制定者一方面要通盤考慮各種因素，另一方面也會主次分明，從確保重要目標實現的大局出發進行決策。”趙錫軍説，當前匯市、樓市等方面的最新變化會引起央行注意，甚至可能促使其使用流動性工具、市場干預等調控手段，但卻並不足以動搖貨幣政策穩健的主基調。
例如，對於近期人民幣匯率的波動，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撰文指出，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彈性進一步增強，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保持了基本穩定，波動率小于絕大多數儲備貨幣，更是遠小于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實際上，人民幣匯率將繼續在合理均衡的水準上保持基本穩定，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今後，中國將繼續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適度的、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
“脫實向虛”要嚴防
但凡政策都要講究一個效果，而貨幣政策本身卻有著不容忽視的特殊性。經濟學上曾有個形象的比喻：“人們可以把馬牽到河邊，但卻不能強迫它喝水。”
過去，中國經濟增速很高，資金投入各行各業都有不錯的利潤；而如今經濟進入新舊動力轉換期，投資的整體回報率出現階段性下降，資本的稀缺性不再突出。在此背景下，資本容易“脫實向虛”，進而影響到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
中國民生銀行董事長洪崎認為，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的本質要求。近兩年，我國資金“脫實向虛”有所加重，資金在金融領域空轉增加，推高了資金成本，加劇了資産泡沫，累積了系統性風險，這既不利於實體經濟也不利於金融健康發展。因此，嚴防資金“脫實向虛”十分重要，這也關係到我國經濟能否順利轉型。
在具體操作上，洪崎給出了四方面建議：一是推進金融供給側改革。增加金融供給，培育公開透明、健康發展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提高直接融資比重，豐富企業融資渠道。二是改革和完善金融監管體制。從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轉變，短期內則可擴大金融機構綜合化經營試點，鼓勵投貸聯動、債轉股等産品和服務創新。三是突出重點服務領域。監管部門和銀行內部的考核政策都要向節約資源的技術開發和生態環保傾斜，同時銀行機構自身也要避免過度投機行為，根據自身實際採取特色經營戰略。四是抓住科技進步機遇。當前，新一輪産業革命加速成長，金融業要適應科技創新行業高風險、高收益、週期長的特點，引導資金更多流向這些行業。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中實體部分與虛擬部分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實中有虛、虛中有實’正在成為一種新常態。以房地産業為例，傳統概念中就是地面上可供經營或居住的建築物，屬於實體經濟範疇，但如果資金過度涌入並炒作，那麼房地産顯然就有了更多虛擬經濟的味道。而這些，都是貨幣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需要不斷思考和探索的。”趙錫軍表示。
服務改革有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資金在局部領域“脫實向虛”有所加重，但貨幣政策在引導資金服務改革、促進經濟轉型方面也並非沒有斬獲。
央行數據顯示，截至2016 年9 月末，本外幣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餘額同比增長8.8%，增速比上月末高0.2個百分點；人民幣小微企業貸款餘額19.92 萬億元，同比增長達15.9%，這一增速比同期大型和中型企業貸款增速分別高6.8 個和9.9 個百分點。
與此同時，貨幣政策繼續保持穩健也得到了不少學者的支援。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指出，目前的貨幣政策是適度的，而且由於房地産價格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金融穩定，因此貨幣政策肯定要考慮對房地産價格的影響，房地産調控政策還是因城施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張立群表示，隨著中國經濟基本觸底，未來貨幣政策向寬鬆傾斜的必要性並不大。下一步，財政政策要發揮更大作用，與貨幣政策更好地配合。
專家指出，穩增長與調結構雖然在短期可能表現出一定的相互牽制，但是二者在根本上是相輔相成的：穩增長為調結構提供平穩的環境，調結構則是為了促進更長遠的經濟增長，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恰恰是促進這種良性迴圈的鑰匙。
“金融活動的本質是資金要素的優化配置過程，但這同時也會帶來金融風險。以穩健作為貨幣政策的關鍵詞，就是要管理好這個風險，從而更好地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趙錫軍説。（王俊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