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河文人治生對明清小説的影響

作者：徐永斌（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研究院研究員）

明清時期，運河區域的許多文人參與治生（經營家業、謀生計）活動，成為明清文學、文化史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它反映了明清文人的生活狀態、價值理念和文學創作趨向。這些文人從事治生活動的原因和目的雖各不相同，但其中一部分文人從事治生與明清小説的創作和傳播密切相關。

一

明清時期，運河區域的文人治生現象非常普遍，這些從事治生的文人不同於其他階層的治生活動，他們主要是根據自身的能力和特長採取適合自己的治生手段，如參與教育市場和藝術市場，涉足刻書業等，體現出一定的文化性特徵，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文人生態。文人治生雖存在於整個社會，但文人從事治生最集中、最明顯的運河沿岸城鎮和毗鄰地域也是明清小説創作和傳播的重鎮。

明清時期，運河區域是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許多文人雅士慕名而來。清孔尚任《郭匡山廣陵贈言序》所言的“天下五大都會”即北京、南京、揚州、蘇州、杭州，都處於京杭大運河沿岸，由此可以看出運河對明清文人的巨大吸引力以及運河與明清文人治生的關係是多麼密切。

明清時期，小説甚為流行。特別是從萬曆年間始，小説可謂到了它的“黃金時代”。明中期以後，運河區域的小説甚為繁榮，這時期創作的作品無論在種類上還是在數量上都十分豐富，而且往來于運河流域的許多文人參與了小説的創作和編選，如湯顯祖、馮夢龍、吳敬梓、曹雪芹等，時人也多有記載。伴隨著思想界和文學界出現的反理學思潮和主情思想的興起，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變化，開始對小説重新審視，一些文人如李贄、胡應麟、謝肇淛、馮夢龍等，他們或為小説正名，或探討小説的創作規律，或評點小説作品。浙江蘭溪人李漁，除了遊食江湖外，他在南京開了一家名為“翼聖堂”的書鋪，主要出售一些戲曲小説作品、名人尺牘等，他自己也創作、評點了許多戲曲小説作品，並予編輯、出版和發售，除此以外，他還曾親自率領家中戲班到處演出賺錢。戲曲小説等通俗文學形式不僅迎合了下層民眾的口味，就連一些皇親貴族和士大夫也開始垂青。

明清時期的許多小説，如《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就多誕生於運河區域或與運河有一定關聯，而且這時期的小説，既有長篇小説，又有短篇小説；既有詞話，又有白話、文言小説；既有演義小説，又有艷情小説。題材和種類繁多，尤其是在江南一帶，形成了通俗小説中心圈。自明中期以來，小説漸為達官貴人、文人雅士、販夫走卒等所喜愛。一些文人便創作了大量的小説，流傳于朝廷、民間，而且又出現了許多評點家，附有名家評點的小説，受到人們的垂青。

由於一些題材的小説在市場上十分熱銷，促進了書坊和文人創作群體的合流，如蘇州的馮夢龍、湖州的淩濛初等。馮夢龍“三言”選自宋元話本中膾炙人口的故事，由於其作品在當時大受歡迎，淩濛初在科舉失利之後，應書坊主之請，根據馮氏之體例，在南京編選了“二拍”。

二

運河區域的文人治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文學作品特別是明清小説的大量誕生，二者形成了良好的互動：一方面文人通過治生獲得了薪酬，改善了明清文人的生活環境，為以後的明清小説創作奠定了一定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讀者的接受程度和市場的反饋，又對作家的創作提出了切近讀者和市場的文學編創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小説題材和藝術性的變化。文人治生對明清小説的傳播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一方面通過文人和書商的合作，文人的小説作品得到銷售渠道和傳播渠道，促進了出版業的發展，特別是明清小説不斷得到社會的認可，小説作品的接受度進一步擴大；另一方面，隨著明清小説的不斷傳播，書商的利潤不斷擴大，文人的薪酬也不斷增加，促進了文人的創作。

在小説題材上，在唐傳奇“有意為小説”的基礎上，運河區域的明清小説突破唐傳奇的框架，白話小説應運而生，適應了市民階層的文學審美趣味，題材趨於多樣化，如長篇章回小説、白話短篇小説集的大量出現；從小説內容分類上看，明清白話小説也豐富多彩，演義小説、神魔小説、俠義小説、時事小説、世情小説等多是前代所沒有的或是萌芽狀態，而蘇州馮夢龍蒐集宋元話本整合的話本小説系列“三言”和淩濛初編選的擬話本小説集“二拍”，故事情節和小説框架雖多取材于前代文學作品，但馮、淩二人用白話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再加工創作，適應了時人的審美意趣，受到世人的喜愛，對後世話本小説的創作影響深遠，其後的話本小説、擬話本小説基本上未突破其窠臼。明代四大奇書《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分別開創了章回小説的四類題材，深深影響了後世白話章回小説的創作，雖其後以《聊齋志異》為代表的文言小説一度興起，但已是強弩之末，難以恢復唐傳奇時文言小説的盛況。

在藝術特色方面，運河區域的文人為了滿足文化市場的需要，對小説的文學藝術性作了諸多革新，如追奇獵艷、口語化、俚語化等，受到下層民眾的喜愛。在語言上，白話小説採用了通俗易懂的語言，內中包含了諸多的口語、俚語和地方方言，大大拉近了與下層民眾的距離；《紅樓夢》集世情小説之大成，被譽為中國古代白話小説巔峰作品，它描寫的封建權貴家族的興衰和寶黛愛情，深刻而令人警醒；《儒林外史》摹寫了儒林萬象，令人慨嘆不已。

在思想內容方面，運河區域白話小説帶有濃厚的時代性，如《三國演義》貶曹揚劉、《水滸傳》中梁山英雄的替天行道、《西遊記》的不畏艱險、《金瓶梅》的西門家族興衰、“三言”“二拍”的市井文化、《紅樓夢》的封建大家族的興衰、《儒林外史》的儒林萬象、才子佳人小説的美好憧憬等，或假托前朝，或直接摹寫當代，多刻有明清時代的烙印。

運河區域的一些文學家不僅身體力行，從事治生活動，而且在他們創作的一些文學作品中也不同程度地描寫到文人治生，明清小説中的文人治生描寫，也是文人治生的現實反映。如明羅貫中《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在出山輔佐劉備之前，就曾“躬耕于南畝”，另外其他名士如徐庶、龐統、荀彧、荀攸、賈詡、郭嘉等，都是依附於亂世豪傑的傑出謀士。明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中描寫了幾個文人如新科狀元蔡蘊、進士安忱、秀才溫必古、水秀才在不同程度上都參與了一定的治生活動。明馮夢龍《喻世明言》卷18《楊八老越國奇逢》，描寫了楊八老年近三旬，因科舉不成而棄儒經商，到福建、廣東一帶做生意。明淩濛初《初刻拍案驚奇》卷1《轉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鼉龍殼》，描寫了成化年間蘇州人文若虛起初因不善經營，將家業敗光，後來隨友人海外遊覽途中，機緣巧合，販橘致富的故事。明西湖漁隱主人《歡喜冤家》第三回《李月仙割愛救親夫》，描寫了書生王文甫因讀書未成而繼承祖業，棄儒出外經商。清李漁《連城璧》第六回《遭風遇盜致奇贏 讓本還財成巨富》，描寫了書生秦世良年輕時，因家事蕭條，不能糊口而被迫棄儒經商，先開小鋪，後做海上生意，成了巨富。清蒲松齡曾遊幕于江蘇寶應縣衙，他在文集中多有運河漕運、漕糧方面的內容，而且他創作的《聊齋志異》中也有一些篇章描寫到書生因各種因素棄儒經商的情節。而《儒林外史》是描寫文人治生篇幅最多、描摹最深刻、文人治生最集中的小説，涉及的領域之多，遠超明清時期的其他小説，文人治生貫徹于整部小説始終。《紅樓夢》中的賈雨村雖是虛構的小説人物，但他也代表了明清運河區域許多文人治生的情形，這不能不值得我們深思。

運河流域的文人治生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對明清小説的創作和傳播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無論在題材、藝術特色上，還是在思想文化內容上，都超越前代，迎來了明清小説的輝煌時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傳播也産生了積極作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研究文人治生，特別是對地處運河沿岸城鎮和毗鄰運河的明清文人治生狀況，有助於我們從側面觀照明清小説的發展面貌，因為許多明清小説作品是運河流域文人創作的，可以説是運河這塊沃土孕育了這些小説作家和傳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