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之詩 卓然自樹——讀《時間的花朵》

作者：秦兆基（蘇州大學出版社特約編審）

《時間的花朵》，收入了陳龍近兩年來的詩作。這些作品顯現出他在詩歌創新上的嘗試。在本書的《後記》中，詩人結合自我的創作體會，論述了有關詩歌研究的一些帶有核心意義的理論問題。本文擬以《後記》為抓手，從多個側面切入，探究這部詩作的內蘊和呈現方式的獨特性，以及對當下詩壇所能提供的啟發。

書題命意的把握

對《時間的花朵》的書題進行多角度審視，會有助於把握全部詩作的內蘊。

從書題功能角度看。“時間的花朵”，起著綰帶書中全部詩章的作用。全書140多篇詩作，似乎是散置的、無序的，但由於書題中的“時間”兩字提示，就不難理解，詩作是按時序——“花朵”綻放的時分安排的。

從修辭學和題材包容的角度看。“時間的花朵”是一個借喻，喻體的“時間”，是指花園中叢生的各類花木；喻體中的“花朵”是指作者的精神産品——詩作。一年之中，各個季節都有可以觀賞流連的花朵，雜花生樹的春天固不待説，即使是繁花落盡的夏天，也有木槿、紫薇點綴枝頭，無所不在，暗示出詩作內容與時間的聯繫——即時性。

從哲學、詩歌美學的角度看。時間，陳龍做過一番詮釋：“時間是一台發動機”（《時間》）揭示出時間是生命的原驅力，是一切事物的本身。在時間面前，一方面，人別無選擇，向死而生，才能獲得生存的意義；另一方面，又道出了自我對存在可能的選擇“不必做沉甸甸的果實/一刻在枝頭/一刻迎風吹”（《我們是時間的花朵》）。“花朵”有可能化為沉甸甸的果實，但是詩人寧願選擇做一現的曇花，“一刻在枝頭/一刻迎風吹”，渴求在有限的存在之中體現生命的最大價值，實現自我。

詩歌樣式的選擇

《時間的花朵》中的新詩，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類是長詩，在百行左右。陳龍創作過多首反映現實題材的長詩，受到觀眾喜愛，即便冠之以“主旋律詩人”亦不為過。如《每顆星都是燃燒的煙頭》，採用了與宇宙天體精神交接的方式，道出後工業時代人際關係的冷漠和命運難以把握的茫然，最終道出對於人類終極命運的關懷。作品承續了屈原《天問》以來延伸到當代詩人郭小川《望星空》的傳統，冀望在對宇宙運作的規律探詢之中，找到人生啟示。

第二類是在二十行到七十行之間的“中篇”。常常是由身邊事、兒女情所觸發的，是靈光一現的捕捉。這類詩作往往是以感情河流中一絲漣漪來顯現其全體的。如《蝴蝶夢》，是寫在讀書時一隻棲息在書頁上的蝴蝶飛起，恰好書頁又繪就了一隻蝴蝶，兩隻蝴蝶重合，詩人陷入恍惚迷離的境地，不知道哪只蝴蝶是真的。“莊生曉夢迷蝴蝶”，莊周夢後所感與陳君幻境消失以後所感未必一致，但都寄寓了世事真幻難以辨識的迷惘。在無深度的呈現之中，寄託了有深度的人生體驗。

第三類是體制精微的短詩。長的不過五七行，短的只有兩行。有的是單獨成篇，也有多章連綴成篇，圍繞一個主題展開。這類詩多為直抒胸臆，寫出靈機一動時的遐想綺思。如《希望》：“再大的雨/下不光天上的雲/總會留一些給彩霞”，從天象變化的描摹之中，顯現自己的人生信念。

此外，《時間的花朵》中還有為數不多的倣舊體詩。此類詩形式上基本中規中式，體現出舊體詩凝練、概括力強的特性。

詩學理念的自覺體現

《時間的花朵》脈動著陳龍的詩學理念。要言之，有三：

其一，注重凸顯詩歌形式的能動作用，有意識地在詩歌文本與讀者之間預設溝通的橋梁。這個問題直指對詩歌功能的認知。不同的詩人面對同樣的物象、情境，往往會用不同的形式並賦以不同的意義。中國是詩的國度，但真正將詩作為詩本身去對待的卻少之又少，至於詩是如何表達的問題，包括研究探討其語言上和文學上的傳統，則鮮有探究。因此，陳龍常常有意識地借鑒百年來的語言學理論和美學理論，從公眾審美心理和習慣出發，構建屬於自己的意象體系，形成自我的語言風格。

如《最美的風箏》，“女兒身在他鄉/如同一隻風箏/飛在天上/……/風兒不聽我使喚/我只拽著一根線/線，繞在手指上//……怕只怕線繃緊了會斷/或者被樹冠纏住/無論是她飛得更遠/還是高棲在某個枝頭/好像我都無法快樂/好像我又無可奈何……”詩人將遠行在外的女兒比作“風箏”，以“風箏”這一公眾熟悉的意象貫穿全詩，樸實無華的語言中浸透著婉約細膩的父女之情，讀來令人動容。

其二，立體、多層面關係的結構經營。“結構不是單一層面的橫向佈局，而是立體的、多層面關係所構成的模式。”（《後記》）詩歌結構的立體化，意味著將詩歌圖像從多個維度展開。所謂多層既指深度，又指意旨的多元指向。

如《揚州揚州》抒寫的是詩人“2023年春節省親偶感”，從時間的經度上看，自今涉古；從空間的緯度上看，從江都到邗江直到瓜洲渡；從意旨層面上看，鄉愁、親情、懷古，樣樣都有。神往韆鞦、執著當下，感傷、嗟嘆、盛讚複合。

其三，別求新聲，嘗試與探索。

詩人在對當下詩歌創作狀況的評價中指出：“當下詩歌，繁榮或衰落，進步或退步，不能簡單地以詩歌的社會影響力或詩人的社會地位等因素作為判斷標準，而是要將詩歌藝術本身是否得到更好發展作為一個重要判斷標準。”詩人從文學性之於文學的關聯，推斷出詩性之於詩歌的依存關係，進而認為：“與以往相比，當下詩歌反而放下了許多功利性的東西。”20世紀後期迄今，中國新詩從政治抒情詩，走向朦朧詩、後朦朧詩、口水詩、新艷體詩和新古典主義詩等多元並存的局面。陳龍的詩歌是屬於他自己的，可以説是博採眾長的現實主義。

陳龍有著豐富詩學理論素養，這使他的詩歌創作獲得更多的自覺，更多的智性介入使得感情得到過濾、得以提升，也使他的詩更多地接近詩歌的本質屬性。在智性與感情的碰撞交融之中，形成了別具一格的學人之詩，也留給詩歌研究者和詩人以啟示。

《時間的花朵》陳龍 著 蘇州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