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中國特色的古代小説理論體系

作者：萬晴川（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文化強勢輸入，中國文論處於失語狀態，學界慣於“以西例律我國小説”,以致捍格不入，長久以來，中國古代小説發展的真面目被遮蔽。近年來，在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背景下，很多有識之士開始反思這一問題，並立足本土，著手重繪中國古代小説發展地圖，成績斐然，但又出現一些誤區，需要研究者正視。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古代小説有文言和白話兩大文本系統，兩者差別很大，但論者往往只重視前者而忽略後者。白話小説在古代不入流，正史《藝文志》皆不著錄。但白話小説具有民間性、故事性、審美性、娛樂性及口語化等特點，與現代小説觀念基本契合。比如小説的虛實問題，明人謝肇淛《五雜組》中就指出：小説戲曲創作“須是虛實相半”，“情景造極”。“事太實則近腐”，而虛構“然亦有至理存焉”，即符合人情物理。李日華《廣諧史序》中也主張小説創作要“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實者虛之故不係，虛者實之故不脫，不脫不係，生機靈趣潑潑然”。馮夢龍在《警世通言·敘》中對小説的真實與虛構問題作了更精彩的闡述：小説的內容不必盡真，不必盡假，也不必“去其贗而存其真”。小説中的人物不一定確有其事,事件也不一定非出自此人，“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麗其人。”事件即使是真實的，但不具典型性，也是假的；事件即便是假的，但符合生活規律，也是真實的，“事真而理不贗，即事贗而理亦真。”這些言論涉及現代文論中典型與特殊、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等核心命題。淩濛初在《初刻拍案驚奇·序》中也表達過同樣的見解，他説小説的藝術魅力就像生動逼真的繪畫，“正以幻中有真，乃為傳神阿堵”。這些論述都非常深刻，加上金聖嘆、張竹坡等人的小説評點，實際上小説理論中的一些重要問題都已解決，形成了較為系統的小説理論體系，遠早于西方相關論述。因此，如從白話小説角度而言，所謂“西例”我國早已有之，並非他們的專利。據宋莉華《中國古代“小説”概念的中西對接》研究，在18世紀，中國白話小説開始陸續傳入西方，影響了西人對“小説”概念的定義。清末民初，中國“小説”概念又被日本學者借用與西方對譯，最後經晚清學人移植重建、古今轉換，才生成現代學術新語。所以，現代小説觀念的構建，中國人功不可沒。

與現代小説觀念衝突較大的是文言小説。先秦典籍中所説“小説”概念與今天相去甚遠。“小”體現在價值判斷上，指這種文體淺薄不經；篇章上“言皆瑣碎、事必叢殘”，非長篇大作。在寫作原則上，則崇尚見聞實錄。從《漢志》著錄的“小説家”，“小説”這種文體相當寬泛，內容極其龐雜。隨著唐人“作意好奇”的創作實踐，宋人對小説的認識才悄然發生變化，《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著錄的大批史部雜傳類作品，在《新唐書·藝文志》中被歸入子部小説類，小説的故事性和虛構性特點得以凸顯。然而，至清代，文言小説觀念又倒退到《漢志》，《四庫全書總目》“小説家類”甄錄的原則是：“其近雅馴者,以廣見聞,惟猥鄙荒誕,徒亂耳目者,則黜不載焉。”像《聊齋志異》這樣小説特徵鮮明的大量傳奇作品反被擯棄。

第二，要承認人類正確認識事物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對古人理解之同情時，也應充分考慮到他們的小説觀念最終形成有一個曲折反覆的探索過程，在復原古人小説發展演進之“本然狀態”時，要對古人的觀點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黃霖先生在《小説、筆記與筆記小説——〈民國筆記小説萃編〉序》中説得好：“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接受新的小説觀就是‘以西律中’，拋棄傳統。……就‘小説’而言，對於這一文體的敘事、寫人、虛構等特質的認知也是在一步一步地從混沌走向明晰，所以當傳入西方的小説觀後就能一拍即合，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種新的‘小説’文體觀。”就是説中西殊途同歸，不謀而合。因而，我們不能因為強調中國古代小説觀念的特殊性，而忽視中西小説觀念的共性，這樣反而抹殺了我們祖先對現代小説理論建構所作出的傑出貢獻，就像將現代醫學歸美于西方一樣，其實世界各國人民都有程度不等的功績。

毋庸諱言，古人對小説的認識也有乖誤，在文言小説的類型劃分和著錄上經常不統一，《山海經》《穆天子傳》《搜神記》等小説，常在史部地理類、傳記類、實錄類、故事類和雜史類之間漂移，無所適從。遲至近代，學人還將小説分為散文體和韻文體兩種，彈詞、鼓詞、戲曲皆納入“有韻之小説”，如管達如、呂思勉等。徐敬修《説部常識》中的“韻文小説”甚至有駢文、詩歌等。黃世仲《小説功用比報紙之影響為更普及》中將小説文體分為“章回、短篇、歌曲、南音、寫真、白話。”黃人《小説小話》稱院本、徽調、京腔、秦腔等“亦小説之支流也。”小説這種文體幾乎成為包容一切文學藝術的大雜燴。要之，我們祖先正確小説觀念的形成並非一蹴而就，而西人也不例外。英國現代理論家特裏·伊格爾頓就在《現象學，闡釋學，接受理論——當代西方文藝理論》一書中指出：在英國16世紀末17世紀初，小説這個詞既用於真實事件也用於虛構事件，小説與新聞很難加以區分。18世紀的英國，文學的概念並不像今天那樣有時只限于“創造的”或“想像的”寫作，它不僅指詩，而且還包括哲學、歷史、論文和書信。“一部原文是不是‘文學的’並不在於它是不是虛構的——十八世紀對新興的小説形式究竟是不是文學十分懷疑——而在於它是否符合某些‘純文學’的標準。”文學的標準打上了很深的思想意識形態烙印，“體現某個特定社會階級的價值和趣味的寫作可以算作文學；而街頭民謠，流行傳奇，甚至也許還有戲劇，都不可以算作文學。”19世紀的歐洲人還將中國的《琵琶記》《西廂記》等戲曲作品歸入小説。正如黃霖先生在《近現代的小説觀究竟是姓“中”還是姓“西”》中所揭示：“至於西方的小説觀，從希臘的神話和史詩出發，到認知‘虛構的人物故事’，又是‘散文文學之一種’而不是詩歌體，也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他並引胡懷琛在1933年出版的《中國小説研究》中所説，小説英文名有“story”“fiction”“novel”“tele”“romance”“mythos”“sagas”等多個意義不同的名詞。因此，對某些事物的正確認識有一個波折過程在所難免，對古人錯誤的小説觀不必諱言，也沒必要作善意的辯解。

第三，建構中國古代小説學術體系，不是自我閉環，自説自話，而是最終把中國小説理論轉換成世界性的知識，實現文明互鑒。黃霖先生指出：20世紀小説觀念，既不姓“中”，也不姓“西”，而是立足本土，借鏡西方，在互相交流、融會的過程中形成的。這種新的小説文體觀的確立與分類的細化，正標誌著中華民族文化的進步，也顯示了我們民族具有包容與消化世界先進文化的胸懷與能力（《民國筆記小説萃編》序）。我們研究古代小説，固然要站在中國立場，採取中國視角，體現中國價值，但前提是從中歸納出的小説理論要與世界對話，形成共識，使中國小説世界化。此即錢鐘書先生所指出的：“在現象上雖是中國特有，而在應用上能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只有把中國文學置於世界文學的大視野下開展研究，才會發現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價值與意義。實際上，雖然近代以來學界“以西例律我國小説”，但以“敘事為宗”、“無崖之言”則是中西小説共同的本質性特點，而且形象、典型、敘事、照應等重要小説理論詞彙中國文獻早已有之。白話小説由説書建立的面向大眾的傳統、小説技巧與繪畫、書法等藝術的融通、巫術文化內化為小説的藝術表現手法，等等，這些真正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中國古代小説理論，就是對世界小説美學的重要貢獻。

總而言之，我們立足中國本土，不是自我封閉，而是既要揭示中國古代小説的起源、發展演變規律，還原其真實發展面相，又要提煉出一套既契合中國古代小説發展實際而又能與世界文明對話的分析模式和理論框架。既要避免以今人之心度古人，又應以現代小説概念作為研究參照，不諱言古人認知錯誤，正視古人曾經為現代小説理論建構作出過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