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中國圖書館事業

        新華社北京5月19日電 5月19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梁啟超與中國圖書館事業》的報道。

　　《時務報》主筆、戊戌變法領袖、《少年中國説》作者、清華國學院導師……梁啟超每一個廣為人知的身份，都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今年是梁啟超誕辰150週年，國家圖書館和梁啟超故鄉廣東省江門市共同主辦“前哲垂範文津日新”座談活動，緬懷這位百科全書式的大家，也探討上述身份之外的他，為中國圖書館事業所作出的卓越貢獻及深遠影響。

　　“近百年來，有關先生為人、為學、為師、為政的研究已經非常豐厚。但大家可能較少了解，他與國家圖書館及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也有著非常深厚的淵源，在中國圖書館學的本土化和現代化發展進程中，更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國家圖書館館長熊遠明説。

　　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院教授程煥文在圖書館學領域有深入研究，他稱梁啟超為近代圖書館第一人、中國圖書館學倡導者、近代目錄學開創者，“他的一生，既是參與中國社會變革的一生，也是為學術的一生，為圖書館的一生”。

      “三館之長”

　　北海公園快雪堂掩映在古老的青松中，彩繪遊廊墻上，鑲嵌著一方方書法石刻。公園裏遊人喧囂，這裡卻獨享一份安靜。

　　100年前，這裡是梁啟超籌建的松坡圖書館館址。

　　松坡圖書館為紀念蔡鍔而建。蔡鍔，字松坡。1897年，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講學時，蔡鍔是他的學生。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在東京大同學校教書，蔡鍔追隨。1915年，梁啟超與蔡鍔共商反袁大計，發動護國運動。

　　1916年11月，34歲的蔡鍔因病去世。12月，梁啟超在上海發起設立松坡圖書館。但在軍閥混戰的亂世，籌建圖書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內憂外患中，梁啟超也將更多時間精力投入到社會事務中。他後來在《松坡圖書館記》中回憶：“顧以時事多故，集資不易，久而未成。”1918年，梁啟超在上海成立松社，“以時蒐購圖籍作先備”，後又將松社遷往北京。

　　1922年12月，松坡圖書館幹事會成立，推梁啟超為館長。1923年6月20日，松坡圖書館擇定館址于北海快雪堂。梁啟超親自起草《勸捐啟》和《勸捐簡章》，呼籲社會各界捐贈圖書。

　　1925年底，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與北洋政府教育部協商合辦國立京師圖書館，並推選梁啟超為館長。1926年3月，因北洋政府無力履行合辦契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又獨立籌建北京圖書館，仍由梁啟超任館長。

　　從此，梁啟超身兼三家圖書館館長。

　　松坡圖書館為私立圖書館，沒有穩定的經費來源，為了給該館籌款，梁啟超曾長期“賣字”。曾追隨梁啟超的周傳儒回憶：“梁每天晚飯後休息十分鐘，抽支煙，在七點多鐘開始寫字，每晚都寫，一個大字賣八塊錢……他書房中有一個大瓷筒，裝有很多宣紙，都是人家托他寫的……梁這樣賣字，每月可得兩三千元。”

　　梁啟超在1926年10月給大女兒梁思順的信中，也提到自己在忙碌一天后，“一點也不覺疲勞，晚上還替松坡圖書館賣字”。

　　京師圖書館約定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與教育部共同出資，但北洋政府一直無力履約，梁啟超多次向政府提出撥款請求，都沒能得到解決。

　　為了彌補館費的不足，梁啟超曾在給同事李四光和袁同禮的信中，商談與法國、日本、美國重修《四庫全書》以獲得收入的計劃，他這樣解釋籌劃此事的原因，“因方家衚同館費（注：方家衚同為京師圖書館館址）極難維持，現在實以一分六厘之重息向銀行借墊，得此或稍可彌補耳。”

　　“為了維持圖書館的正常開支和員工生活，梁啟超多方奔走借墊，甚至將自己的人壽保單拿來向信託公司抵押借款，圖書館接待外賓的費用，也一度從他個人的薪金中支付。”熊遠明介紹説，據不完全計算，梁啟超前後墊付館費達一萬多元，相當於當時一戶普通家庭幾十年的生活費用。

　　1926年11月，在給李四光和袁同禮的信中，梁啟超説：“今日晤陳寅恪，言及有一暹羅貴族來遊歷，可與酬應，便索彼國所印之巴利文四阿含佛藏，且言此事已與守兄譚及云云。弟意暹人來遊，我國人士本不容絕對冷視，況更有所求耶？擬由館中招待一午餐或晚餐（在北京飯店），並陪往參觀各遺物……所費即請飭館中會計先支付，在弟薪水項下扣還為盼。”

　　“所費即請飭館中會計先支付，在弟薪水項下扣還為盼”，這是梁啟超用自己的薪水接待外賓的直接證明。

　　即便經費緊張，在擔任館長期間，梁啟超仍然積極為圖書館擴充館藏。從他那兩年的書信中，能看到他為此付出的心力。

　　1925年12月，剛剛上任的梁啟超，就在給李四光和袁同禮的信中談及購書設想：“購書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弟意欲將彼國研究中國史及佛教之書，先行蒐羅。最要者為幾種專門雜誌，最好能自第一號搜起，購一全份……不審兩兄有日本熟書坊可委託否？望留意。”

　　1926年4月，聽説上海東方圖書館計劃收購蔣氏密韻樓藏書，梁啟超寫信給張元濟，請求將藏書中的復本轉讓給北京圖書館：“聞東方圖書館購取孟蘋蔣氏密韻樓之藏，神往無已……用敢專函奉懇，其中倘有復本，而可以見讓者，願為北京圖書館求分一臠，則南北學者，胥渥嘉惠，寧非盛事。敢乞開單見示，不勝企禱之至。”

　　1926年6月，在給李四光和袁同禮的信中，梁啟超又談到繁雜的購書瑣事：“今日委員會開會，購書費事，結果何如？想無甚異議耶。預算不足之數，請即照弟所擬議。”“周君書讓價最低限度為五千六百元，其書版本尚精，似尚值得，請守公細審後決定。”“夏穗卿先生書目繳上……所擬價何如，或酌增亦值也。”

　　1926年7月，梁啟超在給李四光和袁同禮的信中，特別提到日本人對京師圖書館館藏虎視眈眈：“頗聞日人之東方文化會眈眈于方家舊籍，吾館似不能不乘此時急起直追，兩公謂何如？”

　　“這句話實際上包括了好幾層意思。”程煥文解釋，“1920年代，大量日本人來中國收購古籍，京師圖書館藏有文津閣《四庫全書》、敦煌遺書等珍貴文獻，日本人自然虎視眈眈。另一方面，作為國家的圖書館，對中華文獻也要盡全力去收集購買，因而要奮起直追。”

　　梁啟超的苦心經營沒有白費。1929年8月，按梁啟超生前的建議，京師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合併為國立北平圖書館，這是國家圖書館的前身。“合併時，北京圖書館共購置中文書籍八萬餘冊、西文書籍三萬五千余冊，成為國家圖書館初期藏書的重要組成部分。”熊遠明介紹。

　　1949年，松坡圖書館併入北平圖書館，其藏書也成為國家圖書館館藏的重要組成部分。

　　“梁啟超先生主持國家圖書館館務時間並不算長，但在任期間，他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為國家圖書館的早期建設和發展做了很多開創性的工作。”熊遠明説。

      從“書藏”到“圖書館”

　　梁啟超投入圖書館事業，是在他人生的暮年。當時，他從北洋政府辭職，逐漸退出政治舞臺，投身教育文化領域。

　　但在程煥文看來，梁啟超對圖書館事業的關注，從萬木草堂時期就開始了。

　　事實上，圖書館這一概念在中國傳播的幾個“第一次”，都與梁啟超有關。

　　1893年，梁啟超在《萬木草堂書藏徵捐圖書啟》中，講到為什麼要籌建這一類似圖書館的機構，“啟超以為書之不備，不足以言學，圖器之不備，不足以言學，欲興學會，必自藏圖書器始。於是思因向者書藏之舊而擴充焉。”程煥文説：“梁啟超一開始就把圖書館在社會中的作用講得非常清楚，他最早宣傳圖書館是社會教育中的一個重要機關。”

　　標題中的“書藏”，不同於中國傳統的私人藏書樓或官府藏書樓。“書藏的書籍普通學子也能借閱，這就有了開放和公共的意思，只是還沒用圖書館這個詞。”程煥文説。

　　1895年5月，康有為、梁啟超在公車上書中建議：“州、縣、鄉、鎮，皆設書藏，以廣見聞。”同年7月，梁啟超與康有為在北京組織強學會，同時籌設強學會書藏。《強學會章程》中提到最重要的四件事是：譯印圖書、刊佈報紙、開大書藏、開博物院。可見對當時的梁啟超來説，建圖書館是維新運動必不可少的舉措。

　　1896年，梁啟超在上海擔任《時務報》主筆期間，發表了《西學書目表》。在這篇文章中，梁啟超提出了跟傳統經史子集分類法不同的書籍分類法。他將書籍分為西學（算學、電學、化學、醫學等）、西政（史志、官制、法律、商政等）、雜類（遊記、西人議論之書等）3個大類，共28個小類。

　　在這期間，《時務報》上第一次出現“圖書館”這個詞。那是一篇譯自日本報刊的文章，裏面提到：“雖在爭戰……猶不廢講習。又有女校，圖書館。”

　　“這是‘圖書館’一詞首次在中文報刊文章中被提及。”程煥文説。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1898年，他在橫濱創辦《清議報》。1899年6月11日，《清議報》刊登《論圖書館為開進文化一大機關》。程煥文介紹，這是“圖書館”幾個字第一次出現在中文報刊標題中。

　　1902年，梁啟超又在橫濱創辦《新民叢報》。之後，他赴加拿大和美國遊歷，並將見聞寫成隨筆《新大陸游記》，在《新民叢報》臨時增刊上發表。

　　在這篇遊記中，梁啟超講述了他訪問波士頓市立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的所見所聞，還特別介紹了圖書館開架制的好處：“所見各學校之圖書館，皆不設管理取書人，惟一任學生之自取而已。余頗訝之，至芝加高大學，詢館主：如此，書籍亦有失者否？答雲：每年約可失二百冊左右；但以此區區損失之數，而設數人以監督之，其所費更大，且使學生不便，故不為也。”

　　“《新大陸游記》實際上是將美國圖書館事業做了一個全面的介紹。”程煥文説，“梁啟超每到一個地方，都會去參觀圖書館。他是有意識去的，寫遊記時，他把每一家圖書館都記錄了下來，儘管文字不長，但精髓的東西都講到了。”

　　早年的經歷與考察，為晚年梁啟超投身圖書館事業打下了基礎。程煥文説：“梁啟超很看重的一點是開啟民智，早年投身維新變法時，他辦書藏辦報館辦學校，特別強調圖書館的社會教育作用。晚年，儘管他在政治上失意，但並沒有停止開啟民智的工作，包括親自籌建、管理圖書館。圖書館和讀書，是他一生都在做的事。”

       “建設中國的圖書館學”

　　寫下《西學書目表》《新大陸游記》的梁啟超，是欣賞西方國家的圖書館的，但他並不覺得中國就得照搬西方經驗，而是提出要建設中國的圖書館學。

　　1925年4月，中華圖書館協會成立，梁啟超被推為董事部部長。在成立演説辭中，梁啟超明確提出，協會責任一是建設中國的圖書館學，二是養成管理圖書館的人才。

　　為什麼要建設中國的圖書館學呢？在梁啟超看來，“中國書籍的歷史甚長，書籍的性質極複雜，和近世歐美書籍許多不相同之點。”因此，從事整理中國書籍的人，需要對中國的目錄學和現代的圖書館學都有充分了解。

　　同年，在《圖書館學季刊》發刊詞中，梁啟超再次表達了這種意願：“圖書館學之原理、原則，雖各國所從同，然中國以文字自有特色故，以學術發展之方向有特殊情形故，書籍之種類及編庋方法，皆不能悉與他國從同。如何而能應用公共之原則，斟酌損益，求美求便，成一‘中國圖書館學’之系統，使全體圖書館學之價值緣而增重，此國人所宜努力者又一也。”

　　“梁啟超特別強調建設中國的圖書館學，從他對圖書的分類也好，編目也好，圖書館的運作也好，都能看到這一思想。”程煥文説，“維新變法時代，梁啟超宣傳西方的圖書館及圖書分類，是要衝破傳統的藩籬，告訴大家世界是什麼樣子，但他從來沒有説要照搬西方。”

　　“在中國圖書館史上，梁啟超是最早提出統一中外圖書分類法的人物。”熊遠明介紹，中國原有的分類方法是按經史子集分類，西方則採取杜威的分類方法，在梁啟超看來，這兩種方法都不適合當時的中國。

　　京師圖書館一開辦，梁啟超就提出在圖書編目方面，要自創中國十進分類法。1925年12月，他在給李四光和袁同禮的信中説：“遷館事粗定後，即當從事編目，但非編目方針確定，則無從著手。鄙意宜自創中國之分類十進法，不能應用杜威原類，以強馭中國書籍，致陷於削趾適履之弊。”

　　“梁啟超實際上是把經史子集分類法與杜威分類法打通了，他採用杜威分類法的標記制度，再把類目改到符合中國的圖書。”程煥文介紹，“這種方法經過不斷改進，形成了我們今天的圖書館分類法。”

　　熊遠明説，梁啟超當年的主張，是國家圖書館領導全國圖書分類編目規則編訂工作的源頭。

余韻悠長

　　“現在我要做的事，在編兩部書：一是《中國圖書大辭典》，預備一年成功；二是《中國圖書索引》，預備五年成功。兩書成後，讀中國書真大大方便了。”

　　1927年1月26日，在給兒女們的信中，身體已不大好的梁啟超興致勃勃地講述著他新的雄心。他還特別強調要借此培養人才：“關於編這兩部書，我要放許多心血在裏頭才能成，尤其是頭一年訓練出能編纂的人才，非我親自出馬不可。”

　　事實上，在《中華圖書館協會成立演説辭》中，梁啟超就提到要培養圖書館管理人才，並提出圖書館和學校要密切結合：“我以為當推廣圖書館事業之先，有培養人才之必要。”而人才培養的辦法，“不能專靠一個光桿的圖書館學校，最好是有一個規模完整的圖書館，將學校附設其中，一面教以理論，一面從事實習。”

　　這或許是梁啟超帶領清華國學院學生從事《中國圖書大辭典》編纂工作的原因。

　　熊遠明介紹，梁啟超為這份工作付出了極大的熱情和心血，他親力親為，積極組織專業人員查資料，編卡片，並於每月月中向圖書館做書面彙報。

　　1927年6月，梁啟超給胡適的信中，説到對《中國圖書大辭典》的期望：“意欲使此書成後，凡承學之士欲研治某科之學，一展卷即能應其顧問，示以資料之所在，及其資料之種類與良窳，即一般涉覽者，亦如讀一部有新系統的《四庫提要》，諸學之門徑可得窺也。”

　　“雖然由於身體的原因，梁啟超後來沒能繼續完成《中國圖書大辭典》的編纂工作，但正由於初期在人才訓練方面的努力，有關思想原則和方法經驗得以有效地繼承和傳揚，並在以後《中國古籍善本總目》《民國時期總書目》等目錄的編纂工作中，不斷得以發揚光大。”熊遠明説。

　　程煥文介紹，梁啟超清華國學院的學生中，不少人在後來的歲月裏從事圖書館事業和目錄學研究，比如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部主任王庸，國立北平圖書館編纂謝國楨，蘭州甘肅學院圖書館主任兼教員司秋沄等等。

　　梁啟超曾對青年人提出希望，“對於外國圖書館學得有根柢之後，回頭再把中國這種目錄學（或用章學誠所定名詞叫他做校讎學）加以深造的研究，重新改造，一定能建設出一種‘中國的圖書館學’來。”

　　梁啟超次女梁思莊，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圖書館學，獲學士學位。程煥文説：“那時圖書館學在美國和加拿大興起的時間都不長，也不是顯學。梁思莊去讀這門學科，顯然是受了梁啟超思想的影響。”

　　後來，梁思莊成為著名的圖書館學家，一生致力於我國圖書館事業。

　　梁啟超一生酷愛讀書，他舉世聞名的書房“飲冰室”儼然一座小型圖書館。1929年1月，梁啟超去世。親屬遵照他的遺言，將其藏書全部移交國立北平圖書館。至今，這些書籍仍作為國家圖書館館藏的一部分，見證和陪伴著梁啟超曾傾注心血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