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啟民：我的駐外記者生涯——與廈大新聞系學生一席談

【開欄語】無論時代如何發展，總有一些文字溫暖我們，給我們力量，觸動我們的心房。新華社建社九十多年來，一代又一代新華人忠實履行喉舌、耳目、智庫職責，撰寫了一大批載入史冊的經典篇章。同時，新華人在履職之餘，也創作了一篇篇美文流傳。即日起，新華社客戶端讀書頻道特開設《新華文萃》欄目，精選新華社記者、編輯和新華社數萬員工（包括曾經的國社人）的“大作小品”，不定期刊發，以饗讀者。關注《新華文萃》，領略新華人“鐵肩擔道義，妙筆著文章”的家國情懷，感受他們的精彩人生，聽他們講述新聞報道之外的傳奇故事。

本期編發新華社高級記者陳啟民撰寫、新華出版社出版《八千里路雲和月：駐外記者隨想曲》一書中收錄的《我的駐外記者生涯——與廈大新聞系學生一席談》，看作者深情回憶如何改變“順著壟溝找豆包”的命運，聽作者生動講述4次駐外經歷中的種種驚心與窘境，成就與榮光。

我這一生，一路走來，可以説一步想不到，步步想不到：想不到能上中學，想不到能上大學，想不到學外語，想不到當記者，更想不到退休後當大學教授。父輩的想法是能讀幾年小學，會寫信算賬，不做睜眼瞎就算是造化了。這是“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人的典型經歷。

記得上大學的第一天，我給長我20歲的大姐寫信，問：像我們這樣的家庭出身，在新中國成立前有沒有上大學的可能？大姐的回答斬釘截鐵四個字——“絕無可能”。僅此四字就讓我抱定終身矢志跟隨共産黨，“雖九死其猶未悔”。所以，這一生除感恩父母生身，要感恩的只有黨。都説窮孩子只能“靠讀書改變命運”，但我知道，沒有新中國，我就沒有讀書上大學的機會，也就談不上“改變命運”——“順著壟溝找豆包”的命運。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今天的成就是個人奮鬥的結果，人到中年才明白，沒有新中國，沒有黨和人民的培養，根本就沒有個人奮鬥的土壤，哪還有資格論成敗？

我生在東北農村，自幼家境貧寒，春天拾糞，夏天除草，秋天趕磙子，冬天撿煤核。上小學買不起書本，上中學交不起學費，上大學拿不起伙食費。一路走來，全靠政府資助，不是免學費，就是發助學金。十年寒窗苦加上書店站讀，生吞活剝古今中外文學名著，才識得聖賢書，攢了點為人民服務的知識底子。

1960年考入黑龍江大學外語系。我在高考志願表上填的志願是清一色的中文系，壓根沒有外語。可不知為什麼偏偏被外語系錄取，而且是在中蘇交惡背景下極不被看好的俄語專業。為了端正專業思想和學習態度，我在內心裏很是掙扎了一陣子，最後似乎總算想明白了：“祖國需要就是自己的志願。”學習成績也從“名落孫山”追到“名列前茅”。

1964年大學畢業前，畢業生最關心的當然是畢業分配。那時沒有自由擇業這一説，畢業後幹什麼用不著自己操心，但不操心不等於不關心。要説沒有心儀的目標，那是假話，誰不想得到一個條件好、有前途的工作呢？對學外語的人來説，最高期望就是北京的“外”字部門：外交部、外貿部、對外文委、對外聯絡部等。但期望只藏在心裏，沒有人挂在嘴上，因為嘴上的口號是“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但絕不是空喊口號，真要被分配到農村或邊疆去，也會義無反顧地“打起背包就出發”，因為“服從祖國召喚”是不容討價還價的。

分配方案公佈，一看我的名字在新華社名下，與“外”字無緣，心裏頓時涼了半截。新華社？是公社嗎？不就是農村嗎？心想這也太慘了，憑我的學習成績和家庭出身怎麼會落到這個地步呢？我的情緒一落千丈，就差沒哇地一聲哭出來。是班裏年齡最大的一位同學及時指點迷津，才使我脫離苦海，轉悲為喜。那時我們學生只聽廣播不看報，也沒有報，所以讀書讀到大學畢業還不知新華社為何物。不光我不知道，家人和同在大學的女朋友乍一聽説我被分配到了新華社，也以為是到人民公社當知青。

能進國家通訊社，黨中央耳目喉舌機關工作，豈止是幸運，簡直是幸福！心裏想的只有“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絕不辜負組織的信任和黨的培養。但問題在於，對新聞工作不僅毫無準備，而且一無所知。

先是在對外部俄文組當翻譯。學俄文的做俄文翻譯，學以致用，專業對口，夫復何求？基本業務是中譯俄。坐到打字機前，見到辦公桌上的新聞稿，才體會到“書到用時方知少”。大學4年，全優成績畢業，只表明我學過俄語而已，根本不意味能勝任工作，一切須從頭開始，萬里長征還沒邁出第一步。

我意識到前路艱辛，開始日夜苦讀，廢寢忘食地鑽研俄語，提高俄譯漢水準。別人不願意上大夜班，我卻樂此不疲，因為這樣可以擠出更多的學習時間。如果上白班，我也要學習到深夜兩點以後才肯睡覺。每天我要把數十米長的塔斯社電傳稿從頭讀到尾，摘錄大量積極詞彙和句子。“文革”開始後“反修”文章多起來，我便潛心研讀《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史達林論社會主義問題》《政治經濟學》等俄文原版書籍，據説它們都是經語言大師史達林親手修訂的“經典著作”“俄文範本”，其中有關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論戰的語言文字是“不可超越的高峰”。

更有甚者，業務壓力大，政治“亞歷山大”，“文革”期間不僅“反修”文章多，“兩報一刊”的重頭文章更多，哪篇都要發，哪篇都要譯。因為我當時被推選為勤務組長，主管業務，重要文章的翻譯定稿工作都必須參加。雖然同俄文專家一道工作是最佳學習機會，但“政治把關”不僅責任大，壓力大，而且要求“站在階級鬥爭的高度”審視每一句話，每一個單詞。然而，“政治把關”豈能離開業務水準？所以，為了不致被“可能不突出政治的俄語專家”帶進陰溝裏，我也得“急用先學”，哪怕現買現賣。

1966年春組織決定派我去蘇聯留學。筆試、口試通過後，新華社人事局很有人情味地讓我回家探親，然後出國。沒想到，待我探親回來後，風雲突變，“文化大革命”爆發，赴蘇留學的事石沉大海。直到 1969年3月珍寶島武裝衝突後，中蘇關係跌入谷底。而我在一片“打倒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口號聲中，被派到莫斯科分社任常駐記者，從此開始了我的駐外記者生涯。

由於當時中蘇關係惡化到冰點，登上北京—莫斯科國際列車時，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回還”的悲壯感。一去就是6年。6年間經歷了蘇共24大、赫魯曉夫去世、尼克松訪蘇、“9·13”等重大事件，經歷了中蘇關係從戰爭邊緣到基本正常化起伏跌宕的演變過程，也加深了對蘇聯的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但漫長的6年基本是坐“冷板凳”。坐“冷板凳”是指被駐在國冷落，幾無外出採訪機會，並不是無事可做。相反，6年間從未在半夜1點前睡過覺，從未休過週末和節假日。看不完的報紙，發不完的參考報道，做不完的研究課題。駐在頭號敵對國家，承擔頭號壓力——從業務壓力到政治壓力，從精神壓力到體能壓力，真正意義的“革命加拼命”。記得蘇共24大期間，我一個人一個月內發稿10萬字，這還不算每天開車外出“跑關係，撈情況”，包括甩掉“尾巴”，與克格勃週旋。

1975年從蘇聯回國後，轉到國際部。先在蘇歐組當編輯，後到新成立的調研評論組。先後以晨曦、郭萍、季倫等多個筆名寫了大量國際述評、國際隨筆和國際雜文，散見於中央大報和地方晚報。1976年到1986年是我寫作精力最旺盛的十年，也是個人新聞生涯鼎盛的十年。但在政治氣氛令人窒息的情況下，不甘寂寞的我除了在工作上確保“不授人以柄”，不得不在業餘時間把精力投入“地下翻譯”。那時連出版社都沒有，翻譯絕不是為了出版，只為不虛度年華，不茍且偷生。後來譯著得以出版，實在是歪打正著，“無心插柳柳成蔭”。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如魚得水，無論新聞寫作還是文學翻譯，都進入高産階段，一時業內小有名氣。

1986年新聞界開始評定專業技術職稱，我有幸獲得正高級職稱。十年“成名”也付出了透支健康的巨大代價，大病一場，住院十月。這時我才悟出“名利本是身外物，唯有健康屬自己”的道理。所以我主動放棄可能升遷的機會，遠赴南部非洲，開始第二輪駐外記者生活。工作語言則由俄語轉為英語。

因為當年南非白人政權同中國台灣保持外交關係，分社設在鄰國波札那首都哈博羅內。雖然報道範圍包括南部非洲五國，其實90%的報道量在南非。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和90年代初南非人民反對白人種族隔離制度的鬥爭處於白熱化階段，而南非又是經濟和軍事上的非洲頭號強國。當我第一次踏上南非的土地，美麗的自然風光、現代化的城市建設、繁榮有序的市場令我震驚，與其他非洲國家相比是天壤之別。我不能不對南非白人政府的行政和經濟管理能力表示讚嘆，但種族主義和種族隔離制度無論如何在政治上是反動的，逆歷史潮流的。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南非的鬥爭是反對種族隔離和種族壓迫的階級鬥爭，不是反對外來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鬥爭的性質決定鬥爭的目標和矛盾的複雜性。

我經歷了釋放曼德拉從輿論造勢到走出監獄大門的全部過程，也是近距離見到曼德拉的第一位中國記者。他的傳奇經歷和人格魅力令人震撼和感動，我在報道中將他比作為南非黑人解放歷經磨難的耶穌並不過分。

遺憾的是，對南非的報道不僅受到當時政治關係、環境條件的限制，還受到技術手段的制約。分社發稿只能靠從當地電信局租用的電傳機，速度慢不説，還只能發英文，不能發中文。發中文稿要譯成四個數字一組的電碼才行，而譯電碼的時間是寫稿的好幾倍，根本無時效可言。至於我夫人照著電碼本一個字一個字地把漢字譯成數字電碼長達兩年半的辛苦，分社外無人知道。為了安裝傳真機提高發稿時效，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總社審批部門解釋什麼是傳真機、它與電傳機有什麼區別、為什麼傳真機比電傳機發稿既速度快又省錢（傳真機發一頁中文稿僅需40秒，電傳機發一頁中文電碼需要 10分鐘，而國際長途電訊的單位價格是一樣的—9美元 /1分鐘），而不是相反。這是20世紀90年代初的事情，今天聽起來是不是不可思議？

讓我深受刺激的還不止是電傳發稿。曼德拉走出羅本島監獄後訪問波札那，在哈博羅內體育場發表演説，幾十名外國記者現場採訪，包括我。南非記者和西方記者個個手持筆記型電腦和衛星線路傳輸機，當場寫稿當場發稿，而我連普通手機都沒有，電話傳稿都談不上，只能等散會後回分社憑記錄發稿。什麼時效、競爭，想都不要想。當時我對西方記者技術裝備的那份羨慕和無奈，只有衣衫襤褸的窮孩子眼巴巴看著富人家的孩子吃糖葫蘆時的心情可以相比。真是哭的心情都有。所以，駐外記者光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是搶不到新聞彩頭的，必須有現代化的技術裝備。可那時我們國家窮，國家通訊社更窮啊！

1989年到非洲總分社開會的最後一天，我急性腎炎發作，發燒便血。為了不驚動參加會議的社領導和眾多記者，我謊稱患了感冒，強挺著于當晚乘飛機到哈拉雷轉機。但落地後病情加重，走不了了。哈拉雷分社記者見狀，毫不猶豫地將我送到中國醫療隊安排住院。醫療隊來自湖南省，既有西醫又有中醫。他們立即為我輸血輸液，迅速控制住了病情，轉危為安。病情穩定後轉為中醫治療，醫師為我開了中藥方，但在非洲豈能買到中草藥？只好電告總社外事局從國內採購。總社領導聽説後高度重視，外事局通過最近直達航班將30服中藥及時寄到哈拉雷。總社還電告我夫人立即飛往哈拉雷照顧我。一個月後，我回到分社恢復工作。

回想起來，我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尤其要感謝非洲兄弟，因為輸入我體內的大量血漿是黑人兄弟捐獻給聯合國衛生組織血庫的，所以，我身上流著黑人的血。但歸根到底，我要感謝湖南醫療隊，感謝新華社，感謝祖國，感謝黨。

1986年第三次出國任非洲總分社社長兼首席記者，地點是肯亞首都內羅畢。總分社實際是新華社在非洲的地區編輯部，審發二十多個非洲英語國家的分社來稿。總分社家大業大，人多事雜，社長的責任不僅要抓業務，還要抓人事管理、行政管理、總分社建設、發展用戶、涉外事務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但當務之急是總分社20多人的安全保證。

當時內羅畢治安情況極其惡劣，刑事案件頻發，加上總分社駐地偏僻，周圍沒有街燈，一到晚上，漆黑一片。總分社連院墻都沒有，只有綠色藤蔓植物和灌木勾連的圍欄，擋動物尚可，擋人根本不行，所以發生過多起被盜事件。由於刑事犯罪日趨嚴重，總分社有些同事夜裏不敢踏實睡覺，影響白天工作，還有個別人整天鬧著裝護欄、安鐵門。安全問題已經到了影響正常工作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我權衡再三，覺得必須暫緩抓業務，集中精力保安全。我給總社打報告，申請築圍墻、安裝電網和電動鐵門的經費。獲得總社批准後，我趕緊找施工單位，白天黑夜抓“基建”。一晃半年過去，高達2.2米的紅磚圍墻和紅漆電動大門赫然矗立起來，當地人稱其為“中國長城”。有了“中國長城”，同事們總算可以安心吃飯，放心睡覺了，但個別人私欲膨脹，蠅營狗茍的事也冒出來了。那是另一個話題了。

墻內安全了，墻外依舊不安全，首當其衝的還是我，因為其他人晚上可以不外出，我不能不外出參加必要的外事活動。1987年盛夏一個讓人汗流浹背的晚上，我參加一個外事活動後搭乘中國公司的汽車回總分社。時間並不算晚，但8點鐘天黑得已經伸手不見五指，全靠汽車大燈照明。公司小夥子把我送到總分社大門前，就在我下車準備按門鈴的一剎那，一輛黑色轎車開著刺眼的大燈“喳”的一聲停在面前，車裏竄出兩個黑色彪形大漢，兩支手槍，一支對準我，另一支指向汽車裏的小夥子。我被示意坐回副駕駛座位，坐在方向盤後面的小夥子被示意坐到後排，一名黑人用手槍對著他，另一名手持匕首的黑人用手腕從後面卡住我的脖子，第三名黑人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坐在駕駛位置上，他扭轉方向盤，“嗖”的一聲就把汽車開進了夜的“黑洞”，另一輛汽車尾隨其後。這時我才發現，劫匪一共是4個人。我們被劫持了。

汽車在漆黑的夜裏狂奔。“此生休亦，”我想。但難道就這樣不明不白地送命不成？人到死時反倒不怕死了——這便是“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意思吧，出奇的冷靜挽救了我。我問“為什麼綁架我”，答稱“因為你是日本大老闆”。於是，我明白他們是衝著錢來的，但我身上真的沒帶錢，小夥子身上錢也不多。我以非常友好的語言向他們解釋了我們的身份和工作性質，答應給他們身上所有值錢的東西：現金、手錶、皮帶，還有汽車。在荒郊野外瘋狂奔跑了大約半個小時，汽車突然剎住，只聽背後一個低沉的聲音：“Get out。”我順從地推門下車，下意識地等待槍響。但槍沒有響，身後跟下來的是公司的小夥子。我拉起小夥子的手拼命奔跑，兩輛汽車則向相反的方向拼命奔跑。我們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荒野中跑跑停停、停停跑跑了將近2個小時，總算在無邊的黑夜裏發現了燈光——鬼使神差地跑到了內羅畢火車站。

説起來像是在講別人的故事，但駐外記者必須隨時準備面對生死考驗可不是説説而已，即使在和平時期的和平環境。

兩次常駐非洲讓我熱戀上了非洲這片熱土：從維多利亞瀑布到乞力馬扎羅山，從喬貝野生動物保護區到納庫魯火烈鳥天堂，從奧卡萬戈三角洲到馬賽馬拉野生動物園，從非洲大裂谷到塞席爾綠島風光，從大漠“伊甸園”到俾格米原始部落家園……人與自然“天人合一”，人與動物“和諧共生”，重返自然，遠離塵囂，返璞歸真，凈化靈魂——所有美好的體驗都令人感動。在這裡，感受人力的有限，也感受自然力的無限，感受生命的脆弱，更感受生命力的頑強。雖然我走遍歐美，見過無數繁華，但真正讓我魂牽夢繞的還是非洲：它一塵不染的大自然，它純凈的藍天白雲，它在熱帶雨林和仙人掌覆蓋下的紅土地以及能跑善獵、能歌善舞的大地之子——黑皮膚的“亞當”和“夏娃”。巴黎、羅馬看一次足矣，非洲的地貌和野生世界卻百看不厭。負面印象當然不是沒有，但只要想起這是世界最後一片凈土，我就對它只有愛和期待。

第四次出國是1988年8月任中亞分社社長兼首席記者，地址在哈薩克前首都阿拉木圖，主管中亞五國報道。於是，我又從英語地區回到俄語地區。與20世紀70年代相比，這裡已是另一個世界。蘇聯已經不復存在，蘇聯加盟共和國已然成為獨立國家。而在帝國廢墟上被迫獨立的中亞國家，不過是改了門面勉強支撐的舊體制構架，國民經濟只剩下被私有化掏空了的軀殼。

中亞國家雖是中國的近鄰，對中國的地緣戰略地位無比重要，但當時我們對中亞的狀況似乎並不了解。與此同時，新獨立的中亞國家對改革開放的中國幾乎一無所知，他們對中國的印象還停留在赫魯曉夫時代。我意識到記者的使命和橋梁作用。

總社領導給我下達的四大任務是：一要把整個中亞地區管起來；二要加強調研和參考報道；三要開拓新聞落地；四要培養年輕記者。可以無愧地説，這四大任務我都完成得不錯。5年內我走遍了中亞五國，全面報道了中亞政治、經濟、外交和相互關係等情況，真實反映了中亞各國的困窘和潛力，以及它們在俄、中、美三大力量制約下的戰略取向。這無疑對中國——中亞關係的定位和發展，對上海合作組織的形成提供了有價值的資訊。

為了讓中亞了解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巨大變化和成就，我克服重重阻力，策劃並組織數批中亞記者到中國參觀採訪，他們回國後撰寫的中國見聞和系列報道，使中亞人民對中國的觀念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我還帶領分社同事為近60家中亞新聞媒體和政府機構安裝了直接抄收新華社新聞的衛星線路接收裝置，使中國聲音在中亞發揮出劃時代的影響力。在完成大量日常公開和參考報道任務的同時，我還在哈薩克出版了用俄文撰寫的《中亞政治進程和地區安全》一書，受到哈薩克學者的高度評價，並被哈薩克國立大學聘為特邀教授。

在我40年的新聞生涯中，國內、國外差不多各佔一半。無論作為國際新聞編輯還是作為駐外記者，我都盡力做最好的自己。不敢説沒有遺憾，但敢説無愧黨和人民的培養；不敢説有多少成就，但敢説“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無論國內國外，無論天南地北，無論面對誘惑還是死亡，忠於祖國忠於黨永遠是我的生命之光。

【作者簡介】

陳啟民（曾用筆名晨曦），高級記者、教授、資深翻譯家、業餘作家。

1941年生於黑龍江省泰來縣，1964年畢業于黑龍江大學俄語系，同年進入新華通訊社直至2003年退休。歷任翻譯、駐外記者、編輯、編輯室主任、國際部編輯委員會編審、《新華每日電訊》副總編輯、非洲總分社社長。

從1969年到2003年先後被新華社派赴蘇聯、南部非洲、非洲總分社和中亞任常駐記者。

從1980年到2010年，先後被推薦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兼職教授、哈薩克國立大學特聘教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亞研究所特約高級研究員、廈門大學講座教授。

1985被評為中直機關先進工作者。1986年獲高級編輯專業職稱。2001年被中國譯協授予資深翻譯家證書。

從1976年到2003年的27年間，除日常報道外，以晨曦、紀倫、郭萍等筆名發表于中央和地方報刊的國際評論、綜述、隨筆等約300篇，多篇被收入新華社優秀新聞彙編，其中《變化中的世界》獲1994年《人民日報》全國優秀新聞獎。

主要譯作：《聖經故事集》《序幕》《如履薄冰》《歌德與浮士德》《托爾斯泰日記》《托爾斯泰夫人日記》《托爾斯泰長女回憶錄》《權力學》《蘇共野史》《雅科夫列夫訪談錄》等。

主要著作：俄文專著《中亞政治進程與區域安全》《國際新聞教程》《命運交響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