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趙蘭香夫婦與長子耿志深

耿直堅毅永保本色

“在大是大非面前，爺爺是毫不含糊的，眼睛看得清，腳跟立得穩，敢於為真理而鬥爭。在工作上，他是敢於負責的，為了黨和國家利益，完全置個人利益、甚至安危于度外。”大擔當必有大性情，耿巍深解爺爺“耿直堅毅”這個秉性是“與黨性共生的，是從炮火中磨礪來的”。

1969年5月，耿飚飛赴地拉那，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在任期內，漸漸地他發現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經濟與軍事援助“有求必允”換來的卻是他們的肆意浪費，耿飚非常難過。

經過痛楚的反思，耿飚認識到，像這樣“有求必允”的援助法，不但加重了我國的經濟負擔，而且對阿爾巴尼亞來説也無助於他們的發展。可是在當時國內極“左”思潮氾濫的情況下，誰敢説“歐洲社會主義明燈”的“壞話”?

身為一個外交官對國家的外交政策提出否定，是非常冒險的。經過反覆激烈的思想鬥爭，耿飚給當時外交部主管歐洲事務的副部長喬冠華寫了一封長信，如實地向國內反映真實情況，並耿直不諱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耿飚也做了最壞的打算，信如果落入江青等人的手裏，那他肯定會被扣上“反對國際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大帽子而被再關牛棚，甚至進監獄。但耿飚此時考慮最多的是大使的責任、共産黨員的擔當。

意見很快傳回國內，通過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轉到周總理手裏。總理非常重視，馬上向毛主席做了報告，毛澤東看了耿飚的信後，大加讚賞：“耿飚敢説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是個好大使。”有了主席的批示，江青等人沒敢找耿飚的麻煩。

後來李先念曾對耿飚説：“耿飚，你膽子真不小!你是第一個提出這種意見的人。”耿飚所提意見，最終被中央採納，中國援外工作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隨之有所改變。